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鲁克·里·福斯特 □ 肖静怡 编译

曾几何时，进入常春藤名校是美国精英家庭子女的“特权”。进入新世纪后，哈佛、耶鲁等名校决定改变游戏规则，给予贫困家庭子弟全额奖学金，每年最高可达5.9万美元。但减免学费只是帮助寒门子弟克服了第一个障碍。

“阶层符号无处不在”

“阶层的符号无处不在，从你穿的衣服，到你说话的样子。”

当埃尔·巴罗斯作为新生第一次踏入哈佛大学校园的时候，她感觉特别不适应，就好像她的额头上刻着“低收入”三个字似的。

埃尔家位于纽约一个治安混乱的贫困街区。埃尔的父母用尽了积蓄，才从公益组织“人道家园”那里买了一处小房子。她家经常缺钱，有时连生活用品都买不起。

突然有一天，埃尔收到了一封来自哈佛大学的录取邮件，哈佛提供的全额奖学金也让她付得起高昂的学费。可是，进入哈佛之后，焦虑和失落一直没有离开。

大学一、二年级，她在课堂上很少开口，因为担心用错词，发错音。埃尔的父母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移民，说西班牙语。埃尔出生在纽约，但她只有在学校里才能学到英语。因此，她不敢大声把这些词说出来。

经济背景还影响到交朋友。“你会因为支付不起一些费用而被朋友圈淘汰。”埃尔说，“比如，如果有人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看电影吧……你就只能悄悄离开。”

因为交友困难，埃尔选择一个人居住，她觉得自己没法忍受和“特权阶层的人”当室友。

有时，课程的设置也会让贫困生感受到来自上层的“压迫感”。比如，在最近的一次社会学课上，教授让学生们定义自己的社会阶层。这个议题让埃尔很不舒服，因此她拒绝参与：“当着那么多同龄人承认你很穷，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

一场彻底的文化冲击

“上名校是一场彻底的文化冲击。”哈佛大学学生特德·怀特说。

特德生于牙买加平原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位公交车司机。他感觉，哈佛大学不是为自己这种背景的孩子设立的。许多同学在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创立公司或公益组织，而他们的资源一般都来自父母。“我们的起点就不一样。”特德说。

毕业后的去向也让穷孩子们紧张。名校中的大部分孩子能依靠父母关系到大公司实习。即使单看个人表现，在面试时，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会占据优势，因为他们表现得更加自信和从容。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则普遍存在自信问题。

富裕家庭的孩子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上一辈的各种“福利”时，贫困的孩子却要时时想着反哺父母。拉美裔学生亚历杭德罗·克劳迪奥曾经苦恼地对一位富裕的朋友说：“妈妈这几天问我是否有余钱来支付账单。”他母亲是一位保姆，父亲是个焊工。朋友沉默半晌才说：“我为你感到抱歉。”闻此，克劳迪奥感觉更糟了。

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

耶鲁新生朱莉娅·迪克森在佐治亚乡下长大，父母是经营食品摊的小贩。如今，她戴着黑边眼镜，涂着茄子色的唇膏，看上去已和从前那个乡村孩子大不相同。

朱莉娅记得，几年前父母第一次开着租来的车到大学来看自己。见到朱莉娅的朋友时，他们非常不自在。他们没有去拜访女儿的教授或者导师，却要求去见学校餐厅的工作人员。“你们可以帮我照看女儿吗?”她的爸爸问工作人员。

父母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如同当初朱莉娅对自己的定位一样。她有时把自己当作“食品摊的朱莉娅”，有时把自己看成“耶鲁的朱莉娅”，调和这两种身份非常困难。她的父母也意识到了变化。

读大学后，朱莉娅只回过两次家。最近一次回家时，爸爸不无担心地说：“也许教育正把你从我们身边越拽越远。我不希望你因为有我们这样的爸妈而感到羞愧。”

藤校里的贫困生最初可能感觉自己不属于校园，然而慢慢地，他们会逐渐感到，自己也不属于原生家庭。“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心心念念想要回家”，布朗大学老师罗莫说，但藤校教育对他们的语言、外表和行为都进行了改造，“他们不再适应从前的生活了”。

唤醒“权利意识”

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杰克致力于研究“名校低收入学生”问题。他发现，低收入学生能否获得成功，与他们能否获得“社会文化资本”息息相关，比如他们是否能和富裕同学一样，意识到自己“拥有权利”；能否意识到和教授“一对一关系”的重要性，努力获得教授的推荐，等等。杰克说，贫困学生经常疏远教授这样的“权威人士”，而中产家庭的学生们，很容易就能和“权威人士”形成良好的互动。

有研究表明，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善于向别人求助，他们相信资源是向开放的，自己拥有使用资源的权利；而贫困学生习惯于自己完成所有事情，因为他们的父母学历往往不高，不会在学业上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所以他们上大学后也想不到去“写作中心”这样的地方要求额外的辅导和帮助。

布朗大学新生学院助理院长约兰达·罗莫说：“我们正在努力改变校园文化，让学生们都知道，寻求帮助不是弱点。”

藤校如今也建立了更多组织，帮助穷孩子找回权利意识。在哈佛和耶鲁，98%的低收入本科学生能在六年内毕业；在布朗大学，这个比例是91%。朱莉娅说，她正尽力学习“不再把金钱当作定义自己身份的关键要素”。耶鲁大学的生活让她有机会从沉重的生活中抬起头，自由地思考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