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回落的“新常态”时期。作为处于转型期的新兴经济体，总供给要素的变化趋势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必须从追求高速增长阶段转入强调高质量发展阶段。微观企业投资是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企业需要根据不同的生存环境调整融资和投资决策。如何理解宏观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精准把握战略变化的时机和幅度，及时适应宏观经济环境以应对潜在风险[1]，是企业提高投资效率、增加企业价值的关键。鉴于外生于企业的宏观变量对企业存在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2]，可能需要更多地从宏观经济变量中获取证据，放宽财务学中关于企业融资行为和投资行为的严格假设，拓展个体主义方法论下的研究模型[3]，以更好地解释微观企业行为。

基于以上背景，我们将宏观经济变量引入企业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机制的分析中，试图解释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场景”下，企业融资决策对投资规模以及投资效率的影响机理。企业债务融资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利益相关者理论[4]、激励—约束理论[5]和控制权转移理论[6]；债务融资作为一项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可以促使债权人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监督管理层行为；缓和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代理成本。债务融资的多样化使很多研究开始关注不同类型的负债对公司投资行为治理机制[7-8]。以MM理论[9]为代表的西方经典资本结构理论中暗含的是债务同质性假说：不同类型的负债不存在性质差异，不同来源、不同期限结构的公司债务被视作同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