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萍 柏 璐 谭骁喆

[内容提要]为充分挖掘老年劳动力资源，本文筛选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度居民调查数据中的老年人样本，并将其按城乡、工作类型、就业意愿和能力分类回归，得出：选择就业的老年人更加看重就业带来的精神回报而不是劳动收入；对休闲娱乐时间的需求同样会影响到老年人的选择，但在不同群体间存在着差异。同样，不同户籍、是否参加社保、是否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员工等因素对于老年人是否就业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在不同群体间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基于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应当从完善老年人就业保障政策；进一步消除制度约束；引导、规范老年人就业培训机构；加大正确就业观的宣传教育力度等方面着手。

一、引言

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非自然的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医疗条件改善带来的平均寿命的增长使得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20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2.48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7.17%，接近“超老龄社会”标准。由此产生的人口红利消散及养老压力的倍增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形成了潜在的威胁(陆旸等，2014)。

更加充分的挖掘老年人的就业潜力是应对社会老龄化的一个更为有效的解决思路。老年人通常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技能，作为人力资源可能更具价值。此外，寿命的增长不仅提高了老年人口的比例，也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使其在客观上能够胜任更多的工作。虽然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提出了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的要求，且这一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能够缓解劳动力和养老问题，但在很多学者看来这种“一刀切”的退休政策是缺乏效率的(Vigtel et al，2018；袁磊，2014；钟仁耀等，2016；王克祥等，2016)。

其实，即使不推迟退休年龄，我国仍有老年人选择了继续就业，如果我们能够对影响老年人就业的因素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么就能更为准确的把握和引导当代老年人的就业选择，从而完善退休政策体系，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弱化可能产生的负效应。

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老年人是否会选择就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如果只把工作当作经济来源的话，只要收入水平足够高，老年人就可以选择更早的休息而不用担心生活保障问题(Hall A & Johnson T R，1980； Fields & Gray S，1982)。不过，工作能够给带给老年人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精神上的满足感。在Adams G A(1999)的研究中，职业承诺、职业升迁机会以及职业目标达成情况这三个因素都对人们是否选择继续工作产生了正向作用。除了工作本身所带来的经济和精神上效用的差异外，外在的因素同样会对职工的选择造成影响。Pienta A M & Hayward M D(2002)基于美国民众的调查数据发现，男性在达到退休年龄后选择继续工作的可能性更大，其原因是男性整体上拥有更为丰富的工作经验。此外，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继续工作的意愿也越强，不过对此他们并没有给予进一步的说明，随后的研究也并不完全支持这些结论(Tavernier W D，2015)。

此外，老年人的就业问题还表现出了地域间差异，其原因在于老年人的就业选择还会受到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Tavernier W D，2015)。比如大多数国家都会给老年人设定一个退休年龄，但因为相应政策的设计不同，该退休年龄对于老年人的就业影响也不尽相同。就我国而言，基于对权利的约束，“到龄即退”的原则在我国是普遍实行的，尤其是国有集体所有单位执行得更为严格。同时，与退休制度密切相关的养老金制度，在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如果将其当作老年人继续工作的一种机会成本，那么其也会影响老年人的选择(Burtless G & Moffitt R A)。有学者发现在我国现行的政策体系下，对于劳动者甚至还产生了提前退出工作岗位的激励(阳义南，2013)。此外，我国“养儿防老”这一传统思想使老年人的行为选择与其子女情况产生了较强的关联性(郭凯明等，2012)。这些因素使我国老年人的就业问题拥有着独特性。

虽然近年来讨论我国老年人就业问题的学术成果比较丰富(钱鑫等，2006；张文娟，2010；万芊，2013；田立法等，2014；陆林等，2015；石灵云等，2017；龚红等，2017)，但很多讨论是对老年人的就业意愿而非实际的就业情况展开的，就业意愿和实际就业情况是有着明显差异的(廖煜娟，2013)；同时，在已有的讨论中，一些影响老年人就业选择重要的因素并没有包含在分析框架中；此外老年人的就业选择在城乡间的差异已经被一些学者注意到(郭江，2018)，但是对于务农工作和非农工作的区分却少有涉及。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对老年人的就业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讨论。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模型设定

老年人是否选择就业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学中经典的劳动力供给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老年人的就业回报以及对因为就业所减少的闲暇时间的偏好程度，而这两个因素在已有文献中较少被涉及。需要注意的是就业带来的回报并不局限于工资报酬，工作本身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感同样也应当视为回报之一。同时，我国的户籍制度以及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老年人就业选择的影响同样需要在模型中加以考虑。此外，在已有研究中可能影响老年人就业选择的诸多因素如：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工作性质、健康、子女数也将纳入到本文的模型设定之中。

我们还注意到，务农工作与非农工作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必要分开讨论。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非农工作：

Yi=αXi+βWi+εi

(1)

Y表示老年人是否在从事务农工作，这里剔除了从事务农工作的样本。X为一组解释变量，包括：劳动收入，反映就业带来的物质回报；成就感，反映就业带来的精神回报；闲暇，反映老年人对与休闲生活的需求程度；户籍，反映老年人的户口所在地；社保，反映老年人社会保险的参与情况；单位性质，反映老年人原有工作单位的性质。W为一组控制变量，包含上文提到的各因素。各变量的详细说明将在下文给出。

务农工作：

Yj=αXj+βWj+γfnj1j+εj

(2)

Y表示的是老年人在不工作和务农工作间的选择。X和W同样分别表示一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且变量设定与非农工作相同。此外，考虑到务农工作和非农工作间的替代关系，这里增加一个新的解释变量：非农经历(fnjl)，用来检验当老人有能力选择非农工作或者曾经有过非农工作时，是否会对他选择务农工作产生影响。

此外，本文对样本做了进一步的细分：依据调查问卷记录时老年人居住的地区将样本分为城乡两部分。之所以依据居住地而不是户口所在地，一方面是借鉴当前国家人口统计中用常住人口替代户籍人口的做法；另一方面老年人选择劳动的地点和其居住地更为一致。其次，本文研究的落脚点是挖掘老年人作为劳动力的潜力，而只有愿意并且能够胜任的老年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劳动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对整个老年人群体进行分析的同时，筛选出拥有较高就业能力和较高就业意愿的“双高”样本做进一步分析。具体做法也将在下文说明。

因为被解释变量为二值选择变量，本文采用Probit回归模型。Probit回归模型的应用已经相当成熟，对其原理这里不再赘述。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均采用稳健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由stata14软件得出。

样本筛选：

本文所用数据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度居民调查问卷。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该调查系统地收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并涵盖了本研究所需数据。2015年度居民调查问卷为其最新数据，共有问卷10968个，基于本文研究内容，对样本进行筛选。

根据我国现行的退休政策，样本只保留年满60周岁的男性和年满50周岁的女性。舍弃因身体原因丧失工作能力的样本、从没参加过工作的样本、因个人或单位原因临时性失业的样本和因承包的土地被征收而失业的样本。

如上文所述，我们将样本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在进行非农工作分析时，删除了当前从事务农工作的样本，在进行务农工作分析时，删除了当前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双高”样本的选择从两个维度进行考量：一是年龄，参考发达国家退休政策对于年龄的设定(钟仁耀 等，2016)，只保留70岁以下的样本；二是就业经历，依据其去年的就业情况作为判定，若没有工作，则认为该样本不具有较强的就业意愿或者就业能力进而舍弃。此外，删除无法回答和回答为其它的样本。

3.变量说明

本文变量数值由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度居民调查问卷直接或计算获得，部分变量赋值说明如下：

被解释变量：

老年人非农工作情况：调查问卷中填写“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为1，其余样本为0。

老年人务农工作情况：调查问卷中填写“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及“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的样本为1，其余样本为0。

解释变量：

劳动收入：调查问卷并未记录当年的劳动收入，所用数据为2014年的全年职业或劳动收入。

闲暇：调查问卷中涉及的闲暇活动包括看电视、看电影、逛街购物、上网等十二项。每项按从事频率分为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一年数次和从不五个类别，分别用1到5的数值对应。本文用全部十二项的总和数值反映老年人对闲暇生活的需求，总和数值越高表示对闲暇的需求越低。

成就感：本文用调查问卷中“您目前或最近的工作岗位上，是否经常有人希望通过您的工作便利帮他(她)办事”来反映工作给老年人带来的精神上的成就感。回答分为总是、经常、有时、很少和从没有，分别用1到5的数值对应。数值越大，表示成就感越低。

非农经历：该项只参与务农工作的讨论，“当前务农且从事过非农工作”和“当前无工作且从事过非农工作”的样本取1，其余取0。

户籍：非农户口为0，农村户口为1。

单位性质：国有或国有控股和集体所有或集体控股的取值为1，私有、民营、港澳台和外资等取值为0。

社保参与：参加社保的取值为1，未参加社保的取值为0。

控制变量：

年龄：调查问卷填写数据为老年人出生日期，年龄由2015减出生日期获得。

性别：男性为0，女性为1。

文化程度：按照学习经历，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到研究生及以上共分为13档，对应数字从1到13，数字越大表示文化程度越高。

子女数：儿子和女儿的数量之和(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

健康水平：该变量为调查对象对自己的身体的主观评价，分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五类，用1到5的数值对应。数值越大，表示越健康。

4.样本统计情况说明

为对老年人的就业情况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在回归之前我们计算了主要变量的平均水平，具体见表1，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初步判断：

表1 主要变量统计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度居民调查问卷。

农村老年人选择就业的比例更高。在农村，将近四分之三的老年人仍在工作，且多数选择务农工作，参加非农工作的比例只有10%。城市中老年人选择就业的比例要低得多，仍在工作的老人则主要从事非农行业。

非农工作的工资远高于务农工资，同时城市的工资高于农村的工资。务农工作和非农工作间的收入差异明显，在农村，非农工作的平均收入是务农工作的两倍以上，这一差异在城市提高到了三倍，未就业的老年人的收入则介于中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记录的收入水平为“去年全年”，因此未就业老年人的收入反映的是他选择不再工作时能够获得的收入。此外，城市老年人的劳动收入都要显著高于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特别是非农工作，差距接近两倍。

从事务农工作的老年人对于闲暇生活的偏好是最低的，从事非农工作的老年人同不再工作的老年人对闲暇生活的相对偏好程度存在城乡差异。具体来说，农村从事非农工作的老年人对闲暇生活的偏好是高于未就业的，城市的老年人则相反。从城乡比较来看，城市老年人对闲暇生活的偏好整体高于农村。

虽然同收入一样，未就业老年人的成就感是基于过去的工作进行的回答，但那也可以反映出其从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是小于选择就业的老年人的。选择非农工作的老年人获得的满足感要高于务农工作者。这种差异对于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更为明显。

在农村，从事不同工作的老年人在社保参与率上的差异并不明显，除非农工作的为72%外，其余都达到了78%。城市老年人的社保参与率则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未就业的最高，达到了90%，非农工作的为78%，务农工作的最低，只有67%。

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以农村户口为主，从占比上看务农工作的最多，非农工作其次，未就业的最低。城市的老人同样符合这样的顺次关系，但是比例关系有着明显的差异，非农工作的老年人只有不到一半为农村户口，在未就业的老年人中，这一比例降到了20%以下。

农村的老年人就职或者曾经就职于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比例是小于城市的，这是不同区域岗位机会决定的。虽然相对的比例差异不同，但整体上未就业的老年人中有在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经历的比例最高，非农工作的次之，务农工作的最少。

整体上来看，“双高”样本的多数变量平均水平的相对关系与总体保持了一致，更多的是数值上的不同。但这种数值上及个别变量上的差异是否会造成变量间关系的显著改变仍需要通过回归模型做进一步分析。

三、实证结果分析

1.农村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农村样本的回归结果分为四组，具体见表2所示。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所有回归结果均为稳健的。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表2 农村样本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劳动收入、闲暇以及成就感这三个与老年人就业选择直接相关的因素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理论预期。其中，对于选择务农工作的老年人来说，劳动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双高”样本，其影响甚至为负。经济学理论中，当劳动工资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其产生的收入效应是有可能弯折劳动供给曲线的。不过这里并不是这一理论的现实体现，我们可以将两种工作看作不同的“商品”，对于老年人来说务农工作相比非农工作可能是“劣等”的。如果老之前从事的是非农工作，对很多老年人来说与其换一个务农工作，他更愿意在家休息。从统计描述中的平均工资也可以看出，未就业老人的收入更接近非农工作的收入。此外，非农经历的回归结果也说明，如果老年人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相对于从事务农工作他们更倾向于不工作。在“双高”样本中，劳动收入同非农经历间有着更强的相关性，因此，呈现出收入的负影响以及非农经历影响不显著的结果。

休闲娱乐生活越丰富，老人从事务农工作的意愿就越低，不过，更加丰富的休闲娱乐生活反而会促使老年人继续从事非农工作，这一影响在“双高”样本中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目前农村的娱乐活动相对较少，还没有达到工作时间需要给休闲娱乐让步的程度。二是很多休闲娱乐活动是需要资金作为支撑的。工作本身带来的优越感会对老年人的非农工作产生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对务农工作的选择并不显著。结合回归结果与数据统计来看，老年人进行务农工作与其说是基于各种因素考虑后的选择，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惯性”，特别是“双高”群体，对于各因素的影响更加不敏感。

制度环境对就业选择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农村户口与耕地的使用是直接挂钩的，拥有农村户口的老年人从事务农工作的可能性更高。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拥有农村户口意味着拥有了可供耕种的土地，但它既不是从事务农工作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因此并不会影响非农工作的选择。因为大部分务农工作本身并不存在退休的概念，在国有、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工作经历并不会影响老年人务农工作的选择，但有助于他们获得一个非农的工作。这也印证了(张翼等，2000)关于人际关系是老年人就业的重要途径的研究结论。此外，是否参加了社保对老年人的就业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农村退休老年人拿到的养老金相对较少，并不能够完全满足老年人的经济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子女养老模式也使得老年人对养老金的依赖度并没有那么高。

控制变量中的一些回归结果同样值得讨论。年龄的增长是制约老年人就业的重要因素，但务农劳动对于身体要求的门槛更低。虽然很多时候务农工作更为繁重，但也更为自由，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不存在劳动需求方的约束，这也是农村仍在工作的老年人的比例远高于城市的原因之一。学历的高低对老年人是否选择非农工作的影响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在农村适合老年人从事的非农工作以简单劳动为主，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但学历更高的老年人从事务农工作的可能性更低，这再一次印证了当前务农工作的“劣等性”。在删除了因身体原因无法工作的样本后，“小”的健康问题并不会影响老年人的就业选择。子女数量的多少同样对老年人的就业选择无显著影响，也说明它与老年人养老生活状态的联系并不紧密。性别变量的影响十分显著，其原因在很多文献中已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表3 城市样本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2.城市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回归可以发现，城市老年人的就业选择表现出了不同于农村老年人的特性，具体情况见表3。

工作本身带来的精神回报的影响更加凸显。特别是对于选择非农工作的老年人来说，劳动收入对于其是否选择就业影响在减小，相反这个工作是否能够带来满足感变得更为重要。此时对休闲生活的需求带来的影响也变得显著，且这一趋势在“双高”群体中更为明显，劳动收入的影响甚至变得不再显著。对比务农工作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生活在城市的老年人更加不愿意从事务农工作了。一是因为在城市的老年人参与务农工作通常需要离开城市，方便性上远不如农村的老年人，同时也意味着休闲生活会遭到影响，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工作成本。二是因为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非农工作，且即使同为非农工作，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也是巨大的，务农工作的吸引力被进一步削弱。非农经历的系数也是对此的印证。

制度因素更多的是影响了老年人是否继续从事务农工作。目前城市里面居住着的老年人有相当的比例来自农村，其中拥有农村户口的占比为25.45%。拥有农村户口意味着这些老年人还保有耕地，在从事务农工作方面他们有着先天的优势，同时也并不会对其选择一个非农工作产生显著的阻碍。虽然多数情况下单位性质的系数显著为负，但对于“双高”人群该经历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与其说国有或集体单位的工作经历会阻碍老年人继续工作，这些老人不愿意选择一个新的特别是务农工作可能是更为妥当的表述。此外，社保的作用得到了体现，拥有社保显著减少了老人从事务农工作的概率。

在城市，适合老年人从事的工作更为丰富多样，对能力更多的要求使得高学历的老人也更容易找到工作。相应的城市工作对身体健康条件的要求也更高。我们还发现对于“双高”样本，性别带来的影响消失了，这说明在城市女性获取工作时面对的环境更加公平和自由。子女数量对于务农工作和非农工作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结合国情其原因可能如下；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按照规定大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但是该政策在农村有所放宽，农村生育孩子的意愿也更为强烈，这就意味着拥有较多孩子的老人同农村的相关性更高。同时，很多新进城市的年轻人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一些老人为了支援子女也会选择就业。

四、总结与建议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仍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选择了就业。到底要不要就业以及选择什么类型的工作，取决于老年人从就业中获得的物质、精神回报和休闲娱乐生活的丰富程度；也取决于老年人所处的政策环境和以往的工作经历；还取决于老年人自身及家庭的情况。从挖掘老年人就业潜力的角度来看，一些因素虽然会影响到老年人的选择，但可能难以也不必要进行干涉。例如，老年人中女性更倾向不再工作，但如果说这是其权衡家务与就业的回报之后的判断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也不可能为了激励老年人就业而降低社保的标准和推广。因此在综合考虑之后，本文认为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完善保障老年人就业的相关政策。在当前的法律政策环境下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在工作时并没有获得与普通员工相同的权益。这无疑会打消一部分老年人的就业意愿，并且这不是通过简单延长退休年龄就能解决的。对此可借鉴国外一些国家不再设定强制退休年龄的做法，使老年人的选择更为灵活。其次，需要进一步消除制度约束，增加包括人力、土地在内的资源流动性。此举既可以提高配置的效率，也有助于缩减务农与非农工作间的收入差异。再次，政府应对当前针对老年人就业产生的培训机构做出正确的引导和规范。这既是对老年人负责，也是对用人单位的负责。最后，应当加强对民众平等就业观和职业平等观的宣传教育。在消除对求职者诸多歧视的同时，教导求职者在职业选择时也不应当有“贵贱”的判断。这不仅有益于老年人劳动力的挖掘，也将改善我国整体的劳动力供给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