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革命，独裁，宪政实验，英国革命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7-0003-07

英国内战的硝烟渐渐散去后，在独立派的操纵下，长期议会以合法的形式——“残缺议会”行使着国家统治权。根据下院决议，由于人民是上帝之下一切权力之源，下院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代表人民。理论上，这个决议解决了英国革命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即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其实不然。1649年2月，残缺议会废除了合法的君主制，取消了只剩下16名贵族的上院。5月19日，仅保留下院的残缺议会还宣布建立“英吉利共和国”（Commonwealth of England），并称其为“联邦和自由的国家”。议会自称代表人民掌握这个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并以人民的名义，指定了隶属于自己的军政长官；同时，它还将国家的行政权交给国务会议行使，而在国务会议的41名组成人员中，包括克伦威尔在内大部分为独立派领袖，其中10人同时还是议员。不管怎样，经过革命的改造，英国的国体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由一个家族统治的王朝国家，转变成为了一个由一院制（下院）的残缺议会、隶属于议会的军政长官和为独立派操纵的国务会议构建起来的共和国。这是又一次宪政实验，①英国革命再次迎来了高潮。

英国革命的实践，生动地告诉人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有温文尔雅式的温良恭俭让，而是各种政治力量、宗教派别之间的生死较量，是为夺取国家最高统治权而进行的血与火的斗争。虽然查理一世发动了革命，但他绝不是一个称职的导演。当革命发生以后，英伦局势越来越陷于失控状态，他也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对于被迫应战的议会反对派来说，他们由不同的宗教派别聚合而成，持有不同的政治态度，虽然赢得了对专制王权的胜利，却没有做好执掌国家机器的准备。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独立派不想废除君主制，其表现可以归结为这样三点：一如在普特尼辩论中克伦威尔多次强调要加强军纪，并指责平等派的过激要求将会造成“无政府状态”；二是克伦威尔、亨利·艾尔顿等高级军官频繁接触查理，说明他们还对他抱有幻想；三是在第二次内战胜利后，克伦威尔表示仍要“尽力为国王效劳”，保护国王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但是，革命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不会完全受到受某个人或某个党派的左右。在各派力量的反复较量中，查理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可处死国王和建立共和都是破天荒的大事件，也是革命不自觉发展的结果。此后，英国因“王权虚悬”（Interregnum）而进入了共和国（1649—1653年）和护国摄政（1653—1660年）的宪政实验期。

革命是暴力斗争，革命成功必须仰赖战争的胜利。无论是共和阶段还是护国摄政时期，真正的掌权者是独立派和军队。军队在战场上打败了国王，理应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但是，军队作为独立派手中的枪杆子，只是独立派用以打击敌人或对手的政治斗争工具。虽然军队由议会造就，但是军队已不受议会的节制，反而为独立派所控制，成为独立派用以清洗议会的牟利工具。长老派被军队逐出议会以后，独立派独占了革命的领导权。为了让军队走向合法统治的前台，还发生了有趣的一幕：军队不喜欢议会，可又离不开议会，因为军队的合法性源于议会的认可。更有趣的还在于，由于议员人数太少，连议会本身是否合法也成为问题。客观地说，暴力或革命和合法性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当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于握有优势的一方来说，合法性似乎必不可少。英国革命的情形也是这样。无论是处死国王查理还是撤销议会上院，抑或取消安立甘宗的国教地位，独立派在推动极端措施时，为了寻求革命暴力的合法性，都在利用那个既残缺不全又死而不僵的议会。在理论上，残缺议会第一次公开宣布其作为议会本身所拥有的最高权力，并诉诸文字，加以载明，这对日后西方宪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实践上，残缺议会将立法、行政、执法三项权力同时置于手中，这就构成了形式上的议会专制，其实是议会军领导人操纵下的军人政治。如此一来，17世纪的英国革命，首开现代军人政治之先河。

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军人专权政体，英吉利共和国并没有去伸张清教思想家们和革命领袖们所追求的人民主权。这个清教共和国，从诞生之日起，犹如《圣经》中记载的那个巨型海怪利维坦一样，就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与威胁，诸如王党、长老派、平等派，以及与查理一世有亲戚关系的欧洲各宫廷。虽然王党已被独立派和军队击垮，惶恐不安，仍有不少王党分子甘愿冒险，不惜再与清教共和国这个怪兽一搏；而在清教内部，长老派和平等派也对独立派操纵军队和政府的行为大为不满，他们就与王党分子一起，共同构成了反制共和体制的主要力量。其中，“作为一个集团，英国的长老派几乎没有明确的政治理论。他们的观点主要是主张贵族政治，因而是保守的，也肯定是保王派的……他们主要希望在议会里推行长老会教义，一般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国王而不是反对国王来实现这一点”。①虽说长老派与独立派联手推翻了君主制，并建立了共和政府，但是共和制度作为革命的重要成果，仅仅体现了独立派的诉求，长老派认为这与己无涉，因而不惜再联合王党，去反对独立派操纵的新政府。当然，长老派和王党的合作也并非天衣无缝，由于长老派无法接受王党恢复君主制的主张，双方根本不存在深度合作的可能性。此外，由于更激进的平等派有通过改革来实现超越时代的民主政治诉求，如成年男子普选权、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实行宗教自由等，这就决定了他们与长老派进行深度合作的可能性相当有限。实际上，独立派控制着立法机构和所有的政府部门，还掌握着一支44000人的军队，再加上他们的对手本身不团结，因而依然能以充沛的精力与高昂的斗志去应对共和国的风险，保卫清教革命的成果。

客觀地说，17世纪的英伦革命对欧洲的影响，远不及后世人们想象得那样大，但是当时的大陆欧洲对不列颠事态的反应却出乎预料地走向负面。不论是新教国家还是天主教国家，如荷兰、法国、瑞典、丹麦等，都在恶化与英国的关系，这就使新生的英吉利共和国立刻陷入了无援的外交困境。爱尔兰人打着维护天主教信仰的旗号，宣布无条件拥立查理一世之子查理王子为新国王，史称“查理二世”，目的是想乘机摆脱英国的控制。作为一种强硬的回应，克伦威尔亲率一支万余人的精锐部队，跨海踏上爱尔兰的土地，对当地人的反抗予以坚决镇压。难怪有学者评论说，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滥杀行为亵渎了上帝，其个人军事才华也由此失去了应有的光辉。②爱尔兰尚未被完全征服时，苏格兰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苏格兰人也反对专制主义，但他们不能接受审判和处死国王的极端做法，就在查理一世受死后第六天，苏格兰议会也宣布查理之子为新国王。克伦威尔公开指责了盟约派的举动，并告诫他们能“虔信上帝”。1650年英、苏战争爆发后，克伦威尔即以11000名兵力，迎战两倍于己之敌。他凭借多年的作战经验，并利用苏格兰军的战术错误，赢得了邓巴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他还利用苏格兰内部矛盾，占领了爱丁堡以及苏格兰低地的整个东部地区。①

因与长老派合作，独立派推翻了专制王权，度过了共和时期的外交危机，但是随着苏格兰战事结束，军队与议会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虽经普莱德清洗，议会已悉数为军队中意的人，军队还是嫌他们碍手碍足，更何况此时的残缺议会已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议员们知道多数英国人并不赞成共和制度，如果要重新举行选举，他们必定失去议席，因而宁愿维持着90名议员的残缺局面，以便能长久留在议会。其中，那些纯粹的投机者最不愿意重新选举，最希望残缺议会永远存在，这样他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吃一辈子议会饭。可是，残缺议会违背了自己所倡导的“自由”原则，“已经遭到全体国民的厌恶，加以鄙视”。②它如果永久存在，那就有违民意，只会越来越不得人心。同样，议会军因垄断着政治权力，亦变成了一个维护自身利益的职业军事集团。这支军队的变质始于爱尔兰战争，他们在爱尔兰烧杀掳掠，许多士兵得到了土地，却淡忘了政治理想，职业利益日渐增强。尽管如此，只要残缺议会存在，军人就不免感到束手束脚。当革命遭遇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克服的危机时，往往会以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带领一队士兵闯入议会大厦，厉声命令议员们立刻离开会议大厅：“你们不再是议会，我说了，你们不再是议会，我要停止你们的会议。”③克伦威尔解散议会时的口气，近似一个国王，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当年查理一世解散议会时的蛮横情景。

以武力方式解散议会，可以看做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早的军事政变，后来许多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残缺议会的议员们，所谓的人民代表，早已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受到武力驱散时，虽然没有引发什么政治风波，但是，由议会和议会军拱卫起来的共和体制，却遭到了革命领导人克伦威尔的无情嘲弄，英国革命因自身的盲目和极端而完全失控。钱乘旦教授深刻地指出：“自此后，英国革命就迷失了方向：革命是以维护议会的自由权利开始的，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但现在国王被处死了，议会却也失去了权利，起而代之的是一个强制性的力量，它完全以武力为后盾。革命背离了出发点，相反却走向了反面。这以后革命就走下坡路了，一直走到它的失败。”④

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充斥着大量的宗教因素，最为鲜明的例子，当属由安立甘宗派生出来的清教情愫。16世纪都铎朝的宗教改革，固然受大陆新教派别的诸多影响，但是由于亨利八世早已为安立甘宗定下了中庸的基调，其政治色彩远大于神学意义。除了以英王取代教皇作为英格兰教会的至尊领袖外，不论在神学教义还是在礼仪规章方面，英国国教与传统的罗马天主教都无太大差别。不过，那些脱离国教会的清教徒，由于接受了激进的加尔文主义，与国教神学的分歧十分明显。此外，他们还继承了前辈反抗统治权威和挑战教皇权的勇气，从而形成了对抗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坚定反对派。

奥列弗·克伦威尔正是这个反对派的杰出代表。他作为独立派领导人，是个来自亨廷顿郡的新教乡绅，卡莱尔则说他是个“勤劳而有节制的农夫”，并把他尊为不善辞令、不善演讲的先知。⑤事实上，奥列弗属于名门之后，他的舅太公就是亨利八世所倚重的著名改革家托马斯·克伦威尔，他的祖父亨利·克伦威尔曾受封为“欣琴布鲁克黄金骑士”，①其同名伯父由詹姆斯一世封为骑士。②奥列弗的父亲叫罗伯特·克伦威尔，从祖父手中接过了年值300镑的地产，还当过郡守，参加过议会。虽然奥利弗出生时，家境已大不如从前，但也不能归于纯粹的农夫。克伦威尔后来就说过：“从出身来说，我生活过得不是很显赫，也不是很卑微。”③出生后第四天，他在圣·约翰教堂领了洗。自幼年起，他就接受了严格而刻板的清教教育。每逢星期日，他都无法像邻家孩子那样出去玩耍，上午要跟着父母去做礼拜，下午要规规矩矩地听父亲宣读祈祷文。他曾就读于亨廷顿语法学校，校长托马斯·比尔德博士是个严格的清教徒，总是不厌其烦地举例，极力证明上帝会惩罚那些纵情欢歌、戏谑玩耍的违反教规者。这位剑桥毕业生的施教活动对克伦威尔的清教思想，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克伦威尔17岁那年，就成为了剑桥西德尼·萨塞克斯学院一名自费生，④而当时的劳德大主教对该学院不屑一顾，斥之为清教主义的渊薮。⑤在学习上，他不太刻苦，算不得一個好学生，但他擅长击剑射击，热衷骑马、打猎，这些爱好有助于他日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骑兵指挥官。学院院长塞缪尔·沃德信奉清教，还有些神经质，他不仅要求学生必须详细笔录其布道词，还经常在大厅中鞭打那些犯有过失的学生。⑥在这种严格的宗教环境下，克伦威尔逐渐成长为一个虔诚而坚定的清教徒。⑦

因而，在皈依加尔文教以后，克伦威尔有好几年都处于意志消沉、内心矛盾的痛苦状态，如他所说：“我的思想像无人管束的恶魔；我的灵魂像一只随风飘荡的破船，有时被抛向绝望的远方。”⑧有个友人描述他说：“这位伟人是从一个极为消沉和痛苦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在灵魂上受了许多磨难的人，在很长时期中，他的灵魂处于极端恐惧和诱惑之下，与此同时，外部条件也甚为恶劣：他处于这样的苦难的学校之中，直到他学习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课；直到他的意志崩溃并屈从于上帝的旨意。”⑨克伦威尔精神生活的转折点，与其所追求事业的转折相吻合。在1638年写给其表妹圣·约翰夫人的一封家书中，他完整地表露了自己对信仰的热切与狂喜：“我极有信心，我将以上帝为我的灵魂所作之事来荣耀他，我发现他为寸草不生的荒漠带来了甘泉……我的灵魂将与他同在，而我的躯体则存于希望当中，如果我可以用接受磨难等等的方式来荣耀我主，这将会是我莫大的喜悦……上帝接纳我成为他的子民，并引领我走入光明之中，他正是那指引我们的光亮，将我们由荒谬与无知中启迪的光亮……赞美主，他照亮了我那黑暗的心……”⑩作为克伦威尔秉持的清教精神首要内涵，“爱你的邻人”的伦理观是出于他早年热心维护地方农民利益的朴素认识，这也使其在东部各郡名声大振。他凭借良好的声誉，开始投身于政治活动，并于1628年第一次入选下院，还参加了宪法和宗教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信仰问题上，他受老师比尔德的影响，曾猛烈抨击温彻斯特主教的天主教说教。在参加短期议会和长期议会时，克伦威尔还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是很快就崭露头角。17世纪30年代，他已萌发了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思想，认为查理一世的宗教政策是要破坏新教信仰。他还把即将发生的革命，理解为“去维护我们作为人的公民权利，去维护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宗教自由”。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宗教自由的意义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克伦威尔看来，“原来是为了反对宗教上的变革的斗争，变成了努力去建立信仰自由的事业”。{11}内战爆发后，他回到家乡，组建了一支完全由普通农民参加的80人骑兵队，后来这支队伍构成了赫赫有名的议会新军“铁骑军”核心。

克伦威尔是英国革命时期有理想、能指挥和善打仗的军事与政治领袖，他的军事理念主要受到了清教信仰的支撑。他深知宗教力量的强大，因而以清教精神为凝聚力，以对宗教的虔诚和对事业的热忱为标准，招募那些既诚实又笃信上帝的清教徒，不论是普通士兵还是军官，他都是按这种原则来进行挑选的。“他特别注意细心地去挑选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参加他的部队，这些人比普通的士兵具有较高的认识……他们不是为了钱，而是把公共的幸福当做他们的目标，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得更为勇敢。”他用宗教精神去教育广大官兵，使他们树立这样的信念和理想，即反对国王和封建贵族的斗争就是上帝的神圣事业。他说过：“我宁愿要一个穿着粗布上衣的下级军官，只要他懂得为什么而战并热爱他了解的东西，而不要一个你们称之为‘绅士、其他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人。”①他治军极为严格，要求士兵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为着上帝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按照清教理想来改造军队，使新军摆脱了地区性、非专业性和派系的缺点，而由信仰武装起来的新军懂得他们都是为了理想而战。这种靠信仰支撑起来的军事理念，明显地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也为克伦威尔成长为独立派的军事领导人提供了重要保障。在马斯顿荒原之战中，他率领的左翼骑兵队对获胜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没有忘记上帝恩典的意义。他说：“英国和上帝的教会在这次伟大的胜利中得到上帝赐予我们的极大的恩典，像这样的恩典是自从这次战争开始以来从来未曾有过的。所有的事例都表明，这次彻底的胜利都是由于上帝给予我们这些虔诚人的祝福而得到的。……把光荣，一切光荣归于上帝。”②次年，他以中将军衔统领骑兵，并担任议会军副司令，地位仅次于司令官费尔法克斯爵士。自1645年4月通过《自抑法令》（The Self-denying Ordinance）后，克伦威尔成为议会阵营中唯一一位既是议员、又是指挥军队的独立派领导人，军政大权一身二任，为护国摄政体制下的军人政治创造了条件。

由克伦威尔与残缺议会共同建构的英吉利共和国，是英国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的宪政实验。为着上帝的神圣事业，克伦威尔一手拿宝剑——独立派军人的武力工具，一手拿《圣经》——独立派的精神武器，左右着共和国的走向。由于议会对独立派和军队的依附性，决定了这个共和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军人专政的清教共和国。③

1653年4月，独立派解散残缺议会、驱逐长老派后，开始独掌革命领导权。在由军官委员会从各地独立派教团提出的建议名单中，选出140名“忠于上帝事业的人”，共同组成了“小议会”（Little Parliament）。克伦威尔以议会军总司令的名义，向每位议员颁发由他签署的委任状，个人军事独裁由此初现端倪。这个议会是一个寡头集团，由清一色的清教徒组成，既没有威信，又缺乏能力，在温和派议员和军队将领的支配下，仅维持了五个多月，于12月12日就不得不以“自动退职”的形式宣告解散。在同一天，克伦威尔从军队手中接过了军官委员会起草的《政府约法》（Instrument of Government）。这是英国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成文宪法，其源头是1647年夏由独立派高级军官提出的《建议要点》。④该约法包括下列主要内容：其一，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行使立法权，并实行护国主制；其二，由克伦威尔出任护国主，他通过国务会议行使行政权；其三，议会可以驳回护国主否决的法案，也可以使某项法律生效，除非该法案与宪法相抵触；其四，实行宗教宽容，但罗马天主教不在其中；其五，国务会议委员实行终身制，其权力大于1649年设立的国务会议，其中包括确定护国主继承人的权力。护国摄政体制这种设计的出发点，意在维持护国主、议会和国务会议三者间的一定权力平衡，以防止议会或护国主的独裁统治，但是护国主为终身职务，所以权力的天平显然是倾向护国主的。12月16日，在明确拒绝了王冠的诱惑后，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英吉利共和国寿终正寝。

护国摄政时期，由于克伦威尔只是从形式上“把自己与建立在过去基础上的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决裂开来”，并将宗教上的激进主义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①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了专制主义。1654年9月，选举产生的第一届护国制议会，尽管受到军队的操纵，还是表现出强烈的共和主义色彩，约有100个议员不但不肯宣誓效忠护国政府，反而以咄咄逼人的姿態攻击《政府约法》，攻击规模庞大的常备军，攻击护国主关于宗教宽容的主张。于是，正当议会忙于起草一部新的宪法草案时，1655年1月，克伦威尔解散了这个不听话的议会。接着，他又陆续镇压叛乱的王党分子，还遣散了一千多名新模范军士兵。他接受陆军少将约翰·兰伯特、陆军上校约翰·德斯伯勒等军队将领的提议，以王党叛乱为借口，推行军人专制的“陆军少将制度”。据此，整个英国被划分成11个区，每区派一名陆军少将管理，严格执行清规戒律，从指挥民兵、维持治安、逮人判案，到整肃市镇、摊派征税，从推行宗教宽容，到监督道德生活、文化生活、宗教生活，甚至禁止斗鸡、赛马等，一切事务都由少将决定。②少将既有军事权、又有民政权，既有宗教权、又有司法权，都直接对克伦威尔负责。他们对教士的活动严加管制，不是“为了建立某种形式的宗教统一”，而是为纯洁教会、提高神职人员的传教水平，防止发生谋反。③于是乎，英国就变成了一个由军队和警察严厉控制的专制国家。

作为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克伦威尔是一个十足的矛盾统一体，他一方面反对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实行个人独裁；一方面崇尚宪政传统，另一方面又推行护国摄政。被查理暴政推翻后，英国人还未来得及感受共和的快乐，就被突如其来的护国摄政弄得目瞪口呆。很快，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激起民怨，第二届护国制议会强烈反弹。固然议员们照旧是在军队控制下产生的，但他们一旦集中到议会，就立刻表现出抗拒护国政府、不服从将军意志的政治倾向，并像第一届护国制议会一样，要求修改宪法。作为共和派议员代表，前伦敦市长克里斯托弗·帕克爵士草拟了一份《谦恭请愿与建议》（Humble Petition and Advice）文件，主要内容是劝谏克伦威尔接受国王称号，建立世袭君主制，④同时在议会中设立“另一院”（‘Other House of Parliament），以及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征税权归议会、设置国王咨询委员会、削减军队规模，等等。帕克爵士的目的，不是要加强护国主权力，而是想通过建立君主制来限制克伦威尔的个人独裁。在英国人看来，护国主是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而事实上，克伦威尔作为护国主的权力没有边界，甚至比国王还难以约束。都铎朝中期就有护国主，萨默塞特和诺森伯兰两公爵都曾操纵幼主爱德华六世施政，擅权谋取个人利益，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这令人记忆犹新。由于王制是英国人最熟悉不过的政治文化传统，他们宁愿接受一个权力有限的国王，也不要一个依靠军队进行统治的任性护国主。其实，克伦威尔在威斯敏斯特接受护国主称号时，就已经注定了英国人必须再次面对独裁统治的不幸。

1658年1月，议会在休会半年之后复会，克伦威尔把一些亲信塞进了那个“另一院”。对于下院共和主义者来说，设置“另一院”等于否定了他们在内战中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人民主权，因而拒不承认。2月4日，克伦威尔解散了这个喋喋不休的议会。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议员们：“我认为这是结束你们的会议的最好时刻，我宣布解散这个议会。让上帝在你们和我之间作出裁决。”⑤到1658年夏，护国摄政体制下的军事独裁达到登峰造极。当初，克伦威尔是怀抱清教理想走上反专制主义道路的。在盲目革命的乱局中，他凭借自己塑造起来的威望，掌握了革命的主导权。现在，人们从克伦威尔身上看到了专制国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影子。伏尔泰评论说，克伦威尔“虽然不称国王，但比任何一位国王享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荣华富贵”。①由于传统的惯性没能使革命跳出旧制度的窠臼，摄政体制终究不过是斯图亚特君主专制的翻版。革命从反抗国王的独裁统治开始，在转了一圈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走向了护国主的个人独裁。也许，这就是英国革命发展的必然逻辑。

那么，克伦威尔究竟要将革命引向何方呢？在主观上，他想按照清教理想来引导革命，可是在客观上，他也别无良策，而是凭着护国主身份，盲目、任性地主导着处于危难中的国家，重走专制主义的老路。这种悖论是英国人的悲哀！克伦威尔的革命理想破灭了，但他进行革命的故事不是仅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整个英吉利民族。在17世纪革命中，英国人作过多种宪政实验，诸如长期议会独裁、王位虚悬、共和国、护国摄政、陆军少将制等，结果都失败了。革命现在已无路可走，除非再回首，要么强化军事獨裁，要么回归世袭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从本质上看，护国制与斯图亚特专制一样，没有太大差别。既然“克伦威尔的共和国和严格的清教教义是完全为多数英国人所憎恨的”，②英国革命必然走入了死胡同。1658年9月3日，当新的议会准备召开时，克伦威尔因患热症去世，护国主职位由他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承袭。现在，有两个无法克服的难题摆在理查德面前：一是他年纪轻、无战功，军队将领根本不买他的账；③二是财政拮据，到1659年春，护国政府累积的175万镑债务超过了年可支配经费。虽然第三届护国制议会通过决议，规定军官委员会开会必须经过护国主和议会的同意，所有军官必须宣誓不得以武力解散议会，但是仅仅五天以后，军官们就迫使理查德解散议会。再过一个月，护国主自己也被撵下台。随着护国政治的告终，由革命开始的一系列宪政实验宣告彻底失败。

【作者简介】姜守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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