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霞

摘    要： 本文引入“形而上的反抗”这一概念，对葛水平小说集《我望灯》中的代表作进行分析，解读葛水平小说创作的精神性内质，以及这一内质本身传达的哲学内蕴和文学内蕴。

关键词： 形而上    反抗    葛水平

一、“形而上的反抗”及其本土化

加缪在《反抗者》一书中指出：反抗诞生于无理性的场景与不公正的难以理解的生活状况[1]。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否认人与创造的目的。诚然，加缪提出此概念的背景无论从时间上还是范畴上都与我国本土的文学视阈差别甚巨。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本土一批作家的创作中出现了与之相似又迥异的“形而上的反抗”，其中尤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类作家为主，“京派”“海派”小说也有类似表现。“反抗”本体是一个内涵甚广的文学母题，“形而上”为“反抗”本体又注入了生存状态这一内质，让其在我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成为一种精神的呈现。陈思和曾指出，这种反抗类型的对象主体“大都是抽象的、虚拟的和模糊的”，是一种“无形无相”之物。这种对“无形之物”的“形而上的反抗”，意在从本体论角度展示出个人对生存环境的批判。

在近现代文学史上，针对“反抗”这一概念进行创作的典范作家当属鲁迅。他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形而上的反抗”意识尤为明显，尤其是“形而上的反抗”精神中体现出的批判意识和精神性拷问。“反抗”一词本身并无过多精神指向性，但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相结合，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特征在当代乡土小说作家葛水平的创作中可见一斑。

二、形而上的反抗形式

葛水平在小说中体现的主人公试图超越主体“无理性的场景”及“不公正的难以理解的生活状况”，即“形而上的反抗”的方式大体上分为两种：一是精神之“形而上的反抗”，这一反抗形式出现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反抗主体力图扭转可能出现的结局，但是由于生存环境本身的限制，这一反抗不能采取激烈的直面冲突，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心理上的反抗，这种反抗或多或少会影响反抗客体，即主体存在状态的发展态势;二是行动之“形而上的反抗”，这一反抗形式出现在事态基本定型，反抗主体已然可以预见到或者看到事态发展的结局。但是由于结局本身的残酷性和毁灭性，反抗主体在经历过心理沉沦和环境崩塌之后，通过某种行为尝试“重建”生存状态和秩序，但是这一“重建”本身是虚无的，它唯一的效用是带给反抗主体精神上的解脱和重释，并深化创作主题和人的“存在”这一哲学母题。

1.精神之形而上的反抗

在《过光景》中，葛水平不仅揭示了反抗主体生存深渊的恐怖性和主宰性，而且侧面描述了人在这一深渊中的精神性挣扎和反抗，以及由于挣扎反抗的无效带来的心灵“异化”。

在《过光景》中，葛水平通过“黑”这一情境性的暗示，揭示出主人公生存空间的窒息和压迫，比如小说的开头：苏红怕黑，黑像一场灾难，她的脚只要一踩在黑的地上，黑便像点燃的草一样烫[2]。此时读者能隐约感受到，这应该是反抗主体生存状态被打破后对周遭环境的一种恐惧的写照。在往后的情节中，“黑”這一氛围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黑像村长那一张阴谋得逞后不动声色的脸一样”。“风把黑切成碎块，然后一块一块砸过来”“那些黑暗下开着的花，四处都是暗的，只有那些花朵比月光还耀眼”[3]。主人公苏红在面对这样一张“黑色的大网”即将吞灭其生命空间时，做出了一系列精神反抗。在小说第四节的结尾处，苏红进行了第一次明确的精神性反抗：“……在这个家里，苏红花费的时间和受的那份苦累……她是个复杂的女人，在时间面前她努力想挣脱复杂叫自己简单一些，可日子被互相攀比桎梏着，她走不出简单，只要穷日子还在过。”[4]这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主人公心理状态的直接性描述，这样一种精神性思考无疑是一种“反抗”。苏红要反抗的究竟是什么？表象上来看，是穷日子。贫穷的出身原本不具备促使主人公发起反抗的全部条件，可苏红并非一个“简单”的女人，她不甘于像别的普通农村妇女一样庸碌一生，或许是因为她出众的外表，或许是因为家庭教育，也或许是因为天性。但反抗本身恰恰是悲剧的开始，如果不是因为年轻的苏红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苏红也不至于“失足堕落”乃至于让村长李宽成有机可乘。但她生命深处想要得到的并非是烟花似的绽放，而是长长久久的“好日子”，所以才有了与王伯当的恋爱经历。就在苏红满心欢喜地憧憬未来之时，自己的“前尘往事”被揭穿，这段姻缘就此作罢，苏红想要过上“好日子”的梦想破灭，意味着年轻的苏红“反抗”的失败。主人公处在这样一种“反抗”矛盾中：一方面想要挣脱现实的处境，完成“形而上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主体生存空间的限制和“形而上的反抗”本身的局限性，主人公的每一次行动反抗几乎都以“失败”告终。精神性的形而上的反抗正是在行动的“形而上的反抗”无效或者失败之后产生的。上述提到的这段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无疑就是最好的例证，它是主人公对自身反抗的一种反思，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形而上的反抗”。

2.行动之形而上的反抗

在小说《过光景》中，主人公苏红采取行动展开的“形而上的反抗”的效果较为显著，对于小说而言，直接推动了情节的演进和冲突的升级。对于创作本身意蕴而言，加深了主人公和形而上的生存空间与状态的矛盾，同时体现出了主人公苏红生命的顽强、坚韧。

苏红第一次行动层面形而上的反抗是告诉警察自己的女儿是村长李宽成的，苏红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懂得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迟早消息会传到丈夫耀亮的耳朵里，但她依然咬紧牙关做出了这一反抗，一是报复村长曾经的威逼利诱;二是直面自己不堪的曾经，这是一种撕去华丽伪装的决心和果敢，这是被生活压抑太久而不计后果的彻底爆发。这次“反抗”过后，一连串波澜开始，第一个反应激烈的人就是苏红的丈夫韩耀亮，但是苏红对韩耀亮的态度证明她早已做好了反抗的准备，正视曾经的“失足”，面对韩耀亮的质问，苏红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耀亮俯下来的身子：“你杀我呀！”此时的苏红是一个彻底的反抗者，如果说女儿的存活是她保持贤妻良母的理由的话，那么女儿的走丢就是她爆发和反抗的原因所在。这一次反抗不仅是针对当前女儿走丢的生存现实，还是对自身几十年的生存现状的反抗，尤其是曾经“迫不得已”的“失足”和因此遭受的“背弃”。无论是木匠王伯当的薄情寡义还是村长李宽成的试探和步步紧逼，都是苏红心中隐隐作痛的疮疤。所以，这次反抗是苏红对形而上的一次总爆发，尽管方式不够激烈，但也是主人公心理上试图冲破形而上困境的一种努力。

与第一次反抗相比，第二次反抗显得肃穆而平和，它出现在文章的结尾处，在母子的对话中完成。

苏红说：“你姐找下的对象可好，是大学生，家在外省，过罢年就领证，领证后就结婚。你可要争气，不要天天进网吧，要好好上进，有一天你要超过你姐，给你爸领回一个大学生对象来。”“活人容易活好难啊”[5]。

……

这一反抗的出现有些许的出乎意料，毕竟丽丽的结局在前文中已经交代清楚。如果说第一次反抗是呐喊式反抗的话，那么这一次是微笑的反抗，于无声处彰显出主人公不畏命运与现实的压迫，依然表现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一反抗带来的艺术效果很明显超越了前一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村长李宽成。第一次反抗，苏红站在了村长李宽成的对立面，甚至站在了全世界的对立面，她对自己多年的遭遇和经历表现出了决绝的抵制，是压抑太久的一种灵魂式释放，但是这一释放很明显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苦心隐藏了多年的秘密一朝被人知晓，属于“自杀式反抗”，也是人最本能的反抗。第二次反抗是带着“神性”和“灵性”的反抗[6]，正是这一反抗使得主人公乃至于整个故事有了某种光晕的笼罩，具有艺术性。

三、形而上的反抗结局

无论是精神之形而上的反抗还是行动之形而上的反抗，在葛水平的创作中，结局都不是过于明朗的，但也不属于留白。以《过光景》为例，这种结局安排包含两个方面的意蕴：无望之望和精神胜利。

1.无望之望

葛水平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生活在农村。这里的“百姓”自然更明确地指向农民。相对于城里人，农民自身天然携带着作家感兴趣的元素，那是生命最本真的状态：身处蛮荒之境，却不甘于雨打飘零而去，此种情境下的生命力更具华章和色彩，越是反抗中的个体，越能体现出生命的微小与磅礴。

《过光景》中苏红比之普通的农家妇女更添困苦艰难，家境和出身導致她在婚嫁的年纪“吃了大亏”，无奈带孕嫁给了家境贫寒的韩耀亮，但这并不是平静人生的开始，女儿的走丢揭开了苏红掩藏已久的秘密。论相貌苏红是佼佼者，否则不会引得村长和韩耀亮的爱慕;论才干，苏红嫁给韩耀亮后勤恳持家，从见不得皂腥味儿到能买得起四轮车，可见其才干亦不俗。可命运偏偏不济，日子明显有起色的时候女儿走丢了。女儿丽丽在小说中的塑造不多，却像苏红的影子一样，天生丽质，不服输爱闯荡的性子，可不就是当年的苏红么，所以在苏红心中，女儿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希望她可以帮自己收拾起当年的不堪。可苏红所有的希望都只能算作“无望之望”，女儿走的依然是自己的老路。

以上所述只是其一，在小说的结尾，有一个人物姗姗来迟，苏红和韩耀亮的儿子。文章提到他时，是这样描述的：你可要争气，不要天天进网吧，要好好上进。由此可见儿子在上学，但是学习并不认真，常进网吧，这在不经意间隐隐透露出，这个韩耀亮的“命根子”并不能撑起这个破碎的家，自然不能让苏红的心愿得偿，这也是小说结局“无望之望”的隐晦表现。

2.精神胜利

从鲁迅的《阿Q正传》我们认识到一种国民性的症状叫做“精神胜利法”。虽然斗转星移时代变迁，但这一特点在当代乡土小说家葛水平的创作中依然可窥见一二。

在小说《过光景》中，主人公面对生存环境中出现的形而上的困境，展开一系列“形而上的反抗”，小说的故事情节正是在这些反抗的推动下得以展开的，读者正是因为这些反抗才感受到作家创作的魅力和张力。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些反抗并未取得现实性胜利，或者说这些反抗正是主人公在确定无所依傍、无能为力的现实困境面前的一种绝望的反抗。尚存有一丝希望时，采用的是行动层面的反抗;几近绝望时，采用的是精神层面的反抗。但反抗并不会改变原有的结局，就如丽丽的悲惨死去;就如曹丕最后演的一场戏，不过是被华丽的衣裳掩盖住的伤疤，或许永远不为人所知，却永远不会褪去。但对于主人公而言，他们需要这样的“胜利”。苏红尽管知晓自己的“嫁祸”并不会改变丽丽走丢的这一事实，但是她需要这样的“回击”作为自己发泄的方式;在一切尘埃落定，确定丽丽被害之后，苏红反而不再颓废，在小说的结尾跟自己的儿子越走越远，留给曹家营、留给读者一个希望的背影，这种“胜利”是苏红需要的，也是读者需要的。

四、结语

葛水平的小说是黄土地上的小说，那里天高云阔，可以风清气爽，也可以藏污纳垢[7]。她的小说总是波澜不惊地描写着生老病死，大起大落在她的笔下就像高原上吹过的风，并未留下太多痕迹，却潜移默化影响着生活在高原上的人。

小说《过光景》的主人公大致上是两代人，苏红、村长为一代，丽丽为一代。下一代从一出生就必然承载着上一代人的希望，但苏红成长中的坎坷和不幸宿命般地重现在女儿丽丽身上;两代人之间看似大不同，结局却惊人地相似。无论是丽丽的出门闯荡还是曹丕的离家出走，都未能改变生命本身的结局。也许正因为他们看似卑微的生命，看似可笑的反抗才显得小说人物的塑造富有张力：若不是丽丽“走丢”，苏红何尝会勇敢正视自己的过去;他们从不曾真正甘心被“形而上”所控制，他们一系列“形而上的反抗”尽管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结局，但正是因为这些反抗，让生命本身得到尊重。这片黄土地，春秋交替、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阿尔贝·加缪，著.吕永真，译.反抗者[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8.

[2][3][4][5]葛水平.我望灯[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63，64-67，87，113.

[6]杨有庆.时代的异乡人与形而上的反抗[J].南方文坛，2014（5）.

[7]孟繁华.葛水平小说论[J].文艺争鸣，2008（2）.

基金项目：本文是长治学院科研项目“影响的焦虑——葛水平与赵树理创作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ZZZ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