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澜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正义女神名叫狄凯，她有两件神器，一件是丈量物体长短的标尺，另一件是衡量物体轻重的秤。她有时为人们测量土地的边界，有时帮人们衡量物体的重量。若是发现了不公平的地方，她手中的标尺便变成了正义之剑刺杀过去。当人们把狄凯由希腊文译成英文后，它就成了“正义”的原初涵义：公平与公正。

世界上最早研究正义的思想家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在《理想国》里探讨城邦的正义时论述了他的正义观。他指出，城邦如果能根据每个人的天赋和教育训练的差异分配给他一种适当的工作，使所有的人各司其职，互不僭越，就实现了社会正义。可是，后来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却发现社会正义是个政治问题。正义只存在于某种平等关系之中，而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从出生就存在着不平等。考虑到门第声望、自由身份、财富、才德与功绩等方面的因素，政治权利的分配应与个人的价值相一致。随后又来了两位神学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他俩都认为正义是上帝的意志表达，正义之柄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只有祂才能裁决世间的善恶与正义，国王的首要义务就是以公平和正义管理上帝的子民。他们还说：“人类正义的本质通过神的正义方能看得见。”由此，超验的宗教正义便成了世俗正义的最高权威之源。

人类走过中世纪之后，好多人从神的怀抱里觉醒了，他们觉得世界总不能一直被神所主宰，他们要以人的意志来创造自己喜欢的世界。在政治哲学领域里也出现了一批探求正义的志士，如霍布斯、洛克、康德等人都成为为人类寻找正义的近代先行者：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要把“国家的绝对意志”当作“活的上帝”来主宰正义；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正义来源于人类自身，人可以借助天生的推理能力发现上帝的命令；德国哲学家康德则以个人的道德和理性取代上帝，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关键，还认为正义必须遵行普遍的道德法则才能实现。而以英国政治思想家边沁为首的近代功利主义者则把功利当作正义的基础，进而把能否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评价政府行为是否合乎正义的标准。可是，实证主义法学家孔德等人则把国家制定的法律作为判定正义的标准，认为在法律出现之前根本不存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

当正义女神与自然法、上帝、国家、道德、功利和法律等复杂的东西缠绕在一起的时候，人们要想看到她的真实面目就更难了。

在寻找正义的道路上罗尔斯来了

约翰·博德利·罗尔斯（1921—2002）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个中产阶级之家。父亲威廉·李是一位律师，后来还担任了本地区律师协会的主席。母亲安娜·埃布尔·斯顿普从事社会工作。罗尔斯认为自己很幸运，父母的资产、地位和德才学识让他从出生就掉进了福窝里，享受到非常优越的照料和教育。唯独让他痛心的是他们这个家庭曾经遭受疾病的长期困扰。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肺结核患者，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难以治愈的传染病。罗尔斯9岁时患了白喉差点死去，而他的弟弟博比却因被他传染而送命。他10岁时又患了严重的肺炎并传染给了另一个弟弟汤米，汤米也因此死去了。罗尔斯虽然保住了性命，两个弟弟的死让他受到了惊吓并自责，落下了口吃的痼疾。他们全家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为了驱病免灾每天都要向上帝祈祷。

在幼年罗尔斯心田里播下正义种子的是母亲安娜。安娜出身在一个富裕的矿山主之家，可是她的父母重男轻女，只愿意把家里的钱财用在儿子们身上。父母离异之后，安娜跟着母亲遍尝了生活中的各种艰辛。安娜成年后十分热心社会活动，经常为争取妇女的平等权益、贫困儿童的救助和社会团体的选举投票等活动而奔忙。她曾经当选为妇女选民联盟巴尔的摩分部的主席。罗尔斯从母亲的日常工作中看到许多和自己同龄的孩子因出生在贫民窟而缺衣少食，孤苦无助，长期过着悲惨的生活，尤其是那些黑人家庭的孩子则更为不幸。

母亲的言传身教滋养了罗尔斯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他在小学和中学曾结识过不少出身贫穷的同学。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他总是热心帮助同学解决各种困难。随着年龄的增长，罗尔斯越来越多地看到他身处的这个世界的丑陋不堪，暴力、贫困、偏见和歧视等不公平现象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罗尔斯觉得，要想改变社会上贫富悬殊、教育不公与就业歧视等问题，必须依赖社会正义的实现。那么，到哪里去寻找社会正义呢？向上帝祈祷――这是他所受到的宗教文化熏陶带给他的期望！

罗尔斯在寻找上帝的旅途中迷茫了

罗尔斯早年笃信上帝，他期待着上帝能够给人们带来正义。

罗尔斯上中学的时候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校长是一位神父。这位校长每天都要亲自带领学生们祈祷，还时常宣讲基督教义和上帝庇护众生的故事。罗尔斯听到了各种耶稣门徒的传教故事，也常常为那些圣徒们救危济困的故事所感动，他希望自己长大后也能成为一个圣洁的义人。

1939年，罗尔斯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求学。他先后在化学、数学和艺术史专业试读，可他对这些学科没有产生兴趣，后来转入哲学专业。哲学系里有一位年轻的老师让罗尔斯很喜欢，这个比他大10岁的老师诺曼·马尔康姆曾在剑桥大学师从名师维特根斯坦，人虽年轻，但学识渊博，谈吐风趣，观念也特别新颖，因而调动了罗尔斯学习哲学的积极性。哲学与神学关系密切，有人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也有人说哲学的尽头是神学。罗尔斯在学习哲学专业之后就迷恋上了神学。

在神学领域里，最让罗尔斯崇拜的神学家是5世纪时的圣·奥勒留·奥古斯丁。这位被封为圣人与圣师的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和教父哲学家写下了许多神学理论著作，如《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论美与适合》等都在文化史上享有盛名，被称为神学百科全书。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之前是一位文学艺术家，曾经教授过演讲术与辩论术，因此他的著作文笔流畅，说理充分，语言如同史诗般优美，把罗尔斯吸引住了。最让罗尔斯喜欢的著作是《上帝之城》，罗尔斯在这部书中似乎找到了他心中想象的那个自由、平等的正义社会。

循着这个进路，罗尔斯原准备大学毕业后到弗吉尼亚神学院深造，以备将来能当个牧师为上帝的正义事业献身。1942年，罗尔斯以优等成绩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毕业。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世界多地蔓延，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把美国大量的年轻人都变成了战士，罗尔斯也在1943年2月应征加入了美国陆战队。经过短暂的培训他成了通讯兵，转战于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战争结束时他作为占领军中的成员又到日本服役4个多月。

经过3年多的战火洗礼，罗尔斯变了，最大的变化是这场战争摧毁了他的信仰。按他自己的说法，有三件大事让他对上帝失去了信任：其一是责骂牧师事件。信徒责骂牧师在宗教习俗中是件大逆不道的事，可是罗尔斯自己却成了事主。那是1944年12月中旬，罗尔斯所在部队在克雷山顶与日军作战。有位牧师在阵前布道说：“上帝把我们的子弹瞄准日本人而保护我们免受他们的子弹。” 罗尔斯听了这样的话十分反感，他认为这样的布道是滥用基督教的教义，就与牧师发生了争执。他在责骂了牧师之后，心中的怒火仍然不能平息。其二是罗尔斯与死神擦肩而过却失去了挚友。1945年5月的一天，罗尔斯与同住一个帐篷的战友迪肯分别接受了给伤员输血和去前哨监视日军的任务，不料迪肯刚到哨位就被敌人发现，遭到日军密集的炮弹袭击，当场就被炸死了。罗尔斯虽然侥幸躲过了死神，却为战友的殉难伤心不已。他曾经是那样虔诚地向上帝祈祷，上帝却让他失望了。第三件事则把罗尔斯气坏了。1945年6月，他从美国第一批占领军那里得知纳粹德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罗尔斯十分震惊，他仰天叩问：“上帝呀！你究竟躲在哪里？为什么让这样的罪恶发生？”失去信念的罗尔斯迷茫了。

罗尔斯在学术的丛林里上下求索

宗教信仰对于信徒来说是一种根植于灵魂深处的东西，信仰一旦破灭就会诚惶诚恐，好像精神支柱倒塌了。罗尔斯就是这样，他自从产生了信仰危机后，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过着惴惴不安的生活。这时罗尔斯在大学里所学的哲学理论与方法凸显出来，他便利用这些理论方法同他曾经热爱而又迷惑的神学对话，力求回答那些来自他人的提问和自己思考的问题。比如，有不少人都曾产生过这样的疑问：倘若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善，那么祂为什么不阻止撒旦作恶？为什么不能防止瘟疫与灾荒发生？为什么要让发动战争的恶魔四处暴虐？为什么总是让善良的人们受到委屈和蹂躏？当灾难和罪恶发生的时候，万能的上帝到底去哪儿了？面对这些难以回答的疑问，罗尔斯说：“上帝不再是思考的主题，不再是理由的根据。” 他向上帝告别了，从此不再依靠虔诚的忏悔和祈祷等着上帝来消灾解难，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人世间的生活，他要采用新的方法论去寻找建立正义社会的可能性。为了寻求真知，罗尔斯放弃了在军队里升任军官的机会，于1946年春重返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学位。

求知若渴的罗尔斯如鱼得水，很快就成为学海里的一条蛟龙。1948年，罗尔斯拿到了哲学硕士学位。1949年，罗尔斯与玛格丽特·沃菲尔德·福克斯结婚。妻子玛格丽特是一位画家，也从事艺术史研究工作。玛格丽特的成长经历与罗尔斯的母亲安娜极为相似：她家有兄弟姊妹四人，父母总是为两个男孩儿做着各种打算，也舍得为他们的教育投资，而她与妹妹却总是没有份儿。她只能依靠打工和奖学金完成学业。结婚后，妻子以百倍的热情支持罗尔斯的正义研究。罗尔斯对妻子百般恩爱，他要在自己的家里首先建立起男女平等的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平等关系。罗尔斯夫妇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父母那里得到了均等的培养教育。1950年，罗尔斯获得了博士学位，留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当了讲师。从此罗尔斯一边教书，一边研究，成了一名勤勉的学者。由于妻子的大力支持，他对正义问题的探讨也得以顺利开展并逐步走向深入。

哲学被称为学问之母，又称爱智之学。青年罗尔斯是位哲学博士，又以教授哲学为业，加之幼年以来日益形成的那种同情弱者、关心人类命运的悲悯情怀，他逐渐变成了一个爱管“闲事”又喜欢究根问底的提问者，也成了一位经常沉浸在问题中的思想家。罗尔斯一直在追问：人们来到世上都是一种卑微的存在，可是为什么有的人面对同胞却自命不凡、傲慢自大，形成一种上等人与下等人的扭曲关系？人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鉴于自然的不平等所带来的天赋差异和社会的不平等带来的身份差异，正义何以可能？如何才能设置出适宜于所有人需要的公共理性制度来约束各类社会矛盾和冲突？为了回答这些提问，罗尔斯系统地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史、政治史和制度史，又着重考究了正义理论的发展史。他将古代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和神学家阿奎那的古典正义论，以及近代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的自由主义正义论都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挖掘整理，逐一进行分析比较，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同异与优劣，以期从中探寻救世的良方。然而，这些产生于不同时代的正义理论都不能让他满意，于是他便把求知的视界由哲学、伦理学、史学跨入政治学，仍觉得远远不够，又拓展到经济学和法学诸领域。他相继研读了希克斯的 《价值与资本》、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利昂·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素》和约翰·摩根斯顿的《博弈与经济行为理论》等经济学论著，并对美国当时走红的经济理论和宪法判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以寻找正义的本质与根源所在。

罗尔斯不仅注重书本理论，他对美国社会当时涌动的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潮也非常关心。他热心参加各种研讨班，虚心向国内外多个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学习。1952年，罗尔斯申请到一笔富布莱特基金，到牛津基督教会学院访学一年，访学归来后罗尔斯在康奈爾大学得到了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并于1956年取得副教授职位。在这期间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1959年，麻省理工学院聘请罗尔斯担任终身哲学教授职位，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了3年，又被哈佛大学挖走，此后再没有调换工作岗位。不过，他经常寻找机会到各地访学，先后在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执根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当过访问学者，如同一只辛勤的蜜蜂追逐鲜花似的钻研学问。

罗尔斯写下巨著《正义论》

经过十余年的艰苦探索，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瓜熟蒂落。1971年，一部50余万字的 《正义论》面世了。开卷之始，罗尔斯就举起他那锐利的长矛首先刺向了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他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多么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符合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作为人类活动中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绝不妥协的。”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讨论了公平的正义、分配的正义、宪法自由与正义观念、公民不服从和正义感等问题。其中有的章节是他自1958年至1971年期间发表在欧美多家理论刊物上并且受到了不少批评的论文。当他把这些论文集结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正义理论体系时，他吸纳了学界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一边填补疏漏，扩充论据，纠正错误，抒发新的见解以回应批评，同时也对那些他不肯接受的意见与误解进行辩论和反驳。

罗尔斯撰写《正义论》的时候，美国社会被功利主义理论所主导。功利主义以追求“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号召，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以换取最大的利益。罗尔斯对这种以牺牲弱势群体来换取最大利益的理论十分不满，决心以己之力挑战这些理论权威。他在本书的初版序言中指出，在现代道德哲学中，功利主义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正义的社会就是保证每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行为不受外来的强迫。“我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这就是罗尔斯挑战功利主义理论的思想武器。他要使用传统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来建构现代的民主社会的道德基础，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确立一个合理的标准和原则，即正义原则。

学术著作往往都避免不了使用各种专业化的术语、新造的概念、逻辑归纳或演绎之类的理论套子，这常常让非专业的读者感到面孔生冷，晦涩难懂。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没能逃出这个责难。但是，由于罗尔斯在书中所探讨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权利分配与社会的制度安排等问题都是每个社会成员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东西，所以这部纯理论性的学术著作即便是枯燥难读，它一问世还是吸引了社会多学科的读者，在当时就发行了20多万册，后来又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甚至在世界学术界还掀起了一股罗尔斯热。

如中国学者薛巍在评价《正义论》时所说：“如果一部著作的重要程度不仅由它受到赞同的程度来确定，还由它遭到反对的程度来确定，罗尔斯1971年出版的 《正义论》的重要程度就将是惊人的，全书几乎每页都曾遭到批判，其论敌有女权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共同体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天主教徒。”有个统计数据说，自该书面世以来，对《正义论》进行研究与评论的专著全球有约5000种，论文的数量多不胜计。

“罗尔斯的秘密”被发现了

犹太人有个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意在提醒人们遇事不要自作聪明轻下结论。这句谚语如同一道魔咒，让罗尔斯陷入其中久久难以破解。自从他目睹了“二战”的惨烈状况，对上帝产生了怀疑之后，他不再到神学中寻找正义的源头，而是另辟蹊径，爬梳了人类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中的各种知识和理论，披沙拣金，集腋成裘，用十余年心血构筑出了正义论的理论大厦，他应该是志得意满、高枕无忧了。可是，罗尔斯很忧虑，甚至有些担惊受怕。他担心什么呢？那就是在他内心住了多年的那个上帝虽然死了，但仍然不能让他释怀，他无法忘记自己向上帝告别时的那种苦恼与失落，因而担心在自己的著作中排斥了上帝之后能不能得到信仰者们的饶恕。所以，罗尔斯在撰写《正义论》时曾小心翼翼，试图绕开宗教信仰问题，以免刺激了基督教徒们的心。可是，当这部著作出版之后，让他受到责难最多的仍然是宗教学家和宗教信众，宗教学家们曾经批评他的学说表现出了对宗教的无知乃至蔑视。学术研究者则觉得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刻意隐瞒了一些什么东西，他们将其称为“罗尔斯的秘密”。比如，他在谈到自己学术出身时感谢了许多启发他、引导他、帮助过他的老师和同事，却从不提及引导他的神学教授；他在书中多处吸纳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却也不曾提及他们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直到罗尔斯逝世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教授埃里克·格雷戈里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罗尔斯在1942 年提交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他所写的题目居然是《简论罪与信的涵义》，文中探讨的就是如何通过信仰祈求上帝来解除世间的困苦与罪恶。学生们在整理他的电脑时又发现里边还收藏着一篇《我的宗教观》，人们这才知道罗尔斯年轻时曾经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知道了他怎样从一个基督徒转变成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的秘密。而他刻意隐瞒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联系则另有原因。罗尔斯早年喜欢哲学家黑格尔，但黑格尔却因发表过鼓励战争的言论在“二战”爆发后遭到了学界的严厉批判，他对黑格尔疏远了；罗尔斯要讨论正义论就无法绕开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可是他知道，马克思在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敌，他若是公开宣传马克思的理论也会招致难以预料的结果。

又过了20多年，罗尔斯也许是从上帝笑声中得到了启发，他发现了解除上帝魔咒的密码――“搁置”与“宽容”。因为哲学没有最终答案，神学也没有最终答案，人类的心智总是伴随着时间的延绵而慢慢成长的。人们总是喜欢把那些难以知晓的自然秘密或是难以捕捉的社会变迁以及人生命运转换的玄机都交给上帝来管理，而那些急于求成的人常常被扔下火海而成为牺牲品。罗尔斯的智慧越来越丰富了。他在对待宗教信仰与社会变革的问题上都变得极其随和与宽容。罗尔斯知道，他在《正义论》中所描述的基本社会结构理论并不完善，因此在该书再版时又进行了多次修改，并不断地探索与正义主题相关的各种理论。1993年，他在出版的新著《政治自由主义》中将宗教学说列入他的理性多元性之一，并且肯定了其中的正面价值，为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留下了一席之地。在制度设计中，他也充分体现其宽容异己、尊重差异的主张。他宣称，自己既不是出于政治妥协，也不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对宪政民主产生一种全心全意的政治忠诚，并和其他公民达成一种政治上的团结。他在这部新作中创立了“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理论，试图搁置宗教信仰问题以超越自由中立主义的局限，以便让来自各种思想、宗教及文化传统等多元价值的人们能够和谐共融，最终达成共识的社会正义，以此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有序的正义社会。

但是，有评论者说，罗尔斯的妥协并没能如愿地缓解政治哲学与宗教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复杂而又紧张的关系。因为他遇到的这种困境既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一个历史性难题。当然，也有评论者说，罗尔斯之所以被学界的同行和朋友誉为最受尊重的人，不仅是他用严谨的理论建构了他的正义学说，而且在他受到批评的时候，能心平气和地解释自己的理论以消除误解，也能诚心诚意地接受不同的意见，进而还能不断地反思和修正自己的缺失，一直保持着一颗谦虚谨慎、求真求是的心，这是一种难得的品格。

1995年，罗尔斯患了脑梗塞，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他却坚持写作，并于1998年完成了《万民法》。后来他又遭受了多次中风的折磨，在他去世之前的2001年还坚持完成了《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个重述》（中译本名为《正义新论》）。他为正义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

据《哈佛哲学评论》采访者所说，罗尔斯以保持个人生活的私密性著称。除了同行、朋友和学生，他拒绝采访，还把自己的名字从《名人词典》中删除了。他一生仅接受过的三次采访都是由他过去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做成的。在罗尔斯的事业生涯中，他仅在军队里服役3年，然后就一直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91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他的传记作者托马斯·波吉这样介绍他：罗尔斯性格内向，缺乏演講家的气度，略有紧张就会出现口吃。可是学生们喜欢听他的课，下课时学生们常常鼓掌欢送他，那掌声一直持续到他走远了听不到为止。罗尔斯平时表情严肃，偶尔开个玩笑，学生们要过一会儿才能回过味来。若是和熟人在一起，罗尔斯则能放松地无所不谈，甚至嬉戏顽皮，显现出他那种天真和善的品性。

也许是罗尔斯矢志不移的精神受到了正义女神的垂青，让他获得了许多奖励，其中有两个较高的奖项都是在1999年获得的：一个是由克林顿总统颁发的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另一个是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罗夫·肖克奖。罗尔斯终生都在追求正义，被称为伟大的政治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