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传会

皮村，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全村两万多人口，农民工占了十之八九。一位农民工告诉我：“刚进城，我们住在三环，后来三环繁华了，房租太贵，就搬到四环;再后来，四环繁华了，又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了，我们却不断被边缘化……”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掀起了城市化大潮，无数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城市化的过程，也是文化冲击的过程。旧的身份角色失去了，新的身份角色却未确立，彷徨、奋斗、追寻……构成了一个精神变迁的过程。

六年前，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我曾經在皮村采访了两天，它给我的印象是拥挤、嘈杂，却又带着几分生气。如今六年过去，皮村有哪些变化？当年结识的那些质朴且有追求的农民工，生活得还好吗？我决定再访皮村。

一进村口，在依然嘈杂和拥挤的氛围中，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鼻而来。

我在皮村的“老朋友”孙恒在“工友之家”等我，除了略显老成了些，几乎没什么变化。久未相见，我们言谈甚欢。

我问：“你们的打工青年艺术团，现在还演出吗？”

“演，每年都有几十场演出。”孙恒顿了顿又郑重告诉我：“黄老师，我们打工青年艺术团，现在已改名新工人艺术团了。”

“哦？”我一听来了兴趣，“为什么要改为‘新工人？”

孙恒说： “别看是一个称呼，其实关乎我们的身份呢。”

我追问：“怎么讲？”

孙恒滔滔不绝起来：“过去，社会上都习惯叫我们‘打工者，这是指我们是一群被雇佣的劳动者，而‘新工人则有了主体性的含义，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其次，‘新工人是我们一种自觉的诉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

从孙恒的话中，我咀嚼出了个中意味：他们已不仅仅是“新一代农民”，他们正在向“新一代工人”嬗变;他们已不满足于做“城市边缘人”，他们渴望进入城市主流社会，甚至成为“新北京人”。

“2016打工春晚”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拉开帷幕。

这是一顿由打工者自己主勺烹饪、表达打工群体在一年辛勤劳作中的酸甜苦辣的劳动文化大餐;舞台上的主人是广大平凡的劳动者，劳动不仅创造财富，也创造充满真情实感的艺术。

孙恒的保留节目是演唱《打工、打工，最光荣》：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

高楼大厦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

脏苦累活儿是我们干，堂堂正正做人

——凭力气来吃饭！

在这个属于打工者的夜晚，孙恒激情澎湃。

1998年，孙恒告别家乡，成了一名流浪歌手。尽管他全身心地投入，却越唱越迷茫。六年前，他同我聊天时，曾倾诉过当初的苦闷：“我的生活经常被负面主宰，思想经常处于无力、焦虑和痛苦的状态。觉得活着很压抑，觉得对未来、对人生没什么把握……”

一次偶然机会，孙恒到一个建筑工地待了三天。晚上，他在逼仄的工棚里为工友们唱歌，唱一些老歌，也唱自己编的歌谣。工友们连工装都来不及脱，手里端着饭盆，两眼盯着他，那种目光与在地铁站演唱时路人的目光有天壤之别，孙恒突然明白了，这里才是他唱歌的地方。

同吃同住，听工友们讲打工史，讲乡愁，讲婚恋，讲艰辛与憧憬。孙恒觉得自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还专门为一位叫阿彪的工友写了一首歌《彪哥》，台下的阿彪听得泪流满面：

认识你的时候，已是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

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

每天起早贪黑，你说你感到特别的累，

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少一家安稳的生活……

其时，孙恒结识了王德志、许多、姜国良。来自内蒙古科尔沁的王德志，是怀着学相声、当明星、上春晚的梦想来到北京的;许多高中毕业后，在舅舅的模具厂干过，还当过协警，他觉得“自己是家乡当中的一只鸟，就是要挣脱这片林子、这张网;飞出来了，来到北京”;而姜国良“从电视、电影里看到外面的世界，跟家里的世界不一样，就想出去看看，去挣钱”。四个都喜欢文艺、都怀着青春梦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惺惺相惜，志存高远。他们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为使组织和演出合法化，2005年7月，他们又向民政部门注册了“工友之家”机构，孙恒出任总干事。

歌曲《想起那一年》《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电梯姑娘》等，相声《漂》，还有小品《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艺术团唱的说的演的都是熟悉的生活，只要工友们喜欢就行。

这些年来，“工友之家”在皮村建立了社区活动中心，设有法律咨询、维权热线、女工小组、文学小组、舞蹈班等。它要给工友一个聚会的地方，给他们一种家的温暖。

来自河北吴桥的工友郭福来，每到周日晚上，都会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听高校的志愿者老师讲课。同时，他又会按照老师的要求，将自己的生活写成作品。

郭福来的那篇《思念妻子的一封信》感动了身旁许多工友：

小英，你听说过“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吗？咱们可以把思念打成包装，放进背囊。到老了，不能再打工时，咱们运回老家。坐在自家的土炕头上，一点点打开，重温今天分居时的思念，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而今，创作已成为郭福来的一种生活习惯，周一、周二构思，周三、周四写作，周五、周六修改，周日晚与大家交流。因为有了这个文学小组，因为有了文学，郭福来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个体的尊严。

艺术团在演出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打工文化的重要性。

再次相逢时，孙恒说：“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孤零零的。做了这些事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自己也是工人群体中的一分子，负面的情绪慢慢消失，逐渐从摇滚歌手的个人宣泄转变到为劳动者歌唱，也更自信了、更有方向了。”

自2009年以来，“工友之家”发起并举办了四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来自深圳、广州、重庆、香港、北京等地的劳工代表和打工诗人、民谣歌手、民众戏剧爱好者、媒体、学术界以及皮村社区居民，汇集在皮村。在艺术节期间举办的“劳动文化论坛”上，打工“艺术家”们更是旗帜鲜明地宣告：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

请听听他们的声音：

打工文学可以作为一种利器，反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一些知识分子躲在高楼大厦写作，他们不关心底层社会，由此不能代表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文学可能是粗糙的，但却是我们自己的。

劳动文化一定是靠我们自己来创造的，要通过自己的讲述、自己的拍摄、自己的歌唱来发展自己的文化，来建立自己的文化。

孙恒对我说：“现在我们艺术团的活动和创作在文化与价值观上已经有自觉性了。它不再是个体的自娱自乐，目标也非常清楚，就是要承载工人群体的文化，倡导劳动文化，要帮助工人和劳动群体寻得文化上的寄托。”

我与孙恒经过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几位学生欢快地从校园里跑出。

孙恒问我：“还记得沈金花吗？”

我说：“那个‘女娃校长？记得。”

走进校园，沈金花迎了过来。六年不见，“女娃校长”显得更加干练了。

我有点惊讶：“没想到你还坚守在这里？”

沈金花说：“只要学校存在一天，我们就坚守一天。”

“工友之家”进驻皮村后，孙恒发现到处都是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在游荡。原来，皮村成为农民工集聚地后，他们的子女也伴随而来。当时打工子女入学“门槛”多，许多孩子无法上学。孙恒的眉心蹙在了一起，他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道教育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打工子女也应该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当时，沈金花在中华女子学院读大四，正在“工友之家”做志愿者。有一天，孙恒告诉她，“工友之家”准备办一所打工子女学校，鼓动她留下来。沈金花疑惑地说：“我自己还是个学生呢，如何办得了学校？”孙恒说：“你不是学社会学的吗？现在社会需要这样一所学校，在这里你会大有作为的。”或许是被这段话触动，沈金花真的留下来了。因为有了这所学校，皮村和周边的七八百个打工子女重返校园。

这些孩子有的从小随父母进城，有的就在北京出生，从少不更事起，他们便被自己的身份所困扰。同心实验学校把“爱”放在教育的第一位，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自信地成长。一位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每天清晨一走进校园，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这里没有歧视的目光，只有温暖的眼神。在这里，我时时感到被重视、被关爱，我不会因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农民工而自卑……”沈金花觉得这是孩子们给学校的最高奖赏。

近些年，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已经有所改善，我没想到同心实验学校还保留了下来。

沈金花看出我的疑惑，说：“打工子女上公办学校是有条件的，要办齐了好几个证才行。那些刚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孩子还是无法上学，我们把自己的行为看成是一种‘教育救急。”

“听说有机会可以当公务员，也可以到香港继续读研究生，你为什么选择了坚守？”我问。

沈金花沉吟了片刻，说：“第一，如果我觉得做一件事是有价值的，就会很有动力;第二，如果身旁有了共同追求的人，而且越来越多，就会感觉很好;第三，如果我们有一个内心想过的生活，如果我们有一种向往，很多人在为之努力，那么我自己也需要付出努力。”

一旁的孙恒插话道：“同心实验学校三年前被关闭风潮困扰过，虽然侥幸生存下来，但估计来日不长，因为周围村庄快被拆迁完了，只剩下一个皮村了。虽然如此，‘工友之家活动中心天天开门，各种活动照常进行。我以为经验可以积累，学校也许会关门，但我们的办学经验还在;物质的皮村也许会消失，但皮村精神还在。”

离学校不远便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是全国第一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我又一次走进这个简陋、寒酸却又发人深思的博物馆。

墙上的一条横幅，挽住了我的脚步：“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真实生活的记录;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内心世界的反映;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为中国经济发展所作出贡献的证明……

广东一位打工妹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着名字和年龄，背后印着工厂严酷而又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时间不得上厕所。

一个烤羊肉串的铁架子，记录着一位工友的打工史：1992年他来北京，在颐和园门口以烤羊肉串为生。1994年，铁架子被城管没收，他托人用两百元赎了回来。后来，他卖过水果、卖过煎饼，当过送报员……

一张照片里，几位建筑工在耸入半空的脚手架上，自豪地打出大标语：我们是城市的建设者！

那是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打工青年艺术团结束了在一个工地的演出，孙恒、王德志他们挤在一辆借来的破面包车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改革开放都快三十年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听到的大多是精英和资本的话语，很少有我们打工者的声音。”

“应该建一个打工博物馆，把打工者的历史记录下来，陈列出来。”

“我们不单单是为了记录和陈列，更是为了促进我们的思考和进步！”

2008年5月1日，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落成。记得第一次参观博物馆时，我的心为之一震，我在这里体会到了他们的辛勤和甘苦、期颐和盼望，他们用打工者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保存了其困惑、不安和认知。

在展柜里，我从各式各样的证件中，发现了王德志当年的暂住证和务工证，照片已经微微发黄，充满着一种沧桑感。

我笑说：“十五年前，你看上去像是一名童工。”王德志苦笑了一下：“可不是吗？那时候我才十七岁，属于未成年人。”

重访旧地，我注意到，博物馆增加了新内容：新工人的文化和实践。

与六年前相比，我发现眼前的这几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年轻人，变得成熟了。

他们当中酷爱摇滚乐的有许多，对摇滚乐本身有了自己的思考：“摇滚可以很感性地表达一种愤怒，但是时间长了，愤怒也就被稀释掉了，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愤怒了。”

姜国良说：“我最初理解的文化就是上学，学文化。现在理解的文化是人的行为。”

王德志则对我说：“刚开始一位志愿者组织我们学习马列，我觉得很惊讶，都什么年代了，还学习马列？我们学习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马列竟然是如此通俗，离我们如此之近。这是一本让我‘发家的书，让我彻底改变自己。从那以后我和大家一起做事，义无反顾。”

这次来，我听说三年前“工友之家”在平谷创建了一个“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又称工人大学）。便问孙恒：“怎么想起要办这所‘工人大学？”

孙恒说：“我们在为工友们提供公益服务时发现，一些年轻人上完高中或初中就匆匆走入社会，进入社会后发觉自己最缺的是就业技能。‘工人大学的培训和食宿全免费，志愿者为学员讲授电脑维修、平面设计、合作沟通等实用技能。到现在已开班十二期，两百余名学员凭着学到的新技能，找到了新的工作。”

我感慨地问道：“你觉得靠你们的力量还能做多大？走多远？”

孙恒充满信心地说：“心有多大就能做多大，眼望多远就能走多远！”

夜幕降臨了。许多穿着工装的工友匆匆赶到“工友之家”，创业培训、法律咨询、女工小组、文学小组、舞蹈班，“工友之家”又开始一如往日地热闹、忙碌起来……

如果说，我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近三百年的城市化演变历程，那么，从农民工到新工人，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让广大农民不断从现代化发展中得到实际利益，而不是成为现代化的被遗弃者，应是我们城市化成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