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承辉

摘 要：绿色治理作为我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一直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忽视，随着近些年来国家环境问题和治理能力问题的突出显现，绿色治理才真正被重视起来，然而，绿色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对环境的绿色改善，还有更多深远、深刻的内涵。本文基于我国现实的体系环境，对绿色治理的概念及以时间为节点的概念谱系进行解释，根据“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治理主体分析绿色治理的机制逻辑。

关键词：绿色治理;概念谱系;机制逻辑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逐步推进，以环境为资本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全球生态环境安全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进程，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式微，单薄的经济增长手段俨然成为后工业时代的发展痼疾。面对自然生态和传统经济的多重危机，一些生态主义思潮、环境保护运动随之兴起，并对人类当前所处的困境提出了积极的绿色应对策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绿党的应运而生，为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颖的绿色生态视角，绿色治理已然成为各个国家综合治理的共同议题。

我国的绿色治理建设相对起步较晚，绿色治理仍未形成一个综合的制度设计，入世以来，各类社会生态问题矛盾突出、咄咄逼人，绿色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加入了国家的宏观规划之中。

一、绿色治理的概念谱系

目前学界对于绿色治理的定义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与意见，对绿色治理的研究也相对较少。“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行为相比，治理具有更多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性的特征”，治理理论认为整体环境下各权力主体都是需要通过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的方式，在共同的制度规束下，才能就特定的公共问题协调并制定共同的行动方针。鉴于此，“绿色治理”应当定义为各公共主体，以绿色、可持续价值理念为导向，基于是生态环境的考虑，对公共事务进行共同处理共同决定的过程。实现绿色治理应当妥善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相互联系与内在管理，故此，将绿色治理分为政府绿色治理、市场绿色治理以及社会绿色治理。

围绕着绿色治理的相关价值导向，“行政生态”最早被提出是在1947年约翰·高斯《政府生态学》一书中，是指通过公共行政在执行行政行为、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所处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等外部环境要素，旨在利用生态化的思维引入政治行政领域;此后不久，莱斯特·R·布朗率先提出环境上的可持续发展，并通过生态安全来警示地球环境危机，“可持续发展”是指基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考虑，人类应当形成与环境相协同的发展关系，即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影响后代人的发展需求，而“生态安全”则是人类生存环境安全、生命安全的基础前提，是指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处于动态的安全平衡过程，生态安全作为公共产品，具有公有性和公共性的特点;1982年在美国兴起的“沃伦抗议”运动首次将“环境正义”带入了人们的视线之中，环境正义体现了生态环境代际责任的重要性，是指以生态安全为基础的，通过必要的生态环境关怀，将具有绿色价值观导向的思维及方式纳入到社会公共道德、共同价值所倡导的范畴之中。

二、微观维度下的绿色治理机制：治理主体内部的绿化

绿色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市场与社会，从微观视角来分析，各主体要实施行之有效的绿色治理行为，必须进行内部功能、结构的绿化，只有必备了充分的绿色基础，才能为中观和宏观的绿色治理路径提供必要的保证。

（一）政府-公共部门

官僚制作为我国公共部门体制运行的重要框架，在整个中国政府的组织制度中，主体模式仍然强调层级管理、专业分工以及规章程序。政府与公共部门的内部治理，可加入市场与社会元素，进行协同的绿色治理，坚持从严治党的制度范式，重点推进公共部门内部的社会民主化水平，将市场的竞争机制融入到公共部门的绩效考核之中，通过权利清单制度，优化各部门之间的权力边界，形成政府改革、市场调节、社会参与的公共部门治理格局。

（二）市场-私人部门

入世的10年，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格局动荡等问题桎梏着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市场应当发挥自身的自我调节作用，通过价值规律理性引导私人部门的经济行为，调节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的部门分配，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方式，强调绿色经济生态性的同时，在时代的需求上，应当加入经济体内部的治理调整，亦即经济绿色治理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二元范式互动中，还应当加强各经济体内部的绿化发展，经济市场本质的利润驱动性兼顾公共产品外部利益的利益双生价值导向是内部绿化的逻辑原点。

（三）社会-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是指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之外的以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为目标的、以公民的民主自愿参与为运行机制的自治组织总和。“它具有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等六个基本特征”中国是一个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其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基本的生存要素，还追求自身的权利要素。

针对社会与第三部门的微观绿色治理，社会应当通过公民自治、公民监督有效规制各非政府组织的合法申请流程，异于公共道德导向的社会组织应当加以制止，政府通过拓宽民主的渠道，引导加快社会民主化建设，针对不法分子应当利用法律进行管制。

三、中观维度下的绿色治理机制：治理主体间的交互协调

绿色治理作为新时代全球治理的新提案与新命题，正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绿色治理其本質是行为体有序互动状态下耦合运转的过程。

（一）绿色治理的中观可持续机制

绿色治理反映在绿色治理能力与绿色治理体系两个层面，绿色治理能力包括治理主体内部的绿化治理水平和外部主体间的协同互助程度，而绿色治理体系则是包括治理主体在内的整个协同治理模式耦合并且可持续的机制框架。基于此，将政府、市场、社会三个治理主体的绿色治理流动机制进行梳理。

政府、市场、社会三个公共主体处于相互平等的治理中心地位，各个主体之间通过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等方式进行功能的相互补充，与此同时，三个主体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绿色协同的机制，对公共事务进行处理时，三方主体根据各方利益诉求通过谈判达成一致从而实施有效的集体决策。其中，“绿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这个过程是实现各主体功能互补的重要机制，政府利用资源交流，通过简政放权提高三个主体间的权力地位，市场通过加强竞争机制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也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购买力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则体现了社会组织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能力;第二是治理主体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应当通过绿色的协同机制，调解各方利益，通过可持续的观念指导，影响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

（二）从“单边管理”向“多元治理”：政府绿色治理中的资源交流方式演变

以奥斯特罗姆夫妇（Vincent Ostrom and Elinor Ostrom）为代表的制度分析学派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将注重行政管理顶层设计的视角切换为建设多元主体参与的多种决策中心，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行使具有同样主体性效力的权力。“多元治理”是指政府、市场、社会等多种责任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行为实施的过程，这种多元治理模式亦将绿色治理从传统的治理范畴中解放出来，寻迹在发展转型与文化转型的双重变革轨道上，以政府为中心、通过市场与社会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治理模式，三个主体之间不论谁的治理效果出现失灵，都可以通过权力的张力进行权力的收紧与施放，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之下，进行绿色治理。

（三）由“褐色经济”到“绿色经济”：市场绿色治理中的资源交换方式演变

“褐色经济”是指基于资源利用不可再生资源促进发展的经济模式，通过自然资源的过渡汲取以维持工业发展、经济增长的较高水平。以“绿色经济”替代“褐色经济”的制度需求激增，随着国内各区域经济发展高速性与资源保护滞后性的矛盾日益加剧，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转轨变革愈发重要。绿色经济的资源交换方式主要有两条，针对政府来说，绿色经济通过经济治理的道路使政府做出绿色制度顶层设计的战略规划，通过经济要素影响政府在进行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绿色要求，针对社会，绿色经济则偏向于强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强调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可以通过经济体购买公共产品产生的社会效应来影响社会公共组织。

（四）由“深绿运动”到“浅绿运动”：社会绿色治理中的资源交换方式演变

绿色运动是19世纪后半叶逐渐发展起来的，源自工业文明后期的新中间阶层，“而对现代工业社会官僚体制的不满、拒绝和地址的新一代青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起初，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被旨为“深绿”，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工业化发展的意志输出会对人类未来产生极端不利的影响，“‘深绿思想从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上考虑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和解决路径，触到了根本问题所在”。此后，“深绿运动”逐渐走向“浅绿运动”，绿党的异军突起承载着“浅绿运动”向着绿色治理的新时代迈进，由社会组织构成的生态运动强调了公民组织在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巨大能量。中国政府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是“以人为本”，并将其提升到国家策略的实施高度，近些年来一直提倡参与式的民主建设，也是绿色社会治理的一种新突破。

总而言之，绿色治理是顺应21世纪国家发展的潮流，我国的现实国情表明，对绿色治理的引入，必定会将治理框架从平等的治理主体变为政府为主、市场社会为辅的长期格局，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深入演进，构建科学平等的绿色治理主体、绿色治理地位、绿色主体机制是未来发展的必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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