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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试着全面理解集体记忆这一学术概念，而仅仅阐释其功能性的话，那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建立群体认同的必要途径之一。相对于漫长的可述历史和会更加漫长的未来，我们要在短暂的现实中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群体认同，在很大程度是必须依靠一个个共享的故事、一段段共同的体验、一种种相似的情怀在个人、群体、社会乃至国家中的持续积累，如此认同才能得到实现。所以大到一个国家或民族、小到朋友圈或家庭，都需要仔细打理彼此共享的集体记忆，并从中梳理出共通的情感和理念。

我没有深究过胡集镇名字的由来，只是凭着第一反应，认为这个名字中蕴含着相当深的哲学意味——胡集，为什么聚集？

于外人而言，这当是个纯粹的疑问句。没有真正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过，就不会明白当地人对那个被历史冲积而成的文艺盛会的深深眷恋；而对本地人来说，这个设问句可能只有一个目的，持续强化对胡集书会这一传统民俗的集体记忆。

据《滨州地区志》记载，，胡集书会始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当时的惠民城里流传着一种音乐与唱词相结合的说唱艺术——“说浑话”，一些艺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切磋交流。元明际代时，为避兵灾之锋，减少损失，艺人们相约把书会迁至惠民城东南七十里的胡集村，因之成袭，书会开始形成。相传在书会肇始阶段，有一群南来的渔鼓艺人，与北边一帮唱落子的艺人互不服气，对垒唱戏，犹如擂台较量。第二年双方又各自约来了更多的同行艺人，再次对唱，如此连续几年，艺人越来越多，观众也越来越踊跃，影响也随之扩大。艺人们逐渐意识到，艺术上相互竞赛交流是好事，但不能视同行为冤家，应该和解团结。而每年农历正月十二是春节后的头一个大集，周边群众会集中前往胡集这个传统商业发达之地大量置办日用品，南北往来的艺人也利用这个机会登场献艺，赚取家用时更扩大了艺术影响力。久而久之，于正月十二举行书会变成定例。

转眼八百载，往昔的许多已然湮没。但胡集书会却顽强地流传了下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到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只要到了正月十二，若是没有满大街的鼓点弦声相辅，就算是“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灯景，当地人也会觉得少了许多颜色。而对于那些登台的艺人而言，他们的每一句唱词，都是在与先辈唱和，即使是在兵燹绵延，纷乱不止的年代，这种跨越历史的曲艺共鳴依然无时不在。

经济是文化的土壤，是文化发展变化的充要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产生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大转变，文化亦随之有了重大变化。传统的“以一种浪漫的方式传承着村落的小传统，诉说着村落的记忆”的文艺模式，日益被现代、时尚、开放、高效的城市文艺所影响，村镇文艺逐步成为了城市文艺的异化表现，而原先的文艺主体和文艺的原生态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生发出的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下，曲艺这种传统文艺形式渐露颓势，1989年的胡集书会仅有50多档艺人参加。1990年之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及电视等新式传媒的普及，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书会情况更是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1994年书会仅有13档艺人，此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书会每年的规模都只能维持在十几档、20、30人左右，最少的是在2004年，只有5档、10余人参加。

也许有人会说，书会的存续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既然有了更丰富的娱乐方式，那为什么还要汲汲于书会的复兴呢？

集体记忆架构下群体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传统文化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伦理规范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它受到特定文化类型中价值系统的影响，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逐渐形成，进而成为某一组织、群体或者区域中大多数人共同认同的思维方式。不管人们如何认识和改造现存世界，传统文化都是不可割断、舍弃的思想原点，可以说“它是现代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而承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具有仪式感的文化活动，这种年复一年的文化活动就如同为一列永远前行的文化列车不断铺设路轨，让它完整、连续地奔跑并且不至于在未来的路程中忘了自己来时的方向。如果这种活动断档，那就意味着对车上的乘客贴出一则告示：“你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已经断档，请下车换乘。”

所以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如何让书会繁荣地发展下去，而不是貌似冷静客观地讨论它还可以生存多久；所以我们应该在更高的层面上充分认识书会的本质，从全局出发，对其存续提供有建设性的建议。胡集书会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不同于其他符号化或者实体化的文化资源，后者以可度量的形式展现，可以建立直观的“投入——产出”评价体系来估量其价值。胡集书会展现出来的更多是一种无形的民俗模式，所以在确保物质重视的同时，还要在提升人民思想水平、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维度，有效评估其价值。

胡集镇及其所属的惠民县很早就认识到书会的核心是曲艺。早在1985年，胡集镇党委政府就筹资修建曲艺厅，尝试为艺人们提供更加固定的演出场所。但曲艺厅中的表演毕竟没有幕天席地的原汁原味，所以书会逐步重新回到了大街上。2004年后，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书会重新焕发出了光彩。2006年，胡集书会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惠民县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2008年，胡集书会被原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曲艺文化之乡”；从2012年起，胡集镇开展了“书会进校园”活动，在辖区内所有的小学开设了曲艺课，聘请专业老师，编制曲艺课本教材，开设曲艺寒暑假班，累计培养艺术学生100余名，为胡集书会培养了更多的新生力量，为曲艺艺术培养传承人；自2014年起，胡集镇举办擂台赛，全国各地说书艺人欢聚一堂，登擂台、论高低、以艺会友；从2016年起，胡集书会又新增了民俗展、美食展、汇报演出以及“我眼中的胡集书会”摄影大赛，进一步丰富书会内容；2018年，滨州市胡集书会研究会正式成立，占地面积180余平方的胡集书会文化展厅也与同年建成开放，这标志着对书会八百年发展脉络的清晰梳理。中国曲协名誉主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曾4次来胡集观摩演出，并留下“胡集书会八百年，孙子故里竞丝弦。说演弹唱和谐曲，万家灯火不夜天。”的赞誉。中国曲协主席、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也曾到胡集献艺，并题词“曲艺的盛会，人民的胡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2007年起，为更好地传承保护曲艺文化，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彩纷呈的曲艺表演，满足群众对胡集书会的热切期盼，胡集镇党委政府推出“政府买单，送书下乡”的新理念，广邀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齐聚胡集，由政府买单，为群众免费送书下村。

送书下村作为胡集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3年，平均每年送书420余场。每年正月十二，艺人们在胡集集市上展演结束后，由各个社区提供自然村名单，每个村安排1至2档艺人前去演出，一般演出4天，至正月十七结束，期间的演出费用一律由政府买单。此项活动提高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充分享受了书会的发展成果，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民文化生活的关注、关心和关怀。

尽管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胡集书会的未来发展依然大有可为。集体记忆不是一成不变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届、作协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的发展和文艺的创演应当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紧跟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有这样，群体成员才能在认识越来越多的基础上，提升共同认知的高度，进而生发出更有生命力的集体意义。曲艺能够发挥“文艺轻骑兵”的作用，及时将党的路线方针形象地传达给群众。胡集书会也应当在送书下乡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改变书目数量较少的事实，针对农村发展成绩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创演更加贴近生活的作品，让老百姓在欢乐之余有效提升自身的思想水平和认知程度。

胡集书会从历史中走来，更要向未来走去。如果说历史中的胡集书会给人的记忆是曲艺说唱声中能看见的山、望见的水和记住的乡愁的话，那走向未来的书会就应该在致力于保持传统文化“乡愁”的同时，用曲艺的声音为更绿的山、更美的水、更灿烂辉煌的未来诵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