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早年不学无术，吸食鸦片。

后来浪子回头，东渡日本留学，摇身一变成与袁世凯交好的金融巨子，叱咤风云。

杨毓璋唯一的遗憾是而立之年，膝下无子。

一天，他正在外谈事，忽闻妻子要生产，撂下生意，急跑回家。

正赶上婴儿第一声啼哭，有力而嘹亮，是个男丁。

这年杨毓璋35岁，1915年1月12日，是他与儿子杨宪益的第一次谋面。

屈原在《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杨毓璋喜出望外，儿子与屈原同在在庚寅日出生。

“好啊，将来恐怕也像屈原一样会是位文人学土吧！”

伴随这句预言，杨宪益日渐长大，这个富家少年不同于一般的商贾，他生而尊贵。

自会走路起，就穿上了袁世凯赠送的清廷黄马褂，在大公馆里过得是正统贵族生活。

5年后，杨毓璋突发恶疾去世，杨宪益被迫与童年一刀两断。

大家族的財产纷争将他搅了进去，穿着正式地替父出席董事会，叔叔们道貌岸然地在他面前瓜分遗产。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家底殷实的杨家走向败落，却一直到他大学毕业那年，才画上句点。

十二三岁时，杨宪益离开私塾学堂，进入法租界英国教会学校。

在这里，他真正接触了文学，如饥似渴，平均一天读完一部西方文学。

1931年，日本在华发动“九一八”事变，群情激愤。

杨宪益怒不可遏，放下手中书本，自费请来军官，组建一支学生队伍，每日在校操练。

16岁的少年，心怀祖国，热血浪漫。

1934 年，杨家沿袭留洋传统，将杨宪益送至伦敦求学。

“想去牛津还是剑桥读书？”

“哪一个更好？”

“牛津，更难进。”

“那我就去牛津。”

当时的留学生分三类：

一是自费生，多半是浪荡贵公子，挥霍无度，学习荒废；

二是庚款生，一心读书，不问国事；

三是国民党派来的“蓝衣党”，边读书，边监视其他中国留学生。

而杨宪益是自费生中，少有的佼佼者。

他在伦敦研读了五个月，就去参加牛津入学考试，顺利通过希腊文、拉丁文的专业笔试。

面试考官虽认定他是侥幸考过，却在面试中找不到任何破绽。

奈何，杨宪益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后因名额有限，他被延期一年入学。

牛津要求大一学生必须住校，这位贵公子深夜常徘徊在酒馆。为了躲避门禁，就常从人行道下的煤道溜进宿舍。

头两年，他通过希腊文、拉丁文专业考试，后两年在宣传抗战之余，攻读英国文学。

杨宪益虽然还是一副公子做派，但家道中落，排场远不如前。

大三时，家里已经很少寄钱来了，大四最后时期，彻底断炊，他只能卖书度日，熬到了毕业。

比学业更重要的是，他以学生身份，在异国他乡，身体力行地抗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杨宪益在牛津当选中国学会主席，宣传抗日，彼时在牛津读书的钱钟书、杨绛夫妇也参与其中。

与他针锋相对的正是日本学会主席板垣征四郎，该生的父亲正是策划九一八的核心人物。

多年前，他为反抗九一八暴行，在天津组织同学操练；多年后，他直面敌人的后代，只有愤恨。

为了让更多人认清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杨宪益四处演讲，反将日本学会的成员吸纳进来，声势浩大。

原本100多人的组织，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后来发展为上千人。

1940年，杨宪益拿到了牛津发放的毕业证，他的名字登上了《泰晤士报》。

哈佛也递来一份聘书，国内素未谋面的沈从文、吴宓，大力推荐他到西南联大担任古希腊和拉丁文老师。

一面是世界名校，一面是风雨飘摇的祖国。

几乎毫不犹豫，杨宪益选择了西南联大。

彼时，昆明刚被敌机轰炸，一片焦土，仿佛随时都会再来一场空袭。

母亲担忧他的安危，数次交涉无果，杨宪益只好折中去了重庆中央大学。

后来惊闻诗人闻一多在联大被杀，他还讽刺当局，幸而我没去联大，不然长得这么像，倘若杀错了，也不是没可能。

他在重庆的确度过了一段少有的安稳日子，还和妻子戴乃迭举行了婚礼。证婚人是赫赫有名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戴乃迭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女孩，第一次见面时，两人一见钟情。

杨宪益特地根据她的英文名，音译了“戴乃迭”这个美丽的中文名。

见惯了虚荣势利的英国贵族女孩，戴乃迭的真挚大方令他见之不忘。

同样的，风度翩翩的杨宪益让戴乃迭痴狂，为此，她忽略了一众王公贵族的示爱。

大学期间，杨宪益翻译的第一篇中国古典作品就是《离骚》，不为了纪念父亲的期望，只是想跟英国老师显摆一下中华文化的底蕴之深。

这篇优雅繁复的译文却将戴乃迭迷住了，她索性放弃在学的法国文学，攻读中国文学。

毕业时，戴乃迭成为牛津史上第一位中国文学毕业生。

1940年，她跟随杨宪益回国时，两人的结合，遭到传教士母亲极力反对。

这桩婚事甚至没有得到祝福，戴乃迭母亲只留下一句诅咒般的预言。

“你们的婚姻不会超过四年。”

戴乃迭享受在中国的生活，还为杨家诞下长子杨烨。

杨烨的混血长相，给他带来了诸多烦恼。他自知和其他同学不一样，良好的家庭教育却未让他对父母产生任何埋怨。

甚至，他常托腮望着母亲表白，“妈妈，你真漂亮。”

那种毫不吝惜地直白赞美，其实很英式。

同龄人的嘲弄伴随着杨烨成长，但他继承了父母的聪慧基因，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成绩优异的三好学生。

这个时期，戴乃迭与杨宪益的翻译工作也风生水起。

他们接手了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儒林外史》《白毛女》到《鲁迅全集》，广受国内外好评。

夫妇二人同心协力，举案齐眉，完成的高质量译作甚至被国外高校当作教学研究的蓝本。

这天，杨宪益接到外文出版社一项艰巨的任务，“翻译曹雪芹的全本《红楼梦》。”

这部无数学者竞折腰的文学巨著，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里面的谐音、暗示、隐喻更是不胜枚举，若要翻译出来，难度不可小觑。

两人都对此压力深重，却又隐隐透着一股喜悦。这份前无来者的工作，意义非同一般。

在真正开始翻译后，但凡遇到文化隔阂、难以读懂的地方，两人便不胜其烦地写下注解。

力求让英语国家看懂这部百年贾府兴衰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最隐秘的一部分。

最终，杨宪益、戴乃迭版《红楼梦》是西方最认可的英译本。

平静之下，暗潮涌动。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966年，风波到来，北京首当其冲。

杨宪益单位的两位领导率先“落马”，平日里儒雅持重的人，实在无可批驳。

罪名只好安上：好吃东西。

贴了满墙的“控诉状”，更像是一份美食地图，何时在何地吃了何物，连篇累牍地报道。

两位领导在敲锣打鼓中，转圈游街。

很快，杨宪益就由旁观者转换成了“当事人”。

他被揪到台上，和其他专家、知识分子站成一排，头埋得很低，胳膊反向背在后面，高高举起，接受质询。

杨宪益身体很灵活，别人做出这个动作往往扭曲痛苦，他几乎不费力。

后期，这种形式主义的审讯结束了，他被分配去扫厕所。

这位自小养尊处优的贵公子、驰名中外的大翻译家将公厕打扫得纤尘不染，甚至便池上的陈年积垢都无影无踪。

似乎，杨宪益很好地承受了一切莫须有的罪责，可他还是换上了轻微精神分裂症。

幻听、被害妄想，让他时时刻刻都觉得耳边有人要索他性命。

金发的戴乃迭比杨宪益更难生活，她从备受尊敬的翻译学者沦为了过街老鼠，走到路上都有人啐一口，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

儿子杨烨也并不好过，他以优异的成绩先后报考北大物理系、清华数学系，直到放榜那天也没等到录取通知。

最好只收到新建校的北京工业大学的入学通知，万念俱灰下，才知道“政审不过”。

为了显得与周围人一致，他主动抄家，掰坏了母亲戴乃迭的古典唱片，打碎了家里的古董花瓶。

他的里子是中国人，可那张混血的脸依旧让所有人自动对他，退避三舍。

毕业后，杨烨被分配到鄂城农机厂当一名普通技工，在这个闭塞的小城，他遭遇的厄运比以往更多。

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他写信让妹妹给他寄书。

悲剧就发生在这件事上，书籍中有一本摩斯密码手册，这成为举证杨家从事间谍活动的重要罪证。

一家子不堪重负，但这远远未到靴子落下的时刻。

1968年4月，预感到结局的杨宪益、戴乃迭在家开了瓶酒，把酒寻欢。

几个小时后，他和妻子戴乃迭分别被送往男子、女子监狱。

在监狱了，戴乃迭依旧保持优雅整洁，每天狱警送牢饭时，她都堂堂正正地喊一声：“谢谢。”

她在狱中最担忧的是三个孩子，被抓入狱时，他们夫妇甚至来不及给孩子安排一个妥当去处。

后来听说，孩子们都有人收留，吃住不愁，她才稍稍安心。

大兒子杨烨的确被收留了，在父母入狱后，他也被捕。

余下两个孩子，身无分文，流落农村。

1972年，杨宪益被叫出来拍照，狱友说：“你要被枪毙了。”

但是第二天，在一位领导跟他谈完话后，他被释放了。

“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

所以，狱中的伙食费以后慢慢从他工资扣除。

不久后，夫人戴乃迭也被释放，回到家后，当年二人对饮剩下的半瓶酒，还在桌上。

物是人非，一家团聚却发现长子杨烨精神异常，他开始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并不同父亲说话，在家只讲英文。

甚至“三闯”英国大使馆，要求回英国，最终又被捕。

释放回家后，杨烨更加自闭，戴乃迭无奈只得将他送往英国，寄住姨妈家。

1975年11月，在那里，杨烨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只是依旧少言寡语。

在和表兄妹打了一轮扑克后，杨烨独自上楼，几分钟后，他的房间传出一声巨响。

火光冲天，杨烨自焚了，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时年36岁。

在他的房间里，找到残存的手稿，上面写满了推演的数学公式，他本应该成为一位优秀的数学家。

而另一个88页笔记本上，是近乎印刷体的诗歌抄写，工整娟秀。

这里藏着杨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柔软敏感，才华横溢。

丧子后，戴乃迭精神崩溃，长期酗酒。

据说，杨宪益怒其不争，甚至打了爱妻一巴掌，只是仍未打醒借酒浇愁的悲伤母亲。

她和杨宪益的事业再度起步，他们做出了一套“熊猫丛书”，翻译了《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也收录了《芙蓉镇》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的文学作品。

只是杨烨像一道疤，永远刻在了她的心上。任何都不能在她面前提起杨烨。

一次，她和杨宪益前往英国做演讲，事故后，再度见到了妹妹。

当对方试图请她回家看看杨烨曾经自焚的房间时，戴乃迭冷酷地终止了谈话。

又一次，夫妇二人温情对饮，兴之所至，还欢快地唱起歌来。唱道《丹尼男孩》时，杨宪益掩面哭泣，“我真想我们儿子……”

戴乃迭拿起酒杯，也不接话，“喝酒，喝酒。”

她把悲伤埋在最深处，一旦撕裂，就是无法遏制的痛苦。

所以，晚年戴乃迭患了老年痴呆，她才一遍遍说出最心底的思念：“我的儿子呢？杨烨呢？”

患病后，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她的头发都白了，容颜也苍老了，在他心里，依旧是无暇的乃迭。

郁风去看望他们时，还为她画了一幅肖像画，题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与世长辞。

此后，这幅肖像画就挂在杨宪益书桌旁，他不再外出，宁愿在家与亡妻对坐。

杨家客厅有一面大书柜，到了晚年几乎送空了。

每次有客人来，他就指着书柜，告诉人家，有什么喜欢的，都可以拿走。

大批古董藏书，尽数被拿走。甚至翻遍家里，都找不到一本他和妻子的译作。

出版社特意送他几本，留下珍藏，可他转头又大方送人了。

“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无比孤独，他不再接翻译工作，也关上了对外界敞开的大门。

他们这段原本被预言，不超过四年的婚姻，在经过如此跌宕起伏发一生后，相濡以沫到了最后。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恨不能与爱人同往，这是一位耄耋老人能说的最好情话。

杨宪益出生那天，母亲梦到一只白虎，跃入怀中。

算命先生解释：既凶又吉。男婴将是家中唯一子嗣，克父伤子；历尽磨难后，也会成就一番大事业，荣耀门楣。

后来，纵观杨宪益的一生，5岁丧父，64岁丧子，入狱4年又被释放。

一生翻译过上百部中国文学，累计1000多万字，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这样看来，“那位算命先生的推算，大致不差。”

所以笃信命理的香港，给他的自传取名《白虎星照命》。

杨宪益是那个时代文人的缩影，他少年时荒唐的激昂浪漫，中年后的坎坷勤恳，都浓缩在自传里那句“我今年85岁。”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杨宪益、戴乃迭复杂悲欢的一生，正像夫妇二人的代表作《红楼梦》，极致浪漫成就传奇。

2009年11月23日，在度过了没有戴乃迭的十年岁月后，杨宪益辞世。

翻譯界的一颗明星陨落了，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在天上又圆满了。

（来源：凤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