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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书》:一次旅途,两种人生

2019-05-08曲慧钰

世界文化 2019年4期
关键词:绿皮书托尼种族

曲慧钰

由维果·莫滕森、马赫沙拉·阿里两大影帝携手出演的《绿皮书》自2018年9月首映以来,一路披荆斩棘,在北美电影界颁奖季斩获各类奖项,最终一举摘得2019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男配角三项桂冠。

不同于以往种族歧视题材的影片,《绿皮书》用轻松温暖的故事阐述了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一个黑人,一个白人;一个天才,一个莽夫。从陌生到熟悉,从对立到亲密,两人一路的“打情骂俏”直戳观众笑点。在这里,导演彼得·法雷利一改往日风格,通过一段跨越美国的公路旅途,讲述了一场超越种族与肤色、身份与阶层的人性之旅,在构建温暖情感空间的同时,完成了美国人对自身种族传统的批判与反省。全片风格轻松幽默,又不时透露出一种奇特的温情,在悠长的公路上,那辆闪闪发光的凯迪拉克绿色DeVille车飞驰而去,把观众拉回到了那个精致的复古年代……

一段历史:“绿皮书”的前世今生

1936年,纽约黑人住宅区哈莱姆地区的黑人邮递员维克多·雨果·格林(Victor Hugo Green)出版了第一本黑人旅行指南,全称为“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即“黑人汽车旅行绿皮书”,旨在提供能够接待黑人的宾馆、商店、餐厅等实用信息,以帮助他们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本片的片名《绿皮书》即由此而来。这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影片,将背景设定于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时期,黑人钢琴家唐·雪利要去往种族歧视尤为严重的美国南部进行巡演,为了照顾自己的出行并保证安全,他雇佣了生活在纽约布朗克斯街区的意大利族裔白人托尼·利普做司机,两人由此开始了南下的巡演之旅。

60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问题依然严峻,尤其在奴隶制度历史悠久、思想观念保守的南方,黑人与白人仍生活在两个世界。影片中,随着巡演在美国南方腹地的深入,社会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愈加明显。在纽约时,唐是出入五星级酒店的名流,到了南方却只能在 “绿皮书”所标识的肮脏汽车旅馆内居住;演出时提供给他的是装满垃圾的破旧钢琴;服装店老板拒绝他试穿看中的西服;被禁止使用屋内的“白人厕所”;在暴雨天被警察百般刁难抓进监狱;甚至不被允许进入白人的餐厅……如此种种都源于南方社会对黑人固有的歧视。作为白人显示品位的“工具”,唐虽被赞誉却始终不被认可,正如他自己所说:“白人听我的音乐只不过是显示自己很有教养而已,当我不弹钢琴时,我对于他们不过就是个黑鬼。”“光靠天分是不够的,改变人们的观念,还需要很大的勇气。”唐的南方之旅是他为打破种族传统所做的努力,他有勇气走出安全的纽约上流生活,以自己的才华南下九城为同胞发声,虽然一路尽遭不公,收获甚微,但他使托尼对黑人的态度发生彻底转变,又何尝不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呢?

美国电影圈可能“厌倦了负能量的东西,更希望回归艺术本身,把那些沉重的东西剥离掉,用更小的切入点讲故事,更看重人作为个体的生存状态”。《绿皮书》巧妙地通过一本象征着特殊年代荒诞与不平等的小册子直接拷问了当代性,让整个社会重新开启关于“平等”的思考,昭示出这部由上层社会的黑人、下层社会的白人和绿皮手册所构成的公路影片想要进行历史批判的初衷。影片对黑人群体的描述和对边缘者的观照不仅源于导演对历史的审视,更源于其对现实的美好憧憬。正如格林在其中一个版本的《绿皮书》前言中所写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这套书就不用再出版了。所有美国人都属于同一个种族,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拥有同样的机遇。到这本书停止发行的那天,我们的好日子就到了,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不必再受歧视之苦。”

一次相遇:只为成就更好的自己

不同于 《為奴十二年》《白宫管家》《为黛西小姐开车》等白人总是高高在上、靠阶级差异拯救黑人的传统“黑白配”电影,《绿皮书》在剧情上设置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错位”:唐·雪利和托尼·利普,高雅的黑人钢琴家和市井的白人司机,禁欲式的孤绝天才和世俗的享乐主义者,肤色、阶层、性格天差地别的两个男人,因音乐而结缘,因为公路旅行而成为一生的挚友。种族矛盾描绘了世界的黑暗与冰冷,个体的成长与双方的友谊则为冷调背景增添了一抹暖色。在这里,所有的反义与对立在过往关于黑与白的偏见中因为一抹绿色而重破重立,唐和托尼,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就这样发生了碰撞。

底层白人和上层黑人的设定注定了托尼和唐会碰撞出许多火花。属于工薪阶层的托尼没受过什么教育,充满街头智慧,他不喜欢唐总是高高在上、吹毛求疵地用精英主义的立场教训他,鄙夷他的所有小爱好;和其他白人一样,他对黑人怀有本能的偏见,会扔掉黑人修理工用过的水杯,充满歧视地叫他们“黑鬼”。然而在匹兹堡听过唐的演奏后,他对这位钢琴家产生了敬意。偏见在这一刻开始消除,他慢慢为钢琴家的才华和风度所折服。在随后的旅途中,托尼以保护者的姿态一路为唐保驾护航,他把唐从小酒馆的围困中解救出来,举枪吓跑觊觎唐钱财的黑人流氓,帮唐走出身份认同的困境,用自己的生活哲理教唐该如何生活、如何反抗,与唐一起对抗种族歧视的目光。而对于托尼而言,唐更像是一位指引者。唐教托尼文雅用语和文明礼仪,教他如何给妻子写信来表达内心的想法,让他学会压制自己的怒火,告诉他“暴力永远不能取胜,保持尊严,才会赢得真正的胜利”。对他们两人而言,这段旅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通过彼此成就了对自我的认知与改变。从此,唐走出了自己设置的孤独世界,而托尼粗粝的生命中出现了些许柔和。

导演彼得·法雷利说,“影片中幽默的友谊与种族隔离的险恶背景需要有一定的平衡”,托尼的市井粗狂与唐的文雅教养一路上碰撞出不少火花和笑料,而偷玉石、吃炸鸡、灭烟头、写信等情节又勾勒出两个男人从对抗走向惺惺相惜的全过程。最后的一场演出,遭到歧视的唐在托尼的带领下走出餐厅,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反抗,此时,唐不再是托尼的老板,托尼也不仅是唐的员工,他们成了彼此支持的朋友。

或许温柔的讲述比激烈的控诉更有力量,整部影片用这种“黑白融合”的方式打破了世俗的偏见和有关人种的刻板印象,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收获惊喜与感动。从对立冲突到和解共识,设定在两人身上的对立面看似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困局,实则又相互调和与渗透。也许最好的友谊,就是让彼此都变得更好。托尼和唐在结伴同行的路途中共同成长,两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勇敢对抗着南方世界的规则,竭尽全力捍卫着作为个体的权利。于是种族关系默默地蜕为背景,社会环境的紧张也在温情的旅程中被渐渐化解,两人在相遇和相知中拓宽了彼此的生命维度。

一场救赎:寻求自我认同之路

“我刚学会走路,她(母亲)就教我弹奏一架小钢琴,我们穿过整个佛罗里达走廊,我在音乐厅里进行小型演出。幸运的是,一个听过我演奏的人,把我安排进了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我是那儿招收的第一个黑人学生。事实上,我接受的都是古典音乐训练,勃拉姆斯、李斯特、贝多芬、肖邦,都是大师的音乐。”最后一场演出前,唐向托尼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生长在白人世界的他,在艺术的滋养中成长,然而艺术给了他尊严,却无法让他冲破身份等级的限制,“但是我的唱片公司却让我往流行乐方向去发展,他们觉得观众是不会接受一个黑人钢琴家在舞台上弹奏古典乐的”。唐并没有做错什么,只因他是黑人,便成了原罪。即使身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最负盛名的钢琴家,他依旧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

生活在以白人文化占绝对优势、对黑人充满偏见和歧视的社会中,身份认同是黑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受白人霸权文化的影响,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自身的话语意识,对本族文化难以认同,千方百计让自己表现得“白人化”,希望抹去与生俱来的黑色身份标签。这种若即若离的“二重性”成为黑人身份认同的最大困惑。他们置身于美国社会,却又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个体身份问题不断面临着颠覆与重构。唐就是一个“白人化”的存在,凭借过人才华活在“上流社会”的他,事事皆以上层白人为标准,出席活动西装革履,礼貌地微笑与握手,甚至不吃炸鸡这种“低端食物”。而对于黑人同胞来说,唐的风度、声望和才华却让他成了“异类”,他不了解黑人喜欢的食物和音乐,不像一个黑人那样活着,因而不断被黑人兄弟质疑、刁难和欺辱……农田中那一群黑人农奴与唐只隔了一道栅栏,却分属两个世界。

随着旅途的展开和矛盾的加剧,唐的情绪层层堆积,终于在一个雨夜爆发了。在瓢泼大雨中,他痛苦地承认了一直以来困扰自己的身份危机:“如果我既不够白,也不够黑,甚至不够男人,那么告诉我,我是谁?”音乐才华不足以填补黑白间的罅隙,作为一个有着黑皮肤的“白人”,种族、身份与文化的“错位”让唐常常处于一种被撕裂的状态之中。在演奏的夜晚,他是社会性的文化精英,身边围绕着一群上流人士,他们夸赞他,邀请他演奏;而下台之后,他便不再有任何价值,只是令人厌恶的“黑鬼”,摆在台上的“人偶”,人们对他嗤之以鼻、避而远之。唐穿梭于两种身份之间,无从归属的疏离感和格格不入的异类感让他只能在酒精的麻醉中品尝深夜的孤独。

旅途的终点是伯明翰的圣诞演出。被白人侍者拒绝进入酒店餐厅的唐,放弃了最后一场表演,与托尼去了一间满是黑人的小酒馆,在粗糙廉价的钢琴上为自己的同胞演奏了一首曲子。他依然弹得一丝不苟,就像之前在每架昂贵的顶级钢琴上弹奏一样。黑人小伙儿和姑娘们听着音乐翩翩起舞,将生活的忧愁和社会的不公抛诸脑后。下层世界的痛苦与欢愉给了唐一种酒神式的快乐,让他在自我情感的宣泄中得以解脱。唐发现,即使自己穿着与周遭格格不入的高级西裝,他们仍对他心怀善意。这是唐对歧视做出的第一次反抗,他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卸下了多年的精神重负,与自己种族的人民达成了和解,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成为天才是不够的,还需要勇气改变人们的心灵”,影片最后,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唐抱着一瓶葡萄酒,在圣诞节的午夜敲开了托尼的门,得到了家人般的欢迎和拥抱。“这世界上有很多孤单的人,都是因为不敢多走出那么一步”,而勇敢迈出自我禁锢的第一步,也许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绿皮书》讲述了一个温情的平权故事。影片没有局限于对历史事件纵向的回溯和种族矛盾的时代背景,而是将关注点指向一个人生而孤独的至暗时刻,专注于人物在旅程中的点滴变化和成长,展示出人生而平等的信仰和抵抗世界黑暗的决心。没有过于深刻的主题、焦灼的冲突和形式的炫技,导演在种族题材“大格局”基础上,将焦点聚于一次公路旅行,通过“黑人精英”与“白人底层”两个身份的碰撞,用脉脉温情来缝合种族和阶级的裂痕,以平等的目光看待不同族裔、不同阶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描绘了生动又写实的社会风情画。

在奥斯卡的价值被审视和质疑的今天,《绿皮书》虽然同样具有强烈的“政治正确”色彩,但种族歧视大命题的背后,又蕴含着友情、亲情和同胞之情等诸多有价值的东西。善良与美有时候生长在最卑微的土壤里,艺术家高于生活的便在于这一份发现与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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