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鸿召

一、在会上对同事“亮剑”

1941年5月25日，星期天，距离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约一年前，位于杨家岭后沟的作家俱乐部窑洞里，聚集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的驻会作家们，他们正在举行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大家轮流发言，检讨一周来各自的工作生活情况，在平缓的节奏中时有插话、戏言或谑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轮到萧军发言时，他先说了两件平常事，接着话锋一转，声音变得粗硬起来：“同志们说话要负责任!”言辞间充满着挑战意味，会场气氛逐渐冷清下来。

萧军接着公开宣布，最近一个时期有人散布谣言，说他和洛男(曾经是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之间有恋爱关系，并且，“文协”党小组信以为真，准备将洛男调离“文协”，避免洛男夫妻离婚。萧军认为，这是少数人的别有用心，更是“文协”的组织堕落行为。虽然昨天深夜，他为此专门跑到“文协”副主任艾思奇(哲学家)的窑洞里反映情况，得到暂缓调离洛男的答复，但是，现在他的态度变得更加急迫和绝对：“我确定了不管组织方面怎样决定。如果不把这谣言的人和事弄清楚，L(即洛男)休想离开文协一步，如果若强迫，我就和他拼……如果这发生的谣言没有结果，或再有所新的发生，无论是谁，我是以此地组织是问，轻者我骂，重者我打，再我就捅了他……”说罢，他顺手掏出藏在身上的匕首，猛一甩手，“嗖”的一声，刀尖插在桌子上。刀柄系着的红绸带在灯影下激动地摇晃着。全场顿然肃静，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一片沉默。

据萧军次日补记的日记交待，他当时的心里已经准备兵刃相见。“我是决心，如果真的冲突了，我决定要用刀对付他们。”

当时作为“文协”秘书长的吴伯箫(著名作家、教育家)，亲历事件过程，后来回忆说：

“记得在一次俱乐部的晚会上，有人为一件生活小事向大家搞突然袭击，把匕首从皮靴筒里拔出来，猛然往桌子上一插，嘴里嘟嘟囔囔，说什么‘别怪我不客气!’

大概有两三秒钟，空气紧张，全场默然。就在第三秒的时候，老艾在座位上从容地说：‘你这是干什么?有意见好好讲嘛!想吓唬谁?别看错了地方和时间。这里驻的是长征的英雄部队，大家在抗日。我们需要的是团结一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拿匕首对谁?’说着，用右手食指轻轻一指，严峻地说：‘收起来!’三个字，声音不大，但斩钉截铁，无可抗拒。就这样，那食指指处昂着的头低了下去。”

这里所说的老艾，便是艾思奇。

二、被怀疑与有夫之妇谈恋爱

这件事情的原委是，“文协”驻会作家之间的个人情感瓜葛，求助组织处理又不能完全信任组织。

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作为“文协”驻会作家，与丁玲有过一段亲密接触和情感交融。尽管双方在交往中都清醒地意识到，彼此个性太强，无缘共同生活，但是心灵深处又都非常在意对方的情感动态。萧军在日记中自我剖析对于丁玲的情感：“我爱你，同情你……但是我不能娶你!因为我更爱我的自由……”他没有直接表白，是避免伤了她的心。可是，当丁玲的窑洞里出现陈明的身影时，萧军日记里却出现明显吃醋的文字，并且次日晚餐因此醉酒呕吐。

丁玲对于萧军的异性交往也是非常在意，甚至动用组织行为。1940年10月，舒群(画家)、萧军、丁玲等共同发起成立延安文艺月会，每次活动轮流主持，但日常工作主要由萧军负责。萧军聘请洛男担任该会秘书，帮助校对会刊《文艺月报》，处理一般杂务。洛男曾经是丁玲的下级，现在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又身怀六甲。萧军对其不算幸福的婚姻表示关心和同情，有时因为工作关系或其他事情，时常出入洛男的宿舍。丁玲对此很关切，多次找洛男训话，警告她不要跳进火山口。惹来麻烦的是，每次训话后，洛男都及时转告萧军。对此萧军在日记里有记载：

“她(丁玲)为她(洛男)而流泪，她(丁玲)总要证明L(即洛男)和我在恋爱，甚至说了些可耻的无聊的谎言，她确定我们是恋爱了，她最伤心的是我爱了L，她甚至说了我更多的坏话。”

丁玲与洛男曾经是上下级关系，年龄上也大一些，训话或警告显然是出自一个领导兼大姐的本分。而萧军对于洛男，关心有之，同情有之，但他没有逾越同志关系的底线。“我分析过了，我觉得我对你并没怀过不洁的目的，或是用了什么可耻的手段……”他此时自许甚高，不许自己在情感上再花费时光。“我真不需要一个女人常常陪伴我，她们会耽误我的工作的计划。”这样，对于周围的猜疑和谣言，萧军非常反感。

三、因被冤枉，愤而摔死一只鸡

1941年5月18日，洛男被自己丈夫痛打，跑到萧军面前诉说、痛哭，表达其委屈。萧军只能一般地感叹：“结婚不一定是爱情的最高形式啊!”他并没有深刻意识到事态发展与自己的关系。

两天后，“文协”党支部为此事做出初步决定，准备调离洛男，送她进中国女子大学去学习，以化解是非。萧军坐不住了，越想越不对劲。他认为这是丁玲在假公济私，是“文协”组织在偏听偏信。这种息事宁人的处理办法，让他萧军势必承担谣言所负载的道德责任。他打算破釜沉舟，不作让步。“如果他们决定执行他们的权力。我就执行我的意志!辞去文艺月会的责任。把一切情形向洛甫讲明，而后让他们把我送出延安。”洛甫即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

5月24日，事件爆发的前一天，萧军和舒群去桥儿沟办事，回程路上他买了三只鸡，竟然因为生气而活活摔死一只。到了宿舍，洛男又告诉他组织部约她谈话，态度很不好。萧军已经到了忍耐的极点，马上跑去找艾思奇，未遇。等到夜黑时，他再次找到艾思奇家里，提出了三条意见：

1.组织方面既然对我的提议不考虑，这证明这里只有组织力量、行政力量，丝毫没有个人力量，所谓“民主”“三三制”，全是废话。这也证明文艺月会存在与否，无关重要，我决定辞去月会职责。

2.文协组织方面根据谣言，说我和L(洛男)有恋爱关系，趁着他们夫妻不合，来把责任放在我的身上，我决定要追究这谣言的源起。

3.如果你艾思奇不负责任，我自行处理。

清官难断家务事，好官难理情感账。面对如此繁杂的个人情感瓜葛，艾思奇只能答应暂缓调动洛男的工作，慢慢调查谣言源起。对此处理态度，萧军基本上是接受的。

四、为了妻子，“屈”在“文协”

次日，即5月25日事发当天，上午，萧军正常参加文艺月会在王家坪桃林举办的星期文艺学园开学活动，下午出席五四中国青年节奖金征文评审委员会议。散会后回到宿舍，遇到洛男及其丈夫于平若，萧军还循循善诱地劝导他们：

“……你们决定要分开……没有爱情的夫妻拖下去，是痛苦的，我有过这经验。如果你们为了我的关系，能够互相倾吐了自己的心脾，从此好起来，我很高兴，我做了你们的桥梁，总之，我有用了，我就高兴……”

萧军的这些话应该是真诚的，坦荡的，与人为善的。白天的这些正常行为，应该是他接受了艾思奇的处理意见，相信艾思奇的答复和承诺的缘故。

可是，萧军话音未落，洛男就告之，组织部又要她去谈话。联想到舒群转告自己，说组织部决定洛男调动事宜。在萧军看来，这些都表明艾思奇的表态没有阻止事态发展。他认定这些不考虑个人诉求的做法，是“文协”党小组内部少数人的不公举措。无党无派、独往独来的萧军认为事态继续朝着于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于是在当晚的生活检讨会上爆发了，拔刀明志。

事件结果，可能正如吴伯箫所述，萧军买了艾思奇的账，然而“组织的原则是不变更的”，洛男很快被调离工作岗位，改名换姓，进了中国女子大学第五班插班学习。萧军提出的调查谣言、澄清是非的请求实际上不被接受。而由于妻子王德芬临近生产期、萧军不得不强忍愤怒，留在延安，“屈”在“文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