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莉莉

外婆不让我们守在她身边。她说她的疼我们替不了，只会彼此都痛苦。外婆今年87岁，她一生生育了5个女儿、2个儿子，她有14个孙子，重孙也正陆续来到这世上。

她认为她有这样的一生，已是可以坦然去死的人了。

去势不可挡。

但是我不想。不想那些疼痛就那么肆无忌惮得不到有效管理，不想她人生的最后一程走得那么辛苦。

她的疼只有吗啡才有效，但是通过正常的医护渠道，我买不到吗啡。

7年前，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7年间，同样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改善，医生给我的反馈是，医院对吗啡的管理反而是越来越严了。

问题在哪里?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引进三个阶梯治疗癌痛的方法。彼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说，为了提高癌症病人生活质量，推行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方案，将会在2000年版《临床用药须知》中补充：对癌症病人镇痛使用吗啡应由医师根据病情需要和耐受情况决定剂量。

经过30多年的学术推广，癌痛治疗有了很大提升。

尽管如此，中国在使用吗啡和癌症患者镇痛方面的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国际麻管局的相关报告显示，2015年，吗啡在美国的消费量是19.6吨，加拿大4.2吨，奥地利1.8吨，法国1.7吨，中国1.6吨，德国1.5吨，英国1.4吨。这意味着，中国在拥有世界人口20%的情况下，吗啡的医疗使用比例只有4%。从全球来看，中国是吗啡“该用不用”的典型，在全世界123个国家的吗啡用量统计中，中国排在第107位。

另外，把其他所有重度疼痛止痛药加在一起，中国人均消费此类药品在全球的排名仅列第88位，远落后于中国的GDP水平和综合国力。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用于癌症镇痛的阿片类药品销售额为15亿元，而中国医药市场销售额已达到18000亿元，也就是说，镇痛药仅占0.08%。

事实是，中国在阿片类重度疼痛止痛药方面品种齐全。只是，相比国际，中国在姑息治疗方面才刚刚起步。

这背后带出来的问题是，中国在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疼痛学开创者韩济生院士认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吗啡在中国使用率较低有着诸多原因，一方面源于公众对吗啡的误解，听到吗啡，就想到鸦片战争，并由此产生抵触心理；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一直都在严格控制吗啡用量，民间也对吗啡侧目相看，认为最好不用。

与此同时，供应渠道不畅、医疗资源不够下沉、手续烦琐等也是导致吗啡和患者不能有效对接的原因。

我后来在网络上买到了吗啡。制度、观念、手续等铜墙铁壁中总有一些缝隙，它们是缝隙里伸出来的一抹绿色。

我遇到的是一个在天津工作的黑龙江女孩，那些药，她让她的家人从黑龙江寄出。如果可以，它们会让我的外婆至少70天不会太疼痛。但是，我的外婆没活那么久，收到药的时候，她已经连水都喝不下去了。那些未竟使命的吗啡，从她那里，还会继续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