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兵

每当进入深秋，开始这一季度的四季评的准备工作时，都不免会有一种焦灼和困惑的意绪，因为每到岁末，我们都有总结年度的冲动，要提炼出若干能够代表年度写作潮流并为未来的写作提供萌芽或方向的话题，何况新世纪转眼就快到了二十年，那么2018年度的小说在新世纪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又当如何衡量。一方面，有些角度比较现成，尤其像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城镇、乡土、代际、女性、底层等，都可成为非常便利的抓手;另一方面，又要警惕这些现成概念的涵盖力对复杂多义文本遮蔽。因此，在本期四季評中，我们努力做一些折衷，既利用惯常的评说视角，又希望不带入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而是把这些角度当作一个动态的区域，测度小说家如何在常与变中安置自己的写作路径。

比如，现实主义无疑是一个老旧的话题，但是又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事实上，纵观2018年度，重要的文学刊物一直在讨论有关现实主义的题目，《文艺报》和《长篇小说选刊》还开辟了专栏。我们的观察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写作者而言，在经历了先锋文学的潮流之后，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之下，他们不再把现实主义狭隘地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而更多视同一种表达文学良知和社会忧患的精神。也因此，在秋冬时节的文学刊物上，我们读到了大量有关现实素材的作品，这些小说忧愤深广，关怀热切，但在具体的文字呈现上，并不自我拘囿在现实经验的层面，像80后作家班宇的《冬泳》，借助含混的意识，将读者期待的确实悬置起来，反而赋予小说了更大的反思空间。

综观新世纪文学的演进，从世纪初对“纯文学”的讨论开始，到目前仍未终结的“底层”写作的浪潮，作家对偏执的个人化写作的反省姿态是清晰可见的，这也体现了作家重建岗位意识和现实责任的一种自觉。但是，和一切具有现实使命意识的文学形态——如问题小说、革命现实主义、改革文学等一样，新世纪的现实主义写作也曾出现过一种修饰语凌驾于中心语之上的错位关系，比如底层写作中“底层”对“写作”的逾越，“生态文学”中“生态”对“文学”的逾越，这种逾越不免导致一种新的题材决定论和功利化的投机心态，而且臆想底层或故作生态的方式对现实也是一种矫饰和扭曲，反而违背了这一文学形态写作的初衷，这是值得警惕的倾向。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恐怕也与只把“现实主义”当成一种创作方法甚至是工具来理解，而没有从“思想结构”的深度加以接受有关。当创作者面向生活的广阔时，无力从总体性上予以观照和把握，便难免流于浮泛和概念，甚至是空疏的。因此，重申作为“思想结构”的现实主义并非要写作者对现实的亦步亦趋和写作上的规行矩步，而是强调要有扎根时代的使命意识，从细微处入手，写出真正具有见证意义的作品。在这一点上，这个冬天我们读到的作品做了较好的示范。以下，我们将从小人物的命运与城市的孤独两个角度展开具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