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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在木棍上的东方芭蕾

2019-04-28

侨园 2019年4期
关键词:海城杨敏秧歌

时间倒回至2014年的塞舌尔维多利亚国际嘉年华,在这异国他乡、全民狂欢、花样繁多的年度盛会上,第一次参加狂欢的海城高跷,代表中国与来自五大洲、26个国家的61支花车巡游队伍同台竞技,最终在“你好”“中国最棒”“China”的万众高呼中,一举拿下了本届嘉年华的桂冠,以超强的实力超过英国、巴西,征服了8万塞舌尔民众,打破了英国诺丁山连续三年的冠军垄断,捧回了汤姆鲍尔斯黄金奖杯。海城高跷作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代表团,获得文化部表彰,这不仅为祖国、为辽宁赢得了荣誉,也凸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生命力。

这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高跷队,跷下,他们是农民、售货员、烧烤店老板、微商,队长的哨声一响,他们换了行装、装扮上跷。他们提及一百二十分的精气神,以高难度动作、娴熟的表演,向外界传达着东北人的热情火辣,也正是在这一上一下中,让更多人感受到了这“踩在木棍上的东方芭蕾”的别样风采。

海城高跷秧歌的历史甚为悠久,它是辽南高跷秧歌的重要分支,广泛流传于海城市及周边地区,最早见诸于文字记载的是清光绪年间出版的《海城县志·岁事》:“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牛庄古镇三义庙亦有高跷、旱船沿街跳舞。”由此可考,海城高跷距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早期海城高跷的人物脸谱、装束多是渔、樵、耕、读及“拉花”等,动作也比较简单,多是在跷上舞耍刀、枪、棍、棒。表演时,高跷艺人身着红绿彩衣,头戴花环,手执纱帕、彩扇,抹脂描眉,扭起来喜气热闹,深受民间百姓欢迎。发展到明清两代,海城高跷逐渐与传统戏曲相融合,形成了集音乐、舞蹈、杂技、演唱、戏曲等艺术门类为一体的独具特色的民间舞蹈表演形式。

海城高跷属大鼓高跷,按传统习惯,通常是由七付架(14人)组成,多则可达到十二付架(24人)。人物有生、旦、丑等行当,扮相各具特色,动作扎实有力,手上脚下翻飞灵活。海城高跷的表演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以舞为主。浪得好,稳中有动,浪中见美,动律带“艮”劲。节奏分快、中、慢板,能看出技巧和秧歌味。第二种是以唱见长。秧歌艺人唱功好,大场下来“清场”之后演唱《蓝桥》《大西厢》等曲目,有时也唱《王婆骂鸡》《赵匡胤打枣》等喇叭戏。第三种是高跷艺人的唱、扭、浪条件稍差,唯跷功较好。一遇“赛会”(艺人叫“对会”)即两队以上的高跷队碰头,为了争取观众压倒双方,就表演“下武场”,整个高跷队表演“下叉”“地工剪”“跌蛤蟆”等跷功技巧。

海城高跷的表演中,“扭”“浪”“逗”“相”相互依存,相得益彰。“扭”为舞蹈基本形态,包括“扭腰、展臂、挽腕、屈膝、提气”。“浪”作审美标准,“稳中浪”是“上装”动律美的概括,在动作上呈现优美、端庄、潇洒的格调。“逗”指逗情逗趣,即情意的表达方式,上、下装在表演中以逗来抒情达意,推动舞蹈情节的发展。“相”即“叫鼓亮相”,一般指高跷艺人在一定锣鼓套的配合下做出的瞬间静止的造型。频繁的“叫鼓亮相”是海城高跷的一大特点,目的在于渲染气氛、转化情绪、变换节奏,突出海城高跷欢腾、奔放、热烈、火爆的艺术风格。

海城高跷的两名代表性传承人邢传佩和杨敏——被誉为高跷界的“金童玉女”。作为第五代传人,邢传佩和杨敏均得到了胡藻文、郭丽华、姜淑芬等老秧歌艺人的亲自指教,全面掌握了跷上各项绝活技艺和曲牌、鼓点的运用。多年来,邢传佩和杨敏一直积极致力于该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其中,邢传佩侧重于对海城高跷的宣传和传承队伍的建设方面。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组建了海城民间高跷秧歌艺术团,并担任团长,现在艺术团已经发展高跷艺人40余人。与此同时,邢传佩还积极在当地选拔12岁左右的小女孩进行培养,着力打造一支少年高跷秧歌表演队伍。而杨敏则将重点放在了海城高跷秧歌的技艺传承、动作编排和创新方面。她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杂技中吸取养分,将高难动作融入高跷,创造了“莲花大顶”“孔雀开屏”“叼绸子”等绝活,增加了高跷表演的技巧性和观赏性。

如今的海城高跷,成为众多非遗项目群体羡慕和仰望的“成功团队”,他们踩着跷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踩着跷跨出了国门,先后在欧洲克雷姆斯国际民间艺术节、南京十运会、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国内外大型活动中亮相,收獲好评无数。海城高跷一步一个脚印夯实着“东方芭蕾”的美誉,他们将以自身的精彩和惊艳,在传统文化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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