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如林

[摘要]本文依据清张澍《二酉堂丛书·凉州记》有关后凉吕篡严厉诛杀盗窃前凉张骏墓珍宝盗墓贼的记载，与武威雷台古墓中所存修缮后的盗洞联系起来，经过分析研究，最后推测武威雷台一号古墓应为前凉国主张骏之墓，旁边的雷台二号墓应为其父张寔之墓。

[关键词]武威;雷台一号墓;前凉;张骏;张寔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018-05

武威雷台汉墓发现于1969年9月22日。经过一番劫难和清理，人们方才知道，这是一座以雷台为封土，有着墓道、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三间耳室，全长40多米，墓室总长19.34米，最高处4.5米的大型砖室墓。其规模迄今在整个河西走廊乃至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所发现的明代以前墓葬中都是最大的，称得上是颇为奢华的“地下宫殿”。该墓在历史上虽然数次被盗，但仍然出土了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等器物230余件，收缴墓中铺地铜钱2.8万余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物，就是那一套由铜人、铜车、铜马组成的铜车马仪仗俑和名闻天下的铜奔马。根据墓内所藏大量东汉铜钱币中年代最晚的7枚具有断代特点的“四出五铢”，考古工作者把雷台古墓的安葬年代界定为东汉末年，即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汉献帝期间（186～219）。

雷台古墓中没有墓志铭，但在出土的铜车马人俑及其他陪葬品中，有8件马俑胸前、12件人俑后背以及1只铜壶和1只陶碗上均发现刻有铭文。此外，墓中还出土字迹严重漫泐不清的银质龟纽印章4颗。全部铭文共计136字，透露出了墓主人的姓氏、籍贯及职务等信息。由此得知墓主人姓张，是“冀”人，当年曾在武威任“张掖长”及“左骑千人官”等职，同时还被朝廷封了至少三个“将军”之职。由于印章字迹泐损严重，目前依稀可辨的只有其中“囗将军章”及“囗囗军章”等印文，判定墓主人应为一年俸“二千石”以上的张姓将军。原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鼎文先生考证后认为，墓主张君籍贯应为“冀县”，在东汉时属汉阳郡，即今甘肃省甘谷县。

由于武威雷台古墓发现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使许多原来应该具有的珍贵信息丢失，这给人们研究、探索墓主人、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队的组成、用途等留下许多难以破解的迷题。1996年3月，在雷台古墓的北边又发现一座大型砖室墓，其规格、形制与一号墓几乎相同，被列为二号墓。可惜墓内陪葬品被盗窃一空，只找到一只残留的与铜奔马马尾十分相似的铜马尾。经考证，此墓应为一号墓的先祖之墓。可见雷台在建筑之初，其用途就是作为张氏祖茔高大的封土堆，后被岁月磨蚀为土台，进而被后人利用，夯筑成台，上建雷祖殿，供奉雷神，简称雷台。

武威雷台古墓，无论其墓制规模、丰厚的陪葬品还是墓址所选地理位置，对于1600多年前的西北地区来说，都应称得上是一座王者之墓。可以想象，在离县城这么近的这样一块风水宝地之上，能够大兴土木，公开建造如此颇具规模的家族墓地，不是王者谁又能为之？

50年来，围绕着雷台古墓断代，目前已出现东汉、汉魏、西晋、前凉等多种说法，其中，“西晋—前凉”说具有一定的影响。

就在东汉、三国之后的西晋时期，驻守武威的恰是后来建立了前凉政权、声名显赫的张氏集团。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因“八王之乱”争斗不息，“朝臣夷灭”。身在西晋都城洛阳任散骑常侍、征西军司的安定郡乌氏县（今甘肃平凉泾川）人张轨，目睹西晋王朝衰微，天下将乱，而“避难之所，唯有涼州”，为保全自己和家族，于是上奏朝廷，请求赴任凉州，“阴图保据河西”，他的请求得到公卿大臣的推举和朝廷的批准。301年初，张轨以护羌校尉、凉州刺史的身份来到姑臧（武威）就职，人称“张凉州”。

张轨初到河西，面对十分严峻的残破局面，一方面讨伐反叛，击败当时在凉州叛乱的河西鲜卑;另一方面消灭横行当地的盗贼。从此威震西土，很快安定了凉州局面，10余年间，就使河西地区农村经济复苏，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有了保障，商业流通日趋繁荣。至311年“永嘉之乱”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已成为民族仇杀的战场，唯河西地区在张轨的治理下，社会较为稳定，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一定的保障，于是中原、陇右人口大量西迁，败兵，难民如潮水一样，涌入河西地区。面对流民潮，张轨及其后代继任者采取了积极接纳和妥善安置的态度，为安置流民设郡置县。同时，张轨等还向危急中的西晋、东晋政权不断运去马匹、粮食等物资，派遣使者朝贡皇帝，并先后派部将张斐、北宫纯、阴浚、王该等率凉州精兵支援京师，解救洛阳、长安之围，使垂危的西晋政权延长了一段时日。

314年5月，张轨病殁于武威，卒年60岁。“素棺薄葬，无藏金玉”，葬于建陵。晋愍帝司马邺以其子张寔为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西平郡公，继续管理凉州军政事务。这是州府政治转为家族政治的开端。但仅仅过了六年，320年6月，张寔被部下阎沙等人杀害，时年50岁，葬宁陵。此时西晋已亡，东晋政权远在江南，消息一时无法通达，加之张寔之子年幼，滞留凉州的东晋使者便推举张寔之弟张茂为大都督、凉州牧、行都督凉州诸军事。张茂在位期间，增兵扩地，发展经济，保持了河西政局的稳定。但仅仅在位四年，便于324年5月病故，年48岁。由于张茂无子，凉州官吏与东晋使者遂拜刚刚成年的张骏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张骏，字公庭，是张寔的儿子、张茂的侄儿，为前凉政权的第四位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张骏在位期间，推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策略，勤劳政事，扩张版图，使前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著名的“姑臧七城”也就是此时由张骏筑成。张骏执政时期，前赵刘曜正与后赵石勒争夺中原，无暇西顾。于是张骏乘机向西发展，经营西域，以解除后顾之忧。336年，前凉在吐鲁番高昌故城设立高昌郡。这是中原政权在西域地区实行郡县制的开始，从而结束了历代中原政权只使用军事手段统辖西域的历史，打开了以行政方式管理西域的先河。这一重大措施的实施，使汉族文化圈向西延伸，对于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开拓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的作用。345年11月，张骏始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建都姑臧，命沙州刺史杨宣率众伐龟兹、鄯善，并遣将谢艾等征服了于阗、焉耆。当时的前凉政权“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至葱岭，北暨居延”，“士马强盛”，占有今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大部分土地，疆域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分武威等十一郡为凉州，兴晋等八郡为河州，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护三营为沙州。前凉成了当时北方地区除后赵石勒之外最大的一个政权，是当时十六国中唯一一个汉族政权，也是凉州政权建立以来版图最大的时期，成为前凉政权发展的鼎盛时期，西域诸国俱遣使“诣姑臧奉贡”，成为中国北部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和接受西域文化最早的一个重要地区。至此，张骏被“远近嘉咏，号曰积贤君”，赢得了河西人民的拥戴，并三次接受过中原政权赐予的“将军”称号。346年5月，张骏病卒，时年40岁，在位22年，葬大陵。其二子张重华继位，在位八年后于353年去世，葬显陵。此后，前凉政权即陷入政治不稳、权力纷争的衰微时期。

就在凉州张氏政权日益衰落之机，关中的氐人前秦苻氏政权却不断强大起来，开始统一北方。376年夏，前秦苻坚命姚苌等人率军进攻前凉。当年8月，前秦军抵达姑臧，前凉末主、张骏次子张天锡素车白马，降于军门，被送至长安。凉州郡县悉降于秦，张氏前凉政权自此灭亡。尽管前凉政权在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以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自居，并受中原王朝册封，积极支援中原王朝。但因其距当时西晋、东晋王朝的政治中心较远，交通时时隔绝，音讯少通，具有独立行事的性质，因此史家多把凉州政权看作一个地方割据政权，称为“前凉”，并归入十六国之中。前凉自张轨任凉州刺史，至张天锡亡国，共传九主，从西晋末年到前秦，统治河西地区达76年之久。前凉政权存续期间，共有五位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在武威去世，并葬在有明确名称的陵墓内。而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发现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位的陵墓。

385年12月，前秦大将吕光西征龟兹、焉耆等西域大国返回河西，得知前秦分裂，皇帝苻坚被杀，遂于389年2月，自称“三河王”，改元麟嘉，定都姑臧，正式在河西地区建立了独立政权。396年6月，吕光去“三河王”号，称“大凉天王”，即天王位，立太子，置百官，改元龙飞，国号大凉，确立起封建割据政权，史称后凉。

北宋年间编纂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及清代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所著《二酉堂丛书》中，均收录了早已散佚的北凉段龟龙所著《凉州记》和北魏崔鸿所著《十六国春秋》内有关河西凉州的内容。崔鸿，北魏孝明帝时辑修国史的司徒长史。段龟龙，官至后凉著作佐郎，是后凉历史的亲历者。他们所著《十六国春秋》和《凉州记》十卷，保存了前凉、后凉时期真实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前凉、后凉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可信度较高。尤其是张澍《二酉堂丛书·凉州记》所辑条目多、内容丰富，包含了吕光、吕篡两朝许多史实。其中有一件著名的盗墓事件，曾引起历朝关注：公元400年，都城姑臧发生了一件著名的盗墓事件。盗贼胡安璩趁凉州战乱，召集数百同伙，“潜入大陵，挖掘封土”，先后“数次”“盗发张骏墓”，所获“水陆奇珍，不可胜计” 。当他们进入陵墓时，发现已经入葬50多年的张骏依然“面貌如生”，像睡着了一样，使盗贼们惊骇不已，而张骏墓中丰富的陪葬品又使他们惊讶不已。陵内陪葬珍宝遂由此面世，因其价值连城而轰动一时。张骏陵的被盗引起后凉官方高度重视。国王吕篡下诏严查。不久，贼首胡安璩被抓获归案，同伙50余家受到牵连。篡“诛璩党五十余家”，有上千人遭到处决。随后，为安抚人心，吕篡又“遣使吊祭骏，缮修其墓” 。

后凉第二代国主吕篡虽然口碑较差，但他终究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听说前凉国王的墓被盗了，并没有坐视不管，而是下诏逮捕并诛杀了胡安璩盗墓团伙“五十余家”，之后还派使者前往张骏陵祭奠，并对被盗陵墓进行了修缮。这也算是一件德政。而胡安璩盗墓团伙究竟从张骏墓盗出些什么样的“水陆奇珍”呢？据《凉州记》载，这些珍宝主要有白玉樽、受三升、紫玉笛、赤玉箫、珍珠帘箔、云母屏风、珊瑚鞭、琉璃榼、玛瑙钟、黄金勒等，明显为西域各国进贡之物，应为张骏生前珍爱的酒器、乐器和宫廷用具等。其中白玉樽、受三升、赤玉箫、紫玉笛均为古代和田玉的代表作品，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吕篡将这些被盗珍宝收缴后，遂成为后凉国珍藏的国宝。但好景不长，401年2月，吕篡被堂弟吕隆和吕超合谋刺杀，吕隆继为天王。后凉神鼎三年（403），吕隆迫于南凉和北凉的连番攻击，遂“遣超率骑二百，多赍珍宝” ，前往长安请降，祈求后秦姚兴派军接应东迁，后凉遂亡。吕超送往后秦的珍宝，应该包括张骏墓中所出之物，就此流入长安，流转于历朝宫廷中。

后来，人们通过阅读唐诗，在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中曾发现了张骏墓葬珍宝的蛛丝马迹。如李白《捣衣诗》中有“明月高高刻漏长，真（珍）珠帘箔掩兰堂”，李商隐《嫦娥》诗中有“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杜甫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等。他们在诗中都提到了张骏墓中的珍宝珍珠帘箔、云母屏风及黄金勒等。

在甘肃省博物馆1974年2月所发表的《武威雷台汉墓》清理报告中，提到一个细节：在清理雷台古墓的过程中，发现两处盗洞，一处在墓道中，一处在中室东壁的上部。墓道中的盗洞位于墓门前面近1米处，略作圆形，直径1.4～1.6米。盗洞向下斜行，通至墓门，盗贼揭掉封门砖后进入墓室。后有积水沿盗洞进入墓室，估计是入葬不久产生的盗洞。中室的盗洞，直穿墓室砖壁而下，被打破的砖壁洞口直径0.4～0.6米。清理时，盗洞下面尚存少量堆土。但此盗洞后来曾作过修补，仍用被盗毁的墓砖填砌，颜色灰白，略凹入原壁。此外，雷台墓中再无其他盗洞。在清理盗洞下堆土时，还从中清理出一些小件金银器和骨器。在墓门口堆土中清理出铜镇墓兽。

清理报告中对雷台墓中盗洞的描述与《二酉堂丛书·凉州记》中关于张骏墓被盗情况的记载，真是惊人巧合。雷台墓中两个盗洞都属早期，而且挖得那么准确，直入墓门、墓室，显然是知情人，抑或就是造墓者或他们的后代，否则盗贼如何清楚张骏墓中的重要随葬品多陈放在中室。而墓室中的盗洞恰好又是在被盗后修缮过的。

正是后凉吕篡严办此案，将盗墓团伙一网打尽，又派人“缮修其墓”，随后即因五凉更替，风云变幻，知情人不知所踪，也就再无人知晓张骏墓的情况，遂使张骏墓从此隐身于历史的烟尘中，免遭盜墓贼的继续盗扰，直到1600多年后的1969年9月被发现。否则，如何解释雷台古墓中的盗洞维修状况呢？而且由于吕篡当年“诛璩党五十余家”的严刑，虽然在修缮张骏墓时有人出入地宫，但盗贼遗留在盗洞下方积土中的小件金银器却无人敢动，甚至连当年盗贼盗墓时留在墓室盗洞下的少量积土，都在1600多年里保持了原状。

《十六国春秋》及《凉州记》所载与雷台墓中所存盗洞修缮情况，正好严丝合缝地向我们指出：武威雷台一号墓墓主人应该为前凉国主张骏。而墓中所出威武雄壮的立体铜雕“车骑出行图”以及气势磅礴、天马行空般的铜奔马，正是势力雄厚的前凉国力的展示和“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真实写照。正是由于张骏墓中藏有那么多西域各国进贡的奇珍异宝，所以才吸引了胡安璩盗墓团伙的眼球，使他们对墓中那些青铜器和陶器等不屑一顾，恰好为我们留下了威武雄壮的铜车马仪仗俑和国宝铜奔马。

一号墓旁边发现的二号墓，据考为一号墓的先祖之墓，那么就很有可能为张骏之父张寔之墓。314年，张寔承继张轨为都督凉州诸军事长官后，仅过了六年，于320年6月即被部下阎沙等人杀害，因儿子尚小，遂由其弟张茂都督凉州诸军事。而张茂在位四年后，又于324年5月病故，因其无子，凉州官吏遂拜张寔子张骏都督凉州诸军事。张骏在位22年，使前凉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他有时间也有实力为父母和自己准备好奢华的陵墓和许多陪葬品。砖砌多室的大型雷台古墓，被见到它的考古学家形容为“颇为奢华”的“地下宫殿”。这也与东汉末丧葬风气由薄葬向厚葬转变有关。所以才有盗贼从他墓中盗出那么多来自西域的稀世珍宝。他与自己的父母同葬于两座紧挨着的墓葬中，也在情理之中。

据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清理报告》称：“从雷台台基中包含的瓷器残片判断，雷台台基可能是明代建造。墓为正东西方向，墓道距雷台台基南壁30米，汉墓封土和台基夯土界限分明，内含物又各不相同，可见后代修造雷台台基时，乃是利用了这座古墓的封土扩建而成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雷台砖砌多室古墓，当初是建造在两座紧挨在一起的高大的墓葬封土堆下。后代只是利用了相近的墓葬封土，加以扩建，夯筑起了南北长106米、东西宽60米、高8.5米的雷台，方造成两座墓葬共处于一座大型封土之下的现状。

如果说武威雷台古墓是前凉国主张寔、张骏父子的宁陵和大陵，那无论身份、地位，还是经济实力，以及史书所载，不仅是难得的巧合，更是顺理成章的事。况且自汉末至西晋张轨赴凉（220～301），不足百年，其文化、风俗，以及墓中用物承继东汉，具有东汉特点，也在情理之中。但东汉距前凉毕竟已有百年之久，或多或少还是会留下西晋—前凉自己的印迹。

何双全先生于1992年8月9日在《中国文物报》发表文章《武威雷台汉墓年代商榷》指出：“尽管河西的汉晋墓比较复杂，但也有明显时代特征，划分它们之间的界线并非难事。”他认为（前凉）墓葬一改东汉葬俗，厚葬蜂起，一般规模较大，普遍用砖砌筑，地表有高大宏伟的封土堆，斜长的墓道，墓室由门、甬道、前中后和耳室组成。穹隆顶，顶中嵌方砖藻井莲花图案。用砖皆长条灰色，薄而坚，火候高，干砌，不用草泥。墓门上方皆用砖构筑仿木建筑或装饰照墙。将雷台墓与之相比，无论规模、用砖、结构、形制等均符合晋墓特点，与晋墓一脉相承。而雷台墓中所出陶器、铜叉、铜削等和敦煌晋墓出土类似，所出铜俑、铜马、独角兽等，不伦造型还是着彩都与武威旱滩坡前凉墓之出土物相近，所出钱币也与酒泉、嘉峪关晋墓所出相同。综观这些共性，武威雷台墓并非汉墓，应为西晋—前凉时期墓葬。

1993年，史学家吴荣曾发表《“五朱”和汉晋墓葬断代》一文指出：东汉时的五铢钱有严谨的规格，直径一般都在2.5厘米上下，重量为2.5克左右。雷台古墓出土的“五朱”钱直径仅1.6厘米，较之直径2.5厘米的东汉五铢钱相去甚远。故雷台墓的年代应属西晋，应为西晋墓或前凉墓。

至此，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多年的问题，不能不引起今天研究者的关注。这就是在武威城北区，与雷台并列的还有另外两座土台，一是灵钧台，二是东岳台，加上雷台，合称“武威古代三台”，据传均为前凉时期所筑。其中东岳台毁于“文革”期间，故址在东南距雷台千余米处。

东岳台坐北朝南，呈长方形。据清张绍美纂《五凉全志·武威县志》载，东岳台“为前凉张茂所筑”。据民间传说，此台俗称张氏“调将台”或“点将台”，又传台上曾建有“张氏祠堂”。清乾隆六年（1741），在台上建东岳庙，祀“东岳大帝”故名。1929年《武威县坛庙祠宇寺观调查表》反映：“东岳台，创于晋张轨时，名灵钧台。今存土台，在城东北二里，地震摇落〔庙宇〕。”1958年前后，台上残存庙宇被拆毁，只留台基。1968年，台基被当地生产队拆除。

灵钧台位于今武威城西北3公里海藏寺后部。20世纪80年代初，台下曾发现一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晋筑灵均台》碑记，上书“东晋明帝太宁中凉王张茂之古台”。

《晋书·列传·第五十六章》载：太兴四年（321）二月，刚刚即位的前凉国主张茂筑灵钧台，“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 。虽在大臣“不宜劳役”的劝谏下暂时中止，但仅过了一年多，在太宁元年（323）秋，张茂又大兴土木，维修姑臧城，筑灵钧台。灵钧台遗迹，在明清两代有关武威的地方志书中多有记载，均认为是前凉张茂所筑。清代又有《晋筑灵均台》碑记为证。现存灵钧台，台基土夯部分据考为晋代原建，覆斗方形，高约15米，边长60余米。台上所建无量殿、天王殿为明代建筑。1981年，海藏寺被公布为甘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由此可见，武威城北古代三台，至少有两座古台明确为前凉时期所筑，因后人无法区分哪座是真正的灵钧台，故统称之为“灵钧台”。唯有雷台不见何人所筑的记载，于是就有了“雷台即灵钧台”的说法。而武威民间却传说雷台为“张家大坟”。

考虑到武威城地处南部祁连山之山前洪积平原地带，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武威城北区域为广阔平原，地下水位较高，泉眼密布。如果在這一带造陵，只能先筑高台，然后在台下建墓。“晋筑灵均台”和东岳台的存在，雷台古墓的发现，“张家大坟”和“张氏祠堂”的传说，以及后凉盗发张骏墓和后凉国主吕篡派人修缮被盗的张骏墓等，这里面难道不是隐隐约约透露出某种密切的关联吗？

如果我们大胆推测一下：前凉政权存续期间，先后在姑臧（武威）去世的五位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正好就是葬在这三座古台下面的陵墓内，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雷台已经证明了是两座王陵的封土。让我们再回看321年2月，刚刚即位的前凉国主张茂，不顾大臣劝阻，急匆匆大筑灵钧台，其真实目的，绝不是为了“观云物，看天象”，或有学者认为是替其兄张寔造墓。但最大的可能，张茂是在为自己修建陵墓。仅仅四年之后，张茂病故，或葬灵钧台下。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武威城北的雷台及其他几座古台，均应为前凉时期的王室家族墓冢。同时也能一下子明白，武威民间多称雷台为“张家大坟”，相传东岳台上曾建有“张氏祠堂”的真正原因正在于此。也许东岳台正是前凉奠基者张轨的建陵，所以才在上面建了祠堂，以供后世子孙祭祀。否则，前凉各主造那么多高台干什么呢？纵观汉末以来的河西史，能够在武威风水宝地建造如此规模的家族陵墓，除了前凉张氏政权还能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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