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原昭

拉神供奉盒

乔林款竹根雕刻兰亭修禊图笔筒清 故宫博物院藏

“瓶碗官窑亦恒见，笔筒一握见殊常。宣和书画曾经伴，南渡兵戈幸未亡。火气全消文气蔚，今人如挹古人芳。不安铜胆插花卉，拈笔吟当字字香。”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一天，7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心情甚好，看到书案上的一只官窑粉青笔筒，紫口铁足，釉面莹润，底足修胎规矩，施酱釉，颇有宋瓷的风采，不免发思古之幽情，御题上述七言诗一首，事后还将其錾刻在笔筒的底部。1989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的“宋官窑特展”上，受乾隆御诗影响，这只笔筒的年代被标注为“北宋”。事实上，这只笔筒是清雍正时期的物件。

不知道乾隆爷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不懂，其实笔筒出现的年代是比较晚的，大约要到明嘉靖以后。万历朝文人屠隆所著的《考槃余事》中记载，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同时期的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记载，笔筒以“湘竹、栟榈（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这是关于笔筒的早期记录，在此之前的嘉靖朝曾出现笔筒的雏形，不过其形制与现在的笔筒大相径庭，它们呈鼓形，鼓面上有三或四个圆形孔，顶多只能算作笔插，在文人眼里，这件器物实在不够雅观，所以才催生了笔筒的出现。

树椿型笔筒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黑漆镶文竹人物纹方笔筒清 故宫博物院藏

竹制刻花笔筒

竹雕庭园人物图笔筒 清

文人皇室皆賞玩

笔筒，顾名思义则知其形为筒状。目前所见最早的笔筒是明代中期由嘉定刻竹名家朱松邻所刻的“松鹤纹竹笔筒”。这只笔筒用形状奇特的老竹雕成一截布满鳞纹瘿节的老松巨干，老松延伸的枝杈松针茂盛，松间一对仙鹤引颈相对，寓意“松鹤延年”。而在松皮脱落的树干上，作者雕了五行阴文，说明雕制缘由，并落款“松邻朱鹤”。这只笔筒因材取势，构思巧妙，书法有晋唐风韵，实为难得的艺术瑰宝。

这件艺术珍品反映了当时的风尚。当时正处明末，因政权不稳，文人厌恶政治，逃避现实，崇尚博雅清玩，讲究在赏玩高品位的器物中寻求古趣、雅趣和乐趣。于是，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笔筒开始进入他们的视野。正如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所言：“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流风所及，很多文人亲自下场操刀，工匠亦穷极工巧，把笔筒玩出了新高度。

最先引领风尚的自然是文人笔筒。这一类笔筒讲究含蓄质朴之美，大多追求朴素的自然美和文人气质相结合，取材以竹、木为主，或素或花，因势而为，体现出清淡明朗、秀美野逸的风格。如清代中期的一只竹雕白菜圆笔筒，通体纤巧，以减地浮雕法在筒壁雕一棵侧倾的白菜，叶片翻卷，又用阴刻之法刻画了虫蛀痕迹及叶筋脉络等。物象虽简，但神完气足。

文人笔筒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融诗、书、画与雕刻为一体，讲求意境和神韵。虽然他们也强调技艺，但不喧宾夺主，目的是将自己的理念、追求和审美情趣展现在笔筒上。竹、木制笔筒如是，瓷笔筒尤其是青花作品亦然，讲求水墨韵味和纹饰的艺术内涵。如明晚期的沉香木雕松竹梅图笔筒，外壁雕凹凸嶙峋的山岩，并以浮雕和镂雕技法刻老梅一枝、幽竹几茎、虬松数株。松干、梅枝苍劲有力，瘦竹则以巨石相扶。笔筒整体风格粗犷与细腻相结合，将“岁寒三友”寄寓的生命张力和精神内涵表达得恰如其分。

封锡爵作竹雕白菜笔筒清 故宫博物院藏

沉香木雕松竹梅图笔筒明 故宫博物院藏

文人笔筒“炒热”之后，便流入宫廷，刺激了宫廷笔筒的诞生。由于审美趣味不同，宫廷笔筒呈现出迥异的格调。明晚期宫廷笔筒选材考究，常以通景的方式刻水仙、梅花、茶花等，雕工细腻工整。清代则因所有笔筒（除瓷制出自景德镇外）均由宫廷造办处负责，需由皇帝审阅图纸后才能动手，所以主要迎合皇帝的口味。一方面，清代宫廷笔筒工艺细腻无比，讲求尽善尽美，不仅材料多样，而且有时候一件笔筒上要使用多种工艺，如清代的紫檀嵌螺钿《羲之爱鹅图》笔筒，外壁以螺钿为主，还配以染牙、玳瑁、蜜蜡、黄杨木等，极尽精工之能。另一方面，清宫廷笔筒虽工艺繁缛，但格调并不媚俗，尤其是康雍乾三朝的作品，往往在笔筒上配以超凡脱俗的图案和诗文，平添几分清新高雅。如乾隆紫檀嵌石花卉笔筒，外壁用螺钿、彩石、染牙嵌出芍药、樱桃、湖石等图案，布局疏朗有致，所嵌图案极富自然生趣，经过紫檀木色衬托，愈显清新莹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