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书院门生”

书院门生，这是自我退休就开始用的网名，也是我的微信名。两重意思，一层：我是西安人，生在书院门，1949年初我就出生在书院门附近的太平巷，旁边就是著名的碑林，即后来的陕西省博物馆。另一层意思，作为老报人、老记者、老编辑的我，从小喜欢读书，读了一辈子书，爬了一辈子格子，现在老了，退休了更是如此，自难闲，难忘书，乐在书院当一辈子门生。我把网名叫书院门生，就是自况一不忘故土，二不忘行当。如此而已！

记得文革后期，我看过《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至今还记得马克思在特列尔中学论文中说过的一段话，意思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他出生时已经基本确定了。当时并不太能理解。1973年初，我还专门写了一篇小文谈对此段话的感想，刊登在当年7月份的《新疆日报》上，不久还被《光明日报》所转载。而现在已经完全理解、感同身受了。

我们这些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上小学时赶上新中国初期的百废待兴与政治运动，上初高中后遇见三年自然灾害，要毕业考大学了逢十年文革，学校停课，高考无门。需要长身体时赶上物资匮乏，在需要长见识时赶上知识无用论，该工作了赶上知识青年下乡，下到了农村去修理地球。

因为在很长的时期内左倾思想流毒泛滥，不少人在青少年阶段就经历了人生中父母遭批斗、自己遭歧视、生活无着落的厄运，成为为人不齿的另类，身心经受磨难。比如我父亲就因为解放前在西安市电信局报房时曾被集体发展为三青团外围组织成员，文革中被逐出单位，下农村劳动改造。

后来为了落实政策，在知青阶段，我还帮老父亲写了很多申诉材料四处投告请求解决不公。最大的幸运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使我们在与祖国共同经历了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大发展，经历了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的新变局，唱响中国梦，迈进新时代，进入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期。

如同我的许多同代人一样，在那些年月，我当过“黑五类”，下乡修理过地球，经历过许多的困惑与无奈。我读过“禁书”，因为知识的饥渴;我唱过红歌，因为内心的由衷。我遭遇过不顺，因为年轻和无知、鲁莽;我经受过挫折，但这些都让我变得成熟起来了。我参加过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也在培训后写出了选择自己职业道路的第一篇稿件，并且最终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一直干到了退休。

无论是自己在父亲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还是下乡劳动感到迷茫的时候，我们一直就没有忘记过读书、学习、实干、进取，直到今天。曾经有过了生命中的无数攻读之夜与加班之夜，一次次地起头默读、斟酌改写，一次次地作废撕掉、推倒重来，好像成了习惯。有心得亦有收获，有失败就得教训。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想到放弃。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虽然经历过往昔岁月许许多多多的曲折与困难，还是走到了天翻地覆、伟业如斯的今天！

闲暇之时，翻看着自己过去五十年间断断续续记下的将近三十本日记，翻阅自己的少作剪贴本，看前不久才授过课考完试改完卷的伊犁师大本科教案，不由感慨良久。仔细想想青春的确是用来奋斗和回忆的。奋斗了就有可能成功，不奋斗就不会有任何希望，小到个人，大至国家，莫不如此。

祖国在一天天地发展，越变越好，而我们在一天天地工作、退休复变老。变好的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新疆，我们的伊犁;而不变的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的中华优秀文化的那深切厚重的热爱，还有我们的开放心态，我们的昂扬精神，与我们的坚强意志。

我是“疆二代”

在现代的意义上，信息通信是现代产业的基础、当代科学技术的结晶，比如5G之于现代生活。而在解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邮电通信事业都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诚如周总理所言，是国脉所系。

就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邮电事业的发展需要，1951年初夏，我随调动支援新疆邮电发展的父母在西安坐上了去往兰州方向的绿皮火车，沿着解放初期走走停停的西兰铁路线一路西行，中途在兰州歇息联络等了将近半个多月。后来转乘了撑着篷布的黑卡车，傍祁连山穿河西走廊，越嘉峪关，过星星峡、烟墩、哈密、吐鲁番、达坂城。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耗尽，在秋日温馨的时光中，到达了当时被称作“迪化”的、就是两年后建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国家有难处，父命难违抗，我老爸挈妇将雏，西向畏途。依偎在母亲怀抱中的是只有两岁的我。

同车的有不少人，大都是陕西省西安市及关中附近县市的邮电熟练职工，包括一些技术维修人员。其中报房也就是擅长收发电报业务和用电码本翻译电报内容和掌握报房机械维修技术的居多，包括我的父亲和他的几位陕西籍同事。后来听母亲说，我父亲“我达”是被他的当过省人大代表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动员来的。领导还承诺说是三年后就能调回西安，不料一去一辈子，我也成了新中国初援疆的“疆二代”“邮二代”。虽然我不是生在新疆，但到新疆时还太小，只能算是第二代了。

在乌鲁木齐呆了不到一年，次年夏天全家辗转伊宁。除了三年后全家随父亲调到霍尔果斯邮电所待了一年多外，父亲就一直在州邮电局的报房工作。作为在新疆最早建市的伊宁市，在新疆最早建州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河谷各县市的邮电事业发展召唤了内地大量的邮电熟练工人、技术维修人员、邮电管理干部等等。人员范围从陕甘各省到南方、从工人到技术干部、转业军人等，包括文革前分配来伊的邮电学校毕业生。伊犁还一度建立了邮电学校，主要培养少数民族邮电职工。

我在成长中也见证了伊犁邮电事业的发展。五十年代中期，伊宁市架通了穿越果子沟去往乌鲁木齐的长途线路，通了长途电话，后来又运用载波技术实现了一根电线上实现多路通话。而在此前更长的时间段内，发电报、写家信就是人们实现跨地域、跨时空信息交流的两种最主要方式。从文革结束，直到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邮电事业的进步更多地还是体现在网点布局的基层化和服务对象的大众化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因特網的出现并在边疆地区迅速发展与推广，电脑和互联网技术更广泛使用，使我们走上了“信息高速公路”。大哥大、寻呼机、手机，翻盖、折叠、平板，智能机、老年机、手表式儿童机……我们进入了地球村时代了。当下，邮电事业所延伸发展产生的信息产业，不仅是现代科技的宠儿，还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

粗略计算，我的至少有近二十位同时进入小学、中学读书的同学是“邮二代”，父母有北京的、天津的、浙江的、江苏的、上海的，四川的、湖北的、两广的，有将近十位是我这样的陕甘籍的“邮二代”，都出生在解放前后，生长在红旗下。当初七八家同操一种乡音，挤住一个大院，共饮一井甜水。大杂院，常来往，一世情，总难忘。如果加上与弟弟妹妹辈儿同学的“邮二代”，就更多了。在新疆，在伊犁，这种“邮二代”“兵（团）二代”“军（区）二代”“商二代”“农牧林二代”“工二代”“医二代”“教二代”的现象非常普遍，其实可以总称为“疆二代”。

那时候真是人才奇缺。在西安市只上过六年高小（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我母亲，来到新疆后，有一段时间因为家里有小孩子不能外出工作，被邻居戏称“你这个知识分子咋能闲着？”终于还是被动员参加工作，当了小学老师。后来因为小妹出生没有人带又回家当家庭妇女，待小妹长大了，母亲又去了另一个单位。是父母长辈们用自己辛勤的劳作抚养了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无数的父母、长辈们也是在用自己的劳作支撑起了我们的人民共和国。

1961年夏天，我上了伊宁市第六中学，这是由原伊犁女子高中改的，后来当了校长的女书记熊灿霞是从北京市二十三中调到伊犁的，因为其丈夫是伊犁军区的处长。工作需要，她便无条件地来了。

学校的老师呢，都是自愿报名来新疆、来伊犁工作的热血青年，都是内地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有北师大的、陕西师大的、华东师大的、兰州大学的，等等。一下子来了十几名，有的还抄着浓重的乡音。即便是在大学扩招近二十年后的今天，这种盛况也很难再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尹志礼，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5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原籍江西的调干生，与后来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同班。毕业时服从分配来了伊犁，一干就是一辈子。尹老师后来调至伊犁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又筹建了广播电视专业。就是这些老师们，就是在当时那艰苦的岁月里，用满腔的热忱，用全部的心血，用知识的乳汁哺育了我们，哺育了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疆二代”们。他们与解放军战士一样，同样是在新疆为党、为国、为人民开疆拓土的一代人。

据我所知，为了加强边疆地区的工作，在此前后，还有多批在中央机关、国务院部门工作的干部，先后调到了伊犁河谷的各个县市的党政部门工作，补强基层，开展工作，一干也是一辈子。他们的子女只比我们稍小一些。

用今天的话说，这些不就是干部援疆、技术援疆、产業援疆、教育援疆、医疗援疆吗？他们其实就是最早的援疆干部！

这些我们的前辈、父辈和老师们，无怨无悔地响应党的号召和祖国的召唤，在六七十年前用他们的青春岁月，在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困难时期，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边疆建设一辈子。脚踏实地，穷其一生，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了姹紫嫣红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和民族团结之花，繁荣和发展了边疆地区的各行各业。

他们这代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一辈子默默无闻，百年后笑卧天山：工作时不计得失，牺牲也无怨无悔。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们大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也并没有过上多少好日子，却让我们和我们的后辈们都赶上了！

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这些“邮二代”们曾经在文革后下乡分离、工作、学习、养家，各自忙碌。现在退休了，为了子女后代，虽有随子女定居国外的，但大部分还是选择了留在伊犁，终老新疆。同代们与同学们，彼此天各一方，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常有微信群聊、微博联络。经常会回想起我们在青少时代经受过的教育与磨难，想起领袖与祖国、青春与奋斗，说说今天幸福生活中的感想。能生活在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在经历了七十年的战火与硝烟、坎坷与纷争，困惑与传承、成长与发展之后，作为奋斗者、建设者、见证者与受惠者，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代！

我们这群与祖国同龄的伊犁“邮二代”“疆二代”们，也没谁觉得自己老了。祖国不老，我们还年轻。大家共同的想法是，国家好了，时代好了，当然我们也应该更好！

我是吐达洪

今年5月6日上午一点半，我正在小学校门前接孙儿放学回家，突然有人拍着肩膀问我：“吐达洪，还认识我吗？”仔细看是位六十岁左右的维吾尔老人，在和善而急切地注视着我。

“不认得吧，我叫阿不来提！你原来在布拉克买里（‘买里即维吾尔语‘村庄）当农民时，那时我才刚刚上小学！”

回过头仔细端详再三，我说：“想起来了！”握手，寒暄。

阿不来提自我介绍说：“中专毕业后，我回乡当了语文老师，现在退休了。今天过来办事，没想到遇见了你，太高兴了！”

我很久没见到当年村里的老人了，问了几位长者近况，说是多已过世，几位熟悉的同辈也都随子女们外迁了……

阿不来提执意要请我一块儿吃顿饭，可我还得接孙儿回家，就谢绝留了电话，说好以后再约。

那还真是叫人难忘的岁月啊！1969年4月28日上午，我与四位同学一起报到，在伊宁县潘津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被分配到六大队二小队，到现在也整整五十年岁月了。

六大队现在已划归伊宁市！属于达达木图乡布拉克达达木图村。这里居住着汉族、维吾尔族、回族，还有少量的哈萨克族等。全村也就不到三百户，户籍人口有千把左右。我被分配到二小队，小队长名叫托乎达洪·吾守尔，四十岁不到，小矮个儿，皮肤黝黑，精干敦实，见人爱笑。刚见面就问我们都叫什么名字，我们一一回答。托乎达洪队长却说不大好记，给我们每位都起了个维吾尔语名字，姓戴的同学叫白克力，姓高的叫努热合买提，姓丁的叫尼扎木丁。许是与我有眼缘，叫做吐达洪，意思是“就留在这里”。托乎达洪小队长的话刚说完，便引出旁边一片叫好之声。从这一天起，我就有了维吾尔族名字“吐达洪”，被乡亲们叫了好几年。

布拉克达达木图村位于伊宁市飞机场路北端左拐不远处，东临伊宁机场西靠伊宁市到脑改图的公路，北依人民渠（皇渠），南边的农田都接到了伊宁市区今天的北环路。五十年后的现在，不仅这个村子，整个大队（已设达达木图乡）都划归伊宁市管理，而且在当年六大队五小队乌拉斯台村以西不远的水文站的地面上，已经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在西北堪称一流的火车站——伊宁站，每天吞吐着来往伊犁河谷的络绎不绝的旅客游人。

布拉克达达木图村，当时还由伊宁县管辖。六大队总共有五个小队，布拉克达达木图村里住着第二、第三、第四三个小队的人，第一、第五小队分别在西边的乌拉斯台村和北边沿皇渠的达达木图村。“布拉克”在维吾尔语中就是泉水的意思。在村子的东、北、西三个方向的高坡地下真的还都有不少泉眼，四季都有泉水汨汨流淌，聚水成流，便汇成了条条小河，由高往低地从村外流过，所以大家都习惯于把布拉克达达木图村叫做布拉克村。

由泉水汇聚成的一条小河，总是沐浴着阳光，沿着村东面的河床，清冽泛波、水势喧哗地由北而东南方向流下。跨过铺在河面上的小木桥，一条曲折的有八九米宽的乡间小路，穿过农田，引着我们走进了绿意覆盖的布拉克买里（村庄）。进入村里，渠水清澈，道路洁净，绿树夹道，庭院幽静。每家小院的前院，都是土打墙红砖砌脚勾的房檐，整体穿鞋戴帽的房屋，这在当时就是富足的见证。家家小院架上的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垂着兜风，总是在勾人的馋虫。

初夏的清晨，从南面遥看坐落在一块向阳坡地上的布拉克村，青苗碧水蓝天，阳光小花细草，美好静谧且悠然自得，就像是一幅天工自然的水粉或者油画。

这三年，我们每天都在这座小桥上来回，往返于村内外，忙着干农活，挣工分，冬积肥，春锄草，夏割麦，秋打场。

那时村里的知青可不少，有回乡的，像买买提依明、萨拉依丁、波拉提三位，是村里在伊宁市读中学回乡接受再教育的;有下乡的，像艾孜买提、伊利丹是家住军分区的，木塔力普家是城市居民，小工商业者。而我们几个都是六中高六七级的。虽不是一个民族可他们几个都会几句国语，我们也在学说维吾尔语。大家一起回家，一块儿返回来，早起同出上工路，晚饭后一起打篮球，就像亲兄弟。我们几个从小在城市长大，分不清五谷杂粮，也没有干过太重的活计，但是从小混住在单位的家属院里，各民族从无隔阂，乡亲们对我们也不当外人。

艾孜买提从小上的汉校、在六中初66级毕业，那就是村里开会时的天然翻译。他的口译笔译都很在行，常常抛头露面的，很早就被招干招走了。买买提依明比我大两岁，是伊宁市二中高中毕业，他常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交流学习，自然国语就说得溜了。后来他当上公社干部，最后也调到了州上。记得1976年夏天他结婚时，还特地把我从伊宁县叫过来助兴。结婚前一天晚上叫了十几名伙伴烘房热床，吃够喝足后，请来不少人说唱跳舞，玩麦西来普。当晚，我们就住在他的新房。

那天请来说笑話引得众人前仰后合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活着的阿凡提”——伊沙木恰克恰克。那时伊沙木可真年轻，也还没有太大的名气，要不就请不来了！

布拉克村的妇女主任帕塔木汗大婶，经常来我们的宿舍嘘寒问暖，问有啥事儿，帮助解决困难。麦尔艳木大娘、阿依吐尔汗大姐分别是我的两任房东，总是留些好饭给我吃。维吾尔特色饭食中，春上用苜蓿芽包的曲曲尔（馄饨），夏日麦收大忙时的大半斤（拉条子），冬季驱寒的羊肉胡尔达克（羊肉汤），还有节假日才能舍得用油、肉去做的抓饭（波罗）等，最初的正宗味道，我可都是从布拉克村的乡亲这里品尝到的。

在布拉克村，我学会了维吾尔语，学会了主要的农活，知道了怎样和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乡亲们相处，逐渐也能分清楚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水稻、油菜、胡麻等了，还学会了做简单的农家饭食。

1971年春天，就在布拉克村，我还不是党员时，就作为知青代表被抽调参加了村里的整党整风小组，听村党支部书记自我总结，听支委们自我批评，听党员们检讨不足。感到又惊奇又很新鲜：这些平时人五人六的村里的有权人，原来也有管他们的事儿！半年多时间，感到长了不少见识与政策水平！

春扶犁铧，夏睡麦场，秋掰玉米，冬修皇渠。学着赶二轱辘牛车，学着穿胶筒堵水头浇麦田，学着打麦子迎着风头扬场。干好干不好难说，但在村里三年反正都试过了。这为我后来在公社工作打好了语言基础、人际关系基础和农村知识基础，到了后来的专业新闻工作岗位上更管用，可说是受用了终生！

吐达洪，这个布拉克村的乡亲们给我起的名字，她让我知道了怎样去团结、沟通，怎样用心去联络、温暖别人，各民族怎样彼此像石榴籽一样亲密无间地抱在一起！

我是“老三届”

现在我们的部分伊宁市老六中64级初中、67级高中同学有个微信群，冠名“伊宁市六中老三届”。而“老三届”的说法是与文革连在一起的，指的是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即若无文革本应在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这三届的高中、初中学生。

在十年文革中，泱泱大国左倾泛滥，内斗空耗，经济停滞，教育停摆，人民蒙难，生活下降。一场浩劫，十年光阴，荒废了我们当年不少该用在学习上、工作上的时间，我们的人生道路由此变得很艰难。学校还未复课，即便毕业了也是徒有其名，还是留在城里无所事事。从1968年底开始，一场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开始了。最初下乡的大部分都是“老三届”。可以说下乡知青们彼此的境遇大部分是一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的突然改变，让我们都经受了个人从来未有过的逆境、坎坷与磨难，迷茫、不解与困惑，甚至逼出了思想、精神上的思考、追寻、求索与身体上的磨炼、苦痛与转变，开始变得适应环境了。后来大家回忆最多的、也越来越认同的是孟夫子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下乡接受再教育让我们吃苦受累，流血流汗，接受煎熬。人生轨迹的突然改变，就这样让我们在苦难之中长大了，开始琢磨个人命运，接触政治政策，思考家国前程，接触了原来完全没有可能接触到的一切。无数的“老三届”就这样长大了，自主、自强、自立地挣扎、奋斗、学习、改变，追逐属于自己的命运和生活的阳光！

第一批失学，第一批下乡，第一批招工，第一批计生，第一批自考，第一批下岗，第一批创业，第一批买房……随着后来党中央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开放的实施，人生中的机遇与变故总是首先光顾到我们这些人，时常让人感到无奈与不幸，也只有积极面对与自我调整。谁让我们是共和国的“老大”、长子，可又赶上了路线的波折、改革的阵痛，赶上了国内外环境的不顺，赶上了党和国家的发展出现困难与曲折的时候呢？

阳光总在风雨后，命运常在把握中。回头看这一段并不算短的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的历史，“老三届”们总是能在相对艰难、并不顺畅的生活境遇中把握自己的命运，适应着国家和党对这一代人的要求，在生活与学习中改变自己，跟上时代，直到今天。那是因为他们有着绝地求生、难以泯灭的人生信念，有着人贵自立、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有着中国人的坚韧与善良，有着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追寻过，奋斗过，年轻过，享受过，思考过，坚守过。世事练达，信念坚定，崇爱进取，乐于实干，精神坚韧，追求执着，这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共同的特点吧！

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一名“疆二代”，一名“老三届”，一名共和国的同龄人，一名接受过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一名下乡知识青年，一名当年的公社干部，一名后来的广播站记者，一名在新闻工作岗位上退休的报人，学习一直是我的爱好，报道一直是我的工作。由公社干部到县站采编，到州报记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采访，目击，见证，书写，学习，总结，思考，提高，基本上同步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之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巨变。我的命运就是这样由时代发展、由党的领导、由改革开放决定了，一直在变，而且越变越好！

每个人的境遇并不一定相同，但历史的走向就是洪流滚滚、一往无前。个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地融入了祖国的发展、改革、振兴，我也幸运地走到了人生的“古稀”之年，迎来了共和国的七十华诞。

我想，是不是可以客观地说，与共和国同龄或者相近的这一代人，“老三届”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接受党的领导，沐浴新时代的阳光，也在历史的风云变化之中经历了人生的考验与洗礼，无愧地承担起了作为“共和国的长子”的历史性责任，接过父兄的班，忘我地融入了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史。这是我们“老三届”共同的品格！

“老三届”是我的又一张人生名片，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名号！

如果说，“老三届”的称谓最初带给人们的是对那一段难以忘怀的文革及知青磨难艰辛岁月的不堪回首，谴责与思索、总结的话，现在的肯定那就是反刍回味后的评品，时光流逝中的心声。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及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作为一段历史进程的党的历史与共和国的历史的最新成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人民共和国实力的巨幅提升，更让中国人民看清楚了历史的发展道路总是坎坷与曲折的，而不变的是我们有着无比明确的方向，现在更是如此！特别是在共和国七十华诞的时候。

在我个人看来，近几年“老三届”群体在社会上有了更多的美誉度，其实都是与我们党和国家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联系在一起的，是全社会在回望、反思后的回归，是否定后的肯定，是多元对比后的选择，是认识模糊后的明了;是对在地球村时代、全球视野环境下中西方文化与发展的不同道路的分析、认识、对比后得出的必然选择;也是与对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根本性制度性思考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这些“疆二代”，我们这些伊犁的“老三届”，我们这些生活在伊犁的“邮二代”，我和我的同学们、知青朋友们，在人生的七十年岁月里，扎根边疆一辈子，无怨无悔献青春，与党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攻坚克难，经历了坎坷，走过了不顺，享受了当下，也赶上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晚年安享的好时光，内心充满着幸福与满足。

每每回味起这一切，心里无怨无悔。回望共和国的七十年岁月，自己的人生来路，纵然有风雨兼程，但总是初衷不改，矢志不移。一生学习、进取、努力，爱党、爱国、爱人民，负责任，敢担当，有信仰，这也许就是我们所矢志不渝、痴心守护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中華文化家园的精髓与灵魂吧？

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人民，感恩伊犁的每一寸土地。

开创新时代，追寻中国梦，古稀逢盛世，感奋更前行！

那些往事

回想最初与文学创作结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伊犁州文联主办的纯文学刊物《伊犁河》。那是因为，我的重要起步阶段是在《伊犁河》完成的。大约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吧，我在伊犁第二师范学校当教师的时候就常写一些读后感式的短小文章。有唐诗、宋词鉴赏文章，有对外国作家作品的评论，还有诸如《冰与火的交融：试论鲁迅散文诗〈野草〉》《论中国西部诗的审美特征》等等之类学术论文。或许就因为这个吧，当时的《伊犁河》汉文版主编郭从远就对我说，我看过一些你写的评论，功底很好，希望你多关注《伊犁河》上的小说，如果有自己喜欢的，就把它写成评论文章，我们评论栏目特别缺这方面的稿件。

就这样，一连好几年我都是《伊犁河》评论栏目的常客，也应主编之约写过几篇年度作品综述之类的文章。尤其是，通过与《伊犁河》编辑部的频繁接触，通过写这些文学评论文章，我结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门海群、姜付炬、赖洪波、吴孝成、谢善智、顾丁昆、王建刚等作家、诗人。渐渐地，我的兴趣就不知不觉转移到当代文学评论方面来了。而那时，我的文学志向就是要把自己打造成一名出色的文学评论者。因此，那一阶段我的阅读兴趣也大都在哲学、美学、文艺学方面，而所读的文学作品则是以当代及外国小说为主。当然，到了80年代中后期，我也开始尝试写一些散文诗作品，只不过，与文学评论相比，那还很幼稚，还属于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

由于我和《伊犁河》的这层关系，后来伊犁州（包括塔城、阿勒泰地区）的不少作家、诗人都成为了我的朋友。只可惜，他们当中有好多才华出众的人（比如陶若玲、吴巍、曹劼、梅子、刘明轩、李鹏程、王予凤等）现在都已经离开了文学，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否则，今天的新疆文学创作团队阵容肯定会更加强大。

说到伊犁作家队伍，这在新疆文坛无疑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正因为有他们，有他们沉甸甸的作品，伊犁也才不愧为一个文学重镇。且不说乌拉孜汗、买买提明·吾守尔、朱玛拜·比拉勒、宋彦明、门海群、郭从远、郭基南、姜付炬、吴孝成、赖洪波、谢善智、佟加·庆夫、顾丁昆、王建刚、陈永新、何金良等等这些本土老作家为伊犁，乃至为新疆文学所做的贡献了，单是新时期以来，伊犁就涌现出不少颇有建树的作家、诗人。比如刘亮程、艾克拜尔·米吉提、阿拉提·阿斯木、简明、安鸿毅、陈予、赵康林、傅查·新昌、亚楠、西榆、马康健、郭文涟、阿苏、松龄、单守银、程相申、蒋晓华……这个名单还可以往后延续很多，这里我就不一一罗列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新疆乃至全国文坛，伊犁的一些70、80后作家、诗人实力雄厚，创作成就斐然，且时有不俗的表现。

我說这些，并非想给伊犁文学排座次，而是想通过这种简明扼要的勾勒，说明伊犁文学在整个新疆文学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贡献。很显然，自新时期以来，伊犁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能取得辉煌业绩，与伊犁有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与《伊犁河》的存在密切相关。为何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培养作者方面，伊犁一些老作家，《伊犁河》与它的主编、编辑们曾付出大量心血，为本土文学新人的成长施肥浇水，竭尽全力。这种培养是多方面的，是日积月累，是一种无私奉献。

就说举办改稿笔会吧。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伊犁河汉编部在当时的伊宁市水上餐厅（含宾馆）举办了一次伊犁州中青年作家、诗人改稿会（一共30余人，当时伊犁、塔城、阿勒泰3个地区均有人参加）。我记得改稿会分小说、诗歌两个组，大家都把自己新近创作的满意作品带来，作者们相互指出作品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编辑也都认真提出修改意见。毫无疑问，这种深度交流，对年轻作者提高创作水平非常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改稿会结束后，《伊犁河》重点刊发笔会作品，这使他们既能看到继续前进的希望，又找到了不断努力的方向。浇水施肥，加油鼓劲，直接提升了伊犁青年作家的创作信心。

“我很喜欢俄苏文学，尤其喜欢《静静的顿河》。1984年，当肖洛霍夫去世时我正在伊犁财贸学校学习。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独自大哭了一场。”大约是1986年吧，在伊犁河畔的一次小说沙龙聚会时，当时还很年轻的阿拉提·阿斯木对我如是说。不记得我当时对他说了些什么，只隐约记得，听了他的那一番话，我还是颇为吃惊的。肖洛霍夫也是我很喜爱的作家，特别是他的《静静的顿河》。作为一部获得诺贝尔奖的文学巨著，那博大纵深的历史画面，那纵横捭阖的时代风云，那雄浑悲壮的宏大场面，那栩栩如生、且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那自由、奔放的崇高灵魂，给人以巨大的审美冲击力，具有很高的思想和美学价值。从1982年我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学习外国文学时第一次阅读这本长篇小说，到两年前的最新一次重读，我先后读过了有3次吧，且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收获……能遇到一个同样深深喜爱《静静的顿河》之人，我当然很吃惊呀，也为遇到了文学知己而欣喜。就是自那以后，我与写小说的阿拉提·阿斯木成了朋友。

在伊犁，阿拉提·阿斯木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勤奋、且又对文学深怀敬畏和虔诚之心的作家。他从小就学习国语，即使用严格标准界定，也可以说他国语水平颇高。他不仅日常口语很流利，还能够直接娴熟地运用国语进行小说创作。他也是很早就获得全国小说重要奖项的伊犁本土作家。后来阿拉提·阿斯木从政了，在基层当过党委书记，在党委宣传部当过处长、副部长，还当过奎屯市委副书记。繁忙工作使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少了，但却在工作和生活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我一直认为，阿拉提·阿斯木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今天的成就，与他的这些工作经历密不可分。

说《伊犁河》，说伊犁的新时期文学创作，郭从远、顾丁昆、陈予这三个名字是不能不提的。我刚开始进入文学创作圈子那会儿，郭从远与顾丁昆是《伊犁河》的正、副主编，而陈予则是才调入伊犁河编辑部不久的编辑。客观地说，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乃至90年代初期，《伊犁河》办得相当不错。不薄名家厚新人，总是认认真真对待每一位作者，每一篇作品。毫无疑问，这对于繁荣和发展伊犁文学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是一个文学复兴的时代。“伤痕文学”“寻根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后现代派文学”，以及“朦胧诗”和五花八门诗歌流派等等，真是让人云里雾里，目不暇接。就在这个时候，《伊犁河》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宽厚包容，毫无门户偏见。记得郭从远曾与我说起过伊犁小说创作的一些看法。他认为现实主义是伊犁文学主流，作家们的创作成就也基本上都体现在这方面。但他也很赞赏本土作家姜付炬在小说创作上的某些不同探索和艺术追求。他说“姜付炬的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篇质量都很高，尤其是他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非常注重创新，这些都是值得伊犁年轻作者学习的”。

实际上，郭从远也很注重培养具有不同创作风格和艺术追求的作者。比如，傅查·新昌是一个探索意识很强的作家，他的小说善于吸纳西方现代派艺术表现手法，且观念新潮，思想激进，在当时伊犁小说队伍里算是个异类。当然对阿拉提·阿斯木、马康健、吴巍、曹劼等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青年作家，郭从远也是尽心尽力，就像一个园丁那样，为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巨大心血。而他自己的创作，也同样具有多样性和探索性。他的小说手法大多属于现实主义，却又不乏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如《ABC相交于O》《不是阿南的草原》等）。他的散文诗更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文学，想象丰富，充满激情与张力，对伊犁散文诗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在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地区，要想办好一本纯文学刊物是很不容易的。办刊经费严重不足，编辑部人手又少，编刊物，搞经营，举办各种文学活动，头绪繁多且不说，工作量也特别大。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主编的郭从远就要为刊物生存操很多心，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记得当时编辑部除了在《伊犁河》杂志上刊登广告之外，也刊发一些为企业或单位写的报告文学作品（有偿），以此弥补严重不足的办刊经费。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一个实体书店，积极为编辑部搞创收。效果如何先撇开不说，我觉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个经济利益至上，文学越来越不受到重视的特殊时期，能够积极拓展生存空间，其正面意义应当得到肯定。实际上据我所知，《伊犁河》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也与主编郭从远多方运筹，努力开拓的积极思路密不可分。

大约就是1987年前后吧，伊犁诗歌在整个新疆还是颇有影响力的。这不仅是有《伊犁河》这样一本优秀刊物，更因为有一个好主编，一个好诗歌编辑。所以也可以说，作为《伊犁河》副主编兼诗歌编辑的顾丁昆，其对伊犁诗歌的贡献有目共睹。我总觉得，伊犁诗歌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与那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

顾丁昆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幻想，且具有浓厚浪漫主义气质和情怀的诗人。尽管在利益至上的现实世界，他有过迷茫，也常常会四处碰壁，但却始终诗心不改，以诗为乐，以诗为荣。顾丁昆来自水乡江南，性格儒雅，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南方气脉的文人。他常常因为自己与大诗人徐志摩是海宁同乡而自豪，也非常激赏昌耀这样的西部诗歌王子。顾丁昆本人一直坚持诗歌创作（后来也进入歌词创作领域。在伊犁，他也是颇有成就的词作家。特别是他与王洛宾合作的《蓝马车》等不少歌曲都具有较高声誉），尽管他没有像周涛、杨牧、章德益那样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但他的许多抒情诗意象丰盈，诗味浓郁，具有非常充沛、宽阔的想象力，堪称西部诗歌精品。只可惜，顾丁昆属于一个被时代喧嚣遮蔽的诗人，他的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好在顾丁昆从不计较这些，作为诗歌编辑，他始终以努力发现、培养诗歌新秀为己任，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培养文学新人上。

记忆中顾丁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件事，就是他顶住各种压力，积极筹措资金出版了一套“伊犁诗丛”（每人1本，共10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这可是一件很扎眼的事，所遇各种困难今天的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但这件事毕竟办成了，且得到了著名诗人杨牧的充分肯定，要知道，这在整个新疆文坛都是里程碑式的奇迹，更不要说对伊犁诗坛（尤其是年轻诗人）的激励与鼓舞有多么大了。时至今日，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伊犁诗丛”，能够记得它的主编顾丁昆，但我相信，伊犁诗人忘不了，伊犁文坛也是忘不了的。并且，还将作为伊犁诗歌的里程碑，作为文学佳话一直流传下去。

如今，顾丁昆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一年，顾丁昆应邀回伊犁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我们一见面他就送给我一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昌耀诗文总集》，并说，好久没见了，就送一本我很喜欢的昌耀诗集给你吧。你看多奇怪，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昌耀这么好的诗集竟然没有几个人买，书架上还有很多，我就一下买了3本。我知道你喜欢昌耀，这一本送给你吧。后来没过几天他就匆匆回上海了，之后才知道是因为他患病需要回上海治疗。再之后，获悉他的病很重，治疗费用很高。于是他伊犁的朋友们纷纷自发地为他筹募治病费用。记得当时由邹学普等人发起，以伊犁州作家协会名义在伊犁师范学院音乐厅举办了一场募捐音乐会，为顾丁昆筹集了一些资金。尽管筹募的并不算多，但却表达了伊犁文友对他的关注和惦念，也是一种真情所致吧。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说明他在伊犁文友心中的地位与存在价值。顾丁昆走了，但他的为人、他的诗词作品、他的音容笑貌依旧留在那些热爱诗、热爱文学的伊犁人心中。

陈予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调入《伊犁河》杂志社工作的。那时文学还挺“热”，喜欢文学的青年人很多。当时，喜欢做文学梦的人，都以能够在《伊犁河》上刊发作品为荣。陈予对稿件质量要求很高，不论新老作家，不管无名新人，还是颇有建树的本土老作家，只认作品不认人，力求做到唯“质”是举。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在文学刊物编辑和主编岗位上工作几十年的人，从不与其他刊物交换刊发自己的作品，这足见他是一个有底线，有定力的职业编辑家。相反，只要发现好作品他就会竭力推荐。记得他曾利用回郑州探亲时拜访河南省文联的机会，向《散文选刊》推荐了伊犁一位青年作家的散文诗作品，那是这位作家首次在这家名刊上亮相。后来，该刊曾多次选发其作品，并以散文诗特辑的形式隆重推出。这种殊荣对于一个身处边地的写作者，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其激励作用可想而知。

随着文学从人们视野中淡出，《伊犁河》曾有过种种生存尝试和艰难探索。1992年，《伊犁河》汉文版主编郭从远退休之后，刊物也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当时，在陈予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文联领导根据全国各地刊物生存情况，顺应时代潮流，决定异地办刊，并将《伊犁河》改为一家专门刊登小小说的刊物，在郑州设立了编辑部。后来又与北京相关方面合作，再次改成一家文摘类刊物。这先后两次（特别是第一次）异地办刊，都倾注了主编陈予的大量心血，刊物发行量徒增，曾经也的确红火过一阵。可想而知，这期间作为主编的陈予，既要确保经费到位，又要严格把好终审关，真是担子重，压力也非常大。然而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定时期，他依旧保持了刊物应有的文学品质和尊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结束了在内地办刊的历史，最终这本历尽沧桑的刊物又改回了《伊犁河》。尽管这只是一种探索与尝试，但我一直认为在时代风潮和那种特定情境下，刊物或许有得有失，在办刊经费无着落的那些年，也只能这么做了，因为，对于一本纯文学刊物来说，挺住就是一切。

“伊犁河”与“西郊文学社”

说到《伊犁河》，伊犁第二师范学校的西郊文学社是不能忘记的。因为，当时这个文学社与伊犁河编辑部往来密切，关系特殊。当年指导文学社活动的骨干老师，有3位已经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并都先后成了伊犁河编委（其中一位后来担任了主编）。而当时的主编郭从远先生亦对西郊文学社另眼相待，厚爱有加。由于这层特殊关系，伊犁第二师范学校文学气氛浓郁，文学生态良好。其中有些人长期坚持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如李颖超、王兴程等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校园文学热风靡全国，一些有影响的大、中学校都纷纷成立了文学社团，使校园文学之花开遍了整个中国大地。伊犁虽地处西北边陲，但莘莘学子们顺应时代潮流，并在学校和老师们的支持下纷纷成立文学社团，开展各种文学活动。记得当时伊犁第二师范学校、伊犁师范学院、伊犁财贸学校、伊犁农机学校，以及伊宁市第三、第八中学等院校文学氛围浓厚，各学校之间的文学交流也非常密切。当然，这些学校的文学社团当中，伊犁第二师范学校的西郊文学社无疑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社团。

为什么西郊文学社能够一枝独秀呢？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原因而外，这首先当然是因为学校给予了有力支持（不仅专门为文学社活动安排时间，安排老师办各种文学讲座，还为文学社拨出活动经费），也得益于当时学校语文教研室各位老师的竭力支持、扶助。就这样西郊文学社获得长足发展，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其次，学生热情高涨。那个时候，文学辉光很耀眼，喜欢文学的人众多。记得学校每次举办各类文学讲座，都有很多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参加，这也使得文学种子在伊犁第二师范学校的校园里深深扎根。再次，文学社的指导老师认真负责，对学生的课外活动指导尽心尽力。比如当时文科教研室的郭国峰、李宁、贺元秀、亚楠、陈予、李建平、罗军等等教师，都先后开过文学、历史、文化、艺術欣赏等方面的讲座，深入浅出，视野开阔，并能理论联系实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与此相关联，在指导教师帮助下，西郊文学社还自办了不定期油印校园文学刊物《西郊》，为初学写作的同学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艺的平台。

除此之外，还让学生走出课堂，经常性地组织西郊文学社成员进行观光、考察、采风，帮助他们提高对大自然，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观察、感受和认识能力。例如，在指导教师带领下，曾组织学生去那拉提、赛里木湖、伊犁河畔、惠远古城、霍尔果斯口岸、伊宁市民俗风情街等地参观、采风，使学生大开眼界，学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对他们后来热爱文学，坚持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还组织学生搞各种文学笔会、改稿会、创作经验交流会等不同形式的文学活动，这在当时伊犁各学校中也是一枝独秀，遥遥领先，并产生过非常广泛的影响。

走出去，请进来，也是当时文科教研室老师们指导西郊文学社学生提高写作兴趣和能力的有效方法。所谓走出去，就是组织文学社成员去伊犁师范学院、伊犁财贸学校、伊犁农机学校、伊宁市三中、伊宁市八中等学校开展文学交流活动，通过同学们之间的相互沟通，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请进来则是邀请本地文学报刊编辑、主编（例如曾经邀请郭从远、顾丁昆、吴巍、马康健、伍湘宁等人给西郊文学社同学做过讲座）结合自己创作实践，给文学社的同学们讲文学创作经验和体会，讲怎样给报刊投稿方面的知识，并帮助学生修改稿件。其中一些质量高的作品经过修改、润色后，还得以在《伊犁河》《中师报》（中等师范学校）《伊犁日报》《伊犁垦区报》上发表。由于采取了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当年伊犁第二师范学校西郊文学社声名鹊起，在伊犁的各个校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学生创作热情高涨，向报刊投稿的积极性也显著提高。记得当时国家教委主办的《师范教育》文学栏目就从《西郊》上选发过刘强、焦文丽同学的作品，在校园产生了良好反响。

时间流逝了，《伊犁河》还在;西郊文学社早已不复存在，但往事却历历在目。特别是那些美好记忆……那些欢乐、那些忧伤、那些音容笑貌、那些酸甜苦辣似乎都不曾消逝过。或许吧，那毕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群年轻人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眺望，做着纯洁而高雅的文学梦。他们憧憬美好生活，放飞了一只只理想的白鸽。尽管那个时代校园生活是单纯、简朴的，甚至也很单调——没有喧嚣，没有轰轰烈烈，但就我个人而言，却充满了诗意与温馨。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与西郊文学社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是我的一段真实、快乐生活，显然，那也是一段我的文学之梦孕育、拔节、着色，从而获得美、获得力量的快乐时光。

（亚楠，本名王亚楠。祖籍浙江。新疆作协副主席、伊犁州作协主席。已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十月》《青年文学》《大家》《北京文学》《花城》《钟山》《上海文学》《星星诗刊》《诗歌月刊》《山花》《作家》《作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150余万字。每年均有作品入选各类诗歌、散文诗年度选本。多次获得全国诗歌、散文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