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辉

[摘要]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柏杨河哈萨克族乡庙湾子村残存有四棱柱形鹿石和刀型鹿石，且曾出土石器，相邻的独山子村、白杨林子、宋家大坂村及魏家泉村都有岩画分布。位于庙湾子村东南约3公里处山前台地的古墓群由200多座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两排石堆墓葬构成。此类墓葬是乌古斯部族始终保持的墓葬形制。以博格达峰为标志的中天山南北地区是乌古斯部族的发源地，庙湾子村一带正位于该部族早期的核心活动区域。四棱柱形鹿石、刀型鹿石、石器、墓葬群及等地表文物表明当地文化有着较长的时代跨度，至晚自战国末以降便是乌古斯部族及其先民的栖息地。作为该部族标志的狼图腾文化是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在中天山地区形成的，绘有狼及太阳、月亮（日月）的独山子岩画出自乌古斯人之手，墓葬的时间上限早不过战国末，下限当不会晚于8世纪末。

[关键词]墓葬形制;鹿石;石人;乌古斯部族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005-07

庙湾子古墓群位于中天山北麓山前台地的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柏杨河哈萨克族乡庙湾子村，由数百座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两排石堆墓葬构成。迄今尚未见到有关该古墓群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该古墓群的种群所属及其时代试作探讨。

一、古墓群特点及周边环境

1990年7月和2011年10月，笔者曾先后两次前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柏杨河哈萨克族乡庙湾子村，考察位于该村东南约3公里处山前台地的古墓群。第一次考察时还可见200多座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两排石堆墓葬。各墓葬卵石堆中多有砂岩碎块（见图1～2），某些砂岩碎块表面有磨镰的痕迹。村民告知，砂岩残块均源于墓葬东边的石人或立石，后被打碎用于磨镰。古墓群北端近山处的两个大墓顶端还有盗洞。因墓葬大多位于麦地中，第二次考察时仅北端处于未开垦荒地的石堆墓尚有迹可循，而位于耕地中的墓葬石堆已消失，原来的形貌荡然无存。

古墓群西约1公里处有一古建筑群遗址，地表残留夹砂红陶制品和灰陶制品碎片。笔者曾在该遗址采集到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圆形砂岩石片。石片边缘打制痕迹犹存，中央有未及凿通的浅窝，应为一件未制成的石纺轮。古建筑群遗址正西约0.5公里处另有一建筑遗址。遗址前有数个直径约50厘米的树根，呈火烧过的痕迹。村民介绍，该建筑是“达子”（蒙古人）的喇嘛庙，后毁于战火。庙湾子村名即源于该庙。村民称，“文革”期间在该遗址西北即村南修建水库时曾挖出数个装满黑泥的陶罐。古墓群正东亦有一处建筑遗址，遗址南侧正中存留有三块约100×30×15厘米的砂岩条石台阶，附近还散落有三块58×58×10厘米的砂岩建筑石块（见图3）。遗址东临通往独山子村的峡谷。

第一次考察时还在庙湾子村东路边一户人家院落见到一块直立的四棱柱形砂岩鹿石。鹿石地面以上高约180厘米，横截面约20×10厘米。鹿石地面以上2/3处有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孔洞，通体不见任何图案或符号刻痕。距此鹿石不远处另有一体积较大的刀型鹿石。地面以上高约150厘米，横截面约40×20厘米（见图4），表面亦没有任何图案或符号刻痕（或因年久已剥落）。据称，曾有人在鹿石附近采集到多件石器。第二次前往考察时两块鹿石均已不存。

沿该户人家门前的公路东行约1公里可见一处规模较大的采石场。采石场正南山后便是古墓葬群所在地。鹿石及墓葬群石人所用石料当出自此处;而墓葬群所堆积的卵石则应是由墓葬群北端山上搬运的，因为古墓葬群所在的山前台地全是黄土，无任何石块。

沿古墓葬群东端峡谷中的公路东南行可达独山子村。独山子山位于村东，山顶有三座呈“品”字形排列的墓葬。岩画分布在长约200米的西面山坡，凿刻于石壁和崩塌的黑岩上。岩画有300余幅，图案包括野生动物（以北山羊为主）、家畜、狩猎和放牧场面、人物形象、居室及印记符号。其中尤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狼和麋鹿的岩画（见图5）和一幅狼与太阳、月亮（日月）的岩画（见图6）。此外，距该村西6公里白杨林子的一处长22.6米、高10米的石壁上，白杨林子西10公里宋家大坂村长约600米的石壁上以及独山子村东6公里魏家泉村一处长约1000米的岩壁上也都有岩画分布。

据考察情况推测，岩画、鹿石、采石场、墓葬群及其西面0.5公里处的古建筑群遗址应与整个天山北麓及伊犁河流域乃至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境内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墓葬属同一历史时期;而古墓群以东的建筑遗址和古墓群以西约1公里处的喇嘛庙遗址则当是18世纪中叶以前蒙古准噶尔部的文化遗存。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为完成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一，出兵平定准噶尔部。鉴于阿睦尔撒纳叛附不定，乾隆于二十二年丁丑二月丙寅（1757年3月23日）谕军机大臣等：“其属人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1}清军贯彻执行乾隆谕旨的结果是导致“厄鲁特之种类尽矣”，“数千里内遂无一人”。{2}该地在汉人徙居之前为厄鲁特的游牧之地，庙湾子村民所言当可信。古墓群以东的建筑遗址和古墓群以西约1公里處的喇嘛庙遗址当即是毁于平定准噶尔的战火，遗址前数个直径约50厘米的被火烧过的树根可间接证明该喇嘛庙建筑有着百余年的历史。

二、庙湾子古墓群是乌古斯部族的墓葬

广布于整个天山北麓、伊犁河流域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呈东北—西南向链状排列的墓葬群出土文物及头西脚东的尸体埋葬方式所呈现的共同性特征和文化上的连续性，虽早已引起考古工作者的关注，但受“古代民族”观念制约而将其分别确定为塞种墓{3}{4}、乌孙墓{5}{6}、姑师墓{7}{8}{9}或突厥墓{10}。具有这一共同特点的墓葬，时间跨度长达1000多年，意味着其墓主应属于同一族群。

据笔者研究，乌孙、姑师、突厥等所谓的“古代民族”仅是同一种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名，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权在不同部落间发生了转移。正为此，具有相同特质的文化才能持久地在这一广大地区延续。这些所谓的“古代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名虽不同而所指却是同一群体。此类墓葬群正是这一突厥语族群自战国末以降始终保持不变的墓葬形制;{11}而鹿石及其后出现的石人亦是该族群长久延续的葬俗。鹿石与石人共处一地，意味着该族群曾长久栖息于当地。1928年发现于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的《雀林碑》（现存蒙古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约于唐垂拱年间（685～688）所建，该碑正面有四行突厥如尼文铭文和两个印记符号。虽呈石人形状，却没有手臂（见图7），不像大多数石人呈左手握剑右手持酒杯状，当是由鹿石向石人过渡时期的作品。蒙古国鹿石上刻有太阳、弯月和三颗星图案的盾牌纹样（见图8），独山子岩画中的太阳、月亮（日月）图案，以及北周、北齐乌古斯钱背的日、月、星图案（见图9～10）皆可予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