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

[摘   要]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轴两翼”的结构体系，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是“轴心”，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构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条件之翼”，而人的劳动活动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构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外在条件之翼”。为了更好地认识与把握人的全面发展，需要遵循两大基本的研究方法论：从历史的过程性的观点看待人的全面发展、从全球化的高度来把握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应该在秉承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牢牢掌握“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总体价值目标在现阶段面临的阶段性目标任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时代意蕴;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9）02-0043-07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的当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重要一环的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显得尤为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这一主题已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问题、主体认定、发展内涵、实现条件、路径选择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要把这一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需要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基本结构、研究方法论等基础理论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同时要切中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所具有的新时代意蕴。

一、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P123）。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所确立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价值底蕴的总体阐释。而根据人的发展的不同侧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完整把握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

（一）人的劳动活动的全面发展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从事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人，而且人也是在实践活动中实现自身的发展，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形式，所以劳动活动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重要方面。要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得使劳动活动真正成为合乎人性的属人的活动，而不是降格到异化状态的消极被动式活动。这种人的劳动活动一定是克服异化的、自由创造的、展现自由个性的属人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劳动活动的异化，其根源主要在于生产中的旧式分工。只要这种分工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自愿的，那么人的劳动活动对人来说就会成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统治人的力量，这样一股异己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强制和控制着人，本来应当作为劳动活动掌控者的人反而只能默默忍受它的无情压榨。

正是在这样僵化的预先规定好的旧式分工框架下，人的劳动活动被严格固定化、机械模式化，每个人的发展完全被牢牢限制在一个特殊的活动范围之内。“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2]（P37）这样的旧式分工体系显然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分工形式，在这样的旧式分工框架下，人的发展必然是消极被动的、片面的，而不可能有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们才真正按照自身的个性特征、兴趣爱好和知识经验储备自主选择性地开展具有自由个性的劳动活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行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社会生产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人们就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可以在尽可能多的产业领域内发展锻炼，从而不断提高自己多方面的才能才艺，以此为基础来实现其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P37）。

（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

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这里的能力是指人的肉体能力和精神能力的总和，最主要的就是人的劳动能力。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人的劳动能力就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3]（P190）。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实质就是人的体力、智力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全面发展，而且是在人与自然对象性活动中不断形成与发展的。人的能力还有一个潜在能力与现实能力的区分，正是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有潜在能力向现实能力的转换，并通过这个转换过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才成为“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4]（P927）。在那个时候，随着人自身主体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共同的生产能力必将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财富，人的各方面才能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展现，社会中的人将不再是偶然的、片面的人，而成为有自由个性的、完整的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3]（P535）。

（三）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

人的素质是人的能力的基础，人的能力是人的素质的表现。素质中的“质”是与“量”相对应的，也就是人的素质强調的是质量、品质，而不是数量。素质中的“素”有向来如此、一贯如此之意，也就是这里强调的品质与质量不是一时的，而是向来如此、一贯如此的品质与质量，即相对稳定的品质与质量。人的素质就是人的相对稳定的品质与质量。人的质量往往又要通过人的活动及其生产的劳动产品的质量来体现，这样人的素质就可以转换为人从事某项活动的条件。人有没有某方面素质就看人是否具备从事某种活动的条件。人与一般动物不同，人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与精神存在物的统一体，所以人的素质主要包括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与精神素质，从事着认识与改造自然客体、社会客体与精神客体的三种实践活动。在这三种基本属性中，人的自然属性与精神属性都会受到其社会属性的制约，因此，人的社会属性处于主导性的地位，人在根本意义上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最根本素质就是社会素质。

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当具备全面发展的素质，人的全面发展就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最充分的展现与确证，也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能动性活动得以实现，就是要求人具备自由自觉的能动性活动得以实现的条件。在自然素质的层面，就是要求人自身的生理状态要能满足劳动实践活动得以高效率运行的开展。在社会素质层面，就要求人能够摆脱物化关系的束缚，真正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人，自觉参与各项劳动实践活动，并能对人自身的主体性进行控制，使人类实践活动最大程度为人类整体谋福利而不是制造灾难。在精神素质层面，就是要求人在认识与改造世界过程中表现出的精神文化的创造性素质，正是因为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创造性，人类改造自然、社会与自身的能力才能不断地提升，人类社会才能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发展。全面发展的社会需要创造性，全面发展的人也需要创造性。

（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

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从哲学上对“人”进行规定至少可以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从人与动物的区分来规定“人”（这是“类”的维度）。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动物就在于人具有“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能动性的活动。正是因为自由自觉的能动性活动，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得到确证。第二，从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区分来规定“人”（这是“现实社会”的维度）。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只有从社会关系总和的高度才能真正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使人真正成为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存在物，而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范畴规定性。第三，从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区分来规定“人”（这是“个体”的维度）。正是每个个体的“独特性”，才使个体之成为独特个体的内在根据，才把个人与他人、社会区别开来。人的个性也相应地体现为三个方面：作为个人相对于世界万物独特的主体倾向性（类的层次）;作为一定社会团体成员的个人所具有的特定社会特征（现实社会的层次）;作为个人相对于其他人或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性（个体的层次）。

人的个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与发展的，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就体现在人的类特性、社会特性及个体特性三方面的全面发展。人的类特性的全面发展就是指在实践活动中人的自由自觉能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充分展现;人的社会特性的全面发展意味着在扬弃私有财产和旧式分工的条件下，个人形成全面而丰富的社会关系并在其中获得全面发展，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也达到丰富完整的理想状态;人的个体特性的全面发展就是指个人的身心都得到充分发展，个人的需要、感觉、精神道德观念、审美意识等也获得了全面而深刻并且富有自由个性特征的发展。一方面，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一定社会客观条件的支持，这些社会客观条件只是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只有借助于运用这些条件的“合理的”社会形式，才能“现实地”推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如新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个性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但这些社会客观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只是表现出对人的一种异己的敌对的统治人的一种力量，不仅没有推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反而成了促使“人的异化”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也不能忽视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同样的社会客观条件下，不同主体的个性发展程度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程度不同有关。

（五）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人的发展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P120）。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因此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是人的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尺。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就是指个人真正摆脱了以往旧式分工、民族、地域等的限制，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全方位的社会联系;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全面生成与发展，人的社会关系获得开放、丰富、深度的发展，人们能够真正克服种种不合理社会关系束缚对人自身发展带来的限制，由此人的发展进入到了更广更深的自由空间。正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普遍性交往的不断加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去地域性的个人发展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

在资本社会形态下，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推进，个人获得了比以往更大的发展空间，但由于资本的双重效应，人只是在一种“物化”的片面的意义上获得了发展。物化的社会关系虽然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同时也对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将在全面展开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2]（P79）。只有在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并且每个人都能够自觉地驾驭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时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真正成为可能，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5]（P491）。

二、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轴两翼”结构及其研究方法论

（一）人的全面發展的“一轴两翼”结构

人的全面发展的五个方面基本内容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彼此割裂开来的。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结构体系中的“轴心”，处于最高层次的目标维度，人的全面发展的其他四个方面内容都是围绕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这个“轴心”展开的，都是从不同侧面服务于人的个性全面发展这个终极目标。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求人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全面占有，并从这种占有中充分展现人的自由个性的一种人的发展状态，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集中体现，是人的发展状态的最高阶段。因此，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根本上就是要充分展现人的“自由个性”，抓住了人的自由个性这个根本“轴心”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又会受到一定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其中的主观条件（即影响人的发展的内在条件）包括人的能力的发展和人的素质的发展， 其中的客观条件（即影响人的发展的外部条件）就涉及人的劳动活动的发展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这样人的全面发展就形成了一个“一轴两翼”结构体系，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是“轴心”，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条件之翼”，而人的劳动活动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外在条件之翼”。一方面，“轴心”是最高层次，两翼是为了实现这个“轴心”目标必须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两翼”作为条件之维也决定着“轴心”发展的程度与状态，“两翼”之间也只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能更好地实现“轴心”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方法论

1.从历史的过程性的观点看待人的全面发展。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人们容易陷入两种极端误区。一是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终极目标，认为这只是信仰层面的理想目标，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遥远的梦”;一是把人的全面发展拉回到现实，用这种理想目标来审视现实，由此经常性地对现实予以道义上的指责。这两种观点都是一种非历史的、非过程性地看待人的全面发展的思维形式。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这两者不是割裂开来的。理想的目标就是贯穿于发展的现实之中，并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来实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的发展所蕴含的具体内容及其达到的水平是不同的。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彻底解放，这是社会历史长期发展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人类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通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的阶梯，正是在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人的发展实现了从不自由到自由、从片面到全面的跃迁。马克思曾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5]（P104）

要按照历史的过程性的观点看待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既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高度抽象化而束之高阁，从而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成“乌托邦”;又不能盲目参照理想目标而对现实生活一味地批判与指责。人的全面发展必须看作“过程的集合体”，一方面，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进步，人的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方向迈进的;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也会不断地修订或深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不管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认识层面，我们通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前进中充满着曲折，整个过程具有无限反复性。第二，要正确处理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目标与阶段性目标之间的关系。离开了这个总体的目标指向，人的发展就会失去范导性的方向盘。但是，这个总体的社会发展目标又是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来实现的，这些阶段性目标不是通过抽象的观念设计出来的，而是立足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现实实践提出来的。不同的阶段人类实践面临的问题不同，要实现的目标就会不同;同一个阶段不同的国家、民族由于自身的情况不同也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与任务。因此，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立足现实，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制定、落实科学的阶段性目标，向下一个阶段新的目标迈进。

2.要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待人的全面发展。经典作家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往往是在世界历史视域中谈的，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照下探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这是探讨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在马克思视域中，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劳动实践在时空中不断展开的发展史，随着世界历史不断向纵深推进，社会中的人必然也会获得不同层面的发展。“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P4）当环境决定人，人是活动的，人在自己活动中接受（承受）前人活动的结果（环境），这个活动同时在改变前一代人活动留下来的，这个改变就是对环境的创造。这里人的活动不是理论活动，而是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交织在一起的感性实践活动，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时刻都在进行着的感性实践活动。正因为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是一致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实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

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有赖于世界历史性的交往，即“普遍交往”。首先，只有普遍交往，人的發展才可能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人的发展程度不仅受社会关系的制约，还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如果一个国家、民族长期缺乏普遍交往，处于封闭、孤立的状况，一直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围，那么这个国家、民族很难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的实践活动也只能仅仅停留在生存层面，根本就无从谈起“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2]（P507）。其次，只有普遍交往才能真正克服狭隘的地域性民族性个人的局限。这种地域性民族性个人由于长期受到交往的闭塞性、视野的狭窄性、观念的传统性的限制，其很难实现真正的发展。要冲破这种地域性民族性的限制，只有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后，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充分利用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来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随着普遍交往的不断扩展，全球性的文化生产与消费链条得以形成，人们就能真正实现“全球文明成果共享”，从而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既高度肯定了普遍交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正面推进作用，又对其可能的负面效应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社会联系越广泛，人所受到的制约也可能会越强大。“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6]（P89）。世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世界市场、国际分工都是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推动的，都是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辑，都必然会带来人的发展的片面化、标准化、压迫化，都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这种资本全球化给人的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关键是如何驾驭、控制并利用资本，但是单独的个人在这强大的资本力量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诉诸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

在全球化不断加剧的现时代，我们研究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引入全球化的维度。全球化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具有多重角色，每一重角色都对人的全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作为时代背景的全球化。在这个层面上，全球化意味着整个世界是一个联系之网，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这个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网结。不管是考察一个國家或民族的发展，还是考察人的发展，都应当把全球化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的参照系。其次，作为社会发展内在要素的全球化。全球化不再只是一个外在变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内生变量。既然全球化已经作为内生变量嵌入社会巨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那么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以及人的发展都必然具有全球化的内在规定性，不能把全球化仅仅看作是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发展问题的提出必然是国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全球化的内在规定性必然贯穿人的发展问题的始终。最后，作为发展工具和手段的全球化。全球化作为工具和手段，一方面能拓展人的发展空间、发展平台和发展机遇，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全球性的科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为人的自我超越、开拓创新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全球化的发展也为人的能力与素质的提升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会给人的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全球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会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全球性的西方文化渗透会给发展中国家民众带来巨大的价值观冲突，全球性的网络式生活方式将可能会引发人自身的心灵危机。

三、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意蕴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历史阶段会面临不同的发展任务。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7]（P10）。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厘清如何在秉承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认识并把握“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总体价值目标在当代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只有找准了阶段性的问题任务，“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7]（P10）。但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存在着三大突出问题，这三大问题都制约人的全面发展。一是从人与自然关系来看，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生态环境恶化，雾霾在我国大范围频发，人民群众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下降;二是从人与社会关系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贫富分化突出，道德水准滑坡厉害，社会不平等不公平现象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三是从人与自身关系来看，随着社会转型向纵深推进，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加剧，造成一部分人出现心理失衡甚至心灵扭曲，心灵危机不断加剧。

正是基于对这些突出问题的深刻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8]（P3）“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8]（P6）。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P23）。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践行和发展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伟大实践。人的全面发展在当代中国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意蕴。它包括所有个人在生活上的富足、精神上的富有和体魄上的强健;包括所有个人在法律界限内对权利的行使、对责任的担当、对文明的遵循和对法治的敬畏;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由此可见，人的全面发展是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发展，这也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为内容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宗旨、目的、基本内涵和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杨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