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旋 陈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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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是指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的整合性教育，旨在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变化，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2018年4月，澳大利亚科学院、科学技术工程院、教育委员会、首席科学办公室等部门纷纷在各自官网上刊登祝贺《优化STEM校企合作伙伴关系：激励澳大利亚新一代》（以下简称《STEM校企伙伴关系》）报告发布的声明，并强调了该报告对于澳大利亚STEM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在呈现澳洲STEM政策体系的基础上，阐明该报告的形成背景、历程及基本框架与内容结构，为推动我国STEM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 澳大利亚STEM政策体系

纵览澳大利亚近年来推动STEM所发布的一系列报告，不难发现其内在的一致性。为呈现其整体格局，以下选择近期澳洲为推动STEM进程所发布的代表性报告进行简要介绍。

2013年5月，澳大利亚学术理事会（ACOLA）发布《STEM：国际比较》。该报告立足国内，放眼国际，利用详实的数据比较国内外STEM发展情况，试图找出可能的路径来培养一支具有STEM能力的劳动力队伍。同年7月，澳大利亚首席科学办公室发布《国家利益中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战略方针》（以下简称《方针》），该文件被视为澳大利亚STEM国家戰略的起点，以形成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从STEM教育、STEM研究、STEM创新、STEM国际影响力四个领域确立了STEM发展图景，将STEM带入公众视野，确立各领域的行动方针[1]。

2014年，为重新确立STEM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作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于9月和11月连续发布《STEM：澳大利亚的未来》以及《确定澳大利亚STEM基准》（以下简称《基准》）两个促进STEM的文件。前者从国家竞争力、教育与培训、STEM研究、国际参与四个层面再一次重申STEM的重要性[2]。而后者相比于《STEM：国际比较》，在提供广阔、详实的数据的同时，为STEM各个领域的发展确立基准线，奠定了后续研究的基础。

2015年12月，联邦及各州教育部长签署了《STEM学校教育国家战略2016-2026》（以下简称《STEM教育2026》），从教育中划分出学生、教师、学校、校企合作伙伴关系、评估数据库五大范畴，明确未来10年STEM在教育领域的规划[3]。2016年，首席科学办公室收集多方信息，汇总形成《澳大利亚STEM项目索引》，该报告为众多社会组织、学校、学生家长给予了开展STEM项目活动的帮助，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分析本土项目特点的可能。同年《澳大利亚STEM劳动力市场》调查报告出台，其分析了不同科学领域内澳大利亚STEM劳动力的现有情况，反映了澳大利亚STEM劳动力市场最为真实的情况。2017年3月，澳大利亚政府创新与科学部发布《2030战略计划》，提出了包括企业发展、政府改革、研究体系、国际知识和人力资本交流、社会转型、教育发展在内的六项在2030年之前将面临的挑战[4]，也将STEM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

依据其内容性质，可将上述报告分为两类，其一，是以《基准》《STEM项目索引》和《STEM劳动力市场》为例的基础性报告，此类报告旨在真实反映当下国内外STEM发展情况，为下一步研究奠定事实性依据。其二，是以《方针》《STEM：澳大利亚的未来》《STEM教育2026》和《2030战略计划》等为例的规划性报告，旨在将STEM划分为不同行动领域，并从国家、州县等不同层面上给出行动建议。

二、《STEM校企伙伴关系》发布的背景

2015年发布的《STEM教育2026》明确指出，尽管有很多由学校、企业、高校共同开展此项目，但为发挥其最大功效，必须在国家层面给予关注并设立相应组织机构[5]。2017年5月，为促进STEM教育与工商界之间的合作，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召集教育界和工商界有关领导人员，成立了STEM合作伙伴论坛（STEM Partnerships Forum），意在更有效地指导、监控并大力开发更多的校企合作项目。现任首席科学家艾伦·芬克尔（Alan Finkel AO）任论坛主席。论坛成立后立即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旨在促进校企STEM合作的研究。研究过程中，来自各界（以教育界和工商界为主）的152名专家学者在7周时间里召开了18次会议，对有关项目资料开展全国性磋商，从中汲取经验、总结教训，形成53份书面材料，并最终汇总成《优化STEM校企合作伙伴关系》研究报告。

作为政策体系的一部分，《STEM校企伙伴关系》在地位和内容上兼具继承性和创新性。该报告的发布，既源于澳大利亚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也回应了STEM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是STEM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政治导向

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教育改革的导向在工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期间不断发生转变。工党执政期间（2007-2013），在教育目的上推翻了前自由党“为促进国家利益而培养学生”的核心主张，强调教育应“回归传统”，并在2008年发布的《墨尔本宣言》中做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的承诺。然而在2013年工党败选、自由党上台之后，STEM教育的导向发生了改变。但由于教育公平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自由党在重塑STEM教育社会功用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相应的平衡。此导向下，将STEM战略体系设立在校企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之下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

（二）STEM发展的内在规律

STEM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内涵是以真实问题解决为任务驱动，在实践中应用知识、获得知识，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6]。而真实（真实情境、真实世界）作为STEM内涵中的关键词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真实情境即从真实世界中捕获的存在或产生于我们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的真实问题和这一问题的情境脉络[7]。与之定义相符，企业正是在不断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环境中逐渐成型的，因而在真实情境的创设上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如此，校企合作所提供的真实情境更是将参与情境的主体扩大为教师、学生以及家长。

首先，在教师专业发展上。校企双方在师资质量作为STEM教育发展的核心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均表示师资水平直接影响着STEM教育的质量。教师的专业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专业培训作为支撑，尽管有着大大小小各项师资培训项目，但目前澳洲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关于教师参加专门培训的统一标准，这对于教师STEM教学能力发展无疑是一隐患。研究表明，小学阶段的部分教师在教授类似于科学、数学这类他们缺乏专业经验的科目上经常会显得信心不足[8]。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学技术或工程相关课程中。在缺乏对于学科核心要素把握的情况下，教师的教学过程便会显得茫然无措。而企业所提供的丰富资源及实训活动则能够帮助教师将真实的实践活动与课堂内容相联结，体悟STEM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真实情境中加深教师对于STEM的理解。

其次，学生的实情。此前的研究表明，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学生STEM学科参与度与表现水平不断降低，一是学生普遍感受STEM学科难度较大；二是学生感受不到所学的STEM学科与未来就业之间的联系。再加上澳洲学校非强制性的选课制度，导致学生对于STEM学科一直处于低兴趣、低成就水平。而企业为学生提供的真实情境则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澳大利亚小学校长协会表示，“STEM为课堂活动带来了与真实世界学习相结合的机会”，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在校所学的知识与他们的职业追求有着怎样的联系。无论是资源的提供（资金、人才）还是实践机会的创设，企业都在为学生提供真实世界这一职责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家长的期望。澳大利亚有将近90%的学生与家长商量决定自身未来的就业方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水平是影响学生STEM学习兴趣和成就的主要因素之一。家长需要帮助学生理解STEM教育内容，甄别未来的就业路径，为学生在STEM学习之路上给予支持。因此提高父母的职业意识，确保他们得到准确的职业信息成为国家输送高质量STEM劳动力的关键因素之一。不同于以往政策呼吁的方式，在校企合作模式下，企业能够通过推广的方式使家长明确STEM技能在未来就业中所起的作用，提升家长对STEM的理解并促进父母对于孩子的择业引导。在浸润式推广模式下，与STEM相关的知识与技能逐步渗透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对学生的STEM参与和表现大有裨益。

（三）澳大利亚STEM现实情况

澳大利亚STEM项目现状也是促进校企合作伙伴关系快速形成的另一个必然因素。2017年8月，国家型项目“STARportal”（成才之路）在首席科學办公室和工程部的合作下正式启动。作为一个专门的STEM活动整合搜索平台，该项目以STEM活动的形式将一个社区内的学生、教师、家长联结成一个整体，让参与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学科、地理需求选择最适合的STEM项目活动，为公众更多地参与到STEM中创设了更多机会。时至今日，该网站已有500多个STEM项目活动通过注册，这其中绝大部分活动是由企业投资主办。这就在无形中暴露出一些本质性问题。项目的投资者们并不是精通教育的教育家，不懂如何有效分配已有资源来实现教育效果的最大化。正如首席科学家艾伦·芬克尔所表示，“许多合作项目背后充斥着产出和投入的指标，但却缺乏对于学生学习成果的评测数据——更别说对于活动效果的研究了”。这一追求指标的倾向带来的后果是：繁华的STEM项目背后却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漠视，STEM活动流于形式。在这一诉求下，学校对项目活动的指导作用得到了突显。对于学校而言，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能充分发挥STEM活动的教育功用，将教学效果最大化。并在事后以测量、分析的方式对学生的表现情况进行评估，从而优化教学资源及活动流程。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多项因素的合力推动下，教育界与工商界的合作伙伴关系成为了推动STEM蓬勃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合作体系下形成了一些有关STEM发展的新视角，同时一些十分必要且具有创造性的指导建议也随之产生。

三、校企合作关系下STEM发展新趋势

《STEM校企伙伴关系》在继承前几份战略性文件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图景。为进一步推动澳大利亚STEM取得长足进步，报告着眼澳大利亚STEM存在的问题及过往的经验，预测未来STEM发展的可能性，形成了十条行动建议，具体内容见表1。

不同于以往的报告，此报告的任务指南非常精准、详细，构成了一个更加结构化、体系化的行动框架。框架中，横向上划分为小学、中学、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工作四个阶段，见图1。纵向上从师资专业培训、解决真实问题、校企合作伙伴关系、成果及影响四大类别提出十条建议。仔细研究校企关系下的STEM发展框架，能够体悟其中的独到之处。

（一）发展战略新视角

以往的战略性文件先将发展目标划分为不同战略领域再制定具体行动计划。以《STEM教育2026》为例，尽管以整体的形式融合了五大领域，但其报告中却鲜有涉及各领域相互作用及影响的阐述。在继承其核心思想的基础上，《STEM校企伙伴关系》更关注子领域间的横向辐射作用，把校企合作关系作为推动各领域的新抓手。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现实因素。就政治因素看，澳大利亚现执政党旨在发挥STEM教育对于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亦在寻求教育公平与卓越之间的平衡，该导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工商界在教育领域影响作用的提高。就现实因素而言，澳大利亚多年来一直有校企合作的传统。但由于缺乏一定的规范与管理，有流于形式的倾向，没有获得预期成效，但其潜在价值不可否认。学生的STEM参与及表现，专业师资的培训、课程项目的开发都可以纳入该体系中。如此，各领域间的界限不再如此分明，有机整体的优势方可大放异彩，进而加快“社会新契约”的形成。

（二）评估测量新视野

在大规模测评上，澳大利亚一直将TIMSS与PISA的评测结果视为一项指标，用来衡量本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情况。TIMSS调查结果显示，近几年来澳大利亚在数学和科学上的表现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增幅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PISA测评上，图2和表2分别呈现了澳大利亚PISA表现水平的下降程度。基于这种情况，澳大利亚政府果断于2013年大力推行STEM教育来推动基础教育改革，旨在扭转颓势。但事与愿违，2015年的PISA成绩仍然呈现下滑趋势。在此情况下，反思自身基础教育改革的同时，报告开始提出评价本身是否适合澳大利亚真实情况。

报告指出，尽管如PISA此类大规模测评非常具有参考价值，但对澳大利亚而言可能并不是有效的。PISA虽然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学生的数学、科学、阅读素养，但测评对于学生关于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ies）、工作研究（Work Studies）等方面的能力发展却鲜有涉及。而这些素养却一直是澳大利亚基础教育中所一直关注的。“这就很难说明我们在测评中不如人意的表现是教育水平的问题还是测评内容与教学内容不匹配造成的。”[9]为将更多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中，报告将学生STEM参与及表现情况、职业教育与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及高等教育参加情况、毕业生及就业情况等国内外10项指标在内纳入“STEM评价仪表盘”（Dashboard），跳出以往的评价定势，以更系统的视角全方位审视澳大利亚STEM发展水平。国际参照指标仍是以PISA、TIMSS作为参考，国内数据主要包括学生在国家数学读写素养评估项目（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 Literacy and Numeracy，NAPLAN）中的表现水平、12年级学生数学和科学参与情况、职业教育中学生参与STEM的情况、教育公平等八项指标，并附有基准线与现有水平的比对数据。

尽管这一做法有回避大规模测评中持续不理想的表现之嫌，但站在更高的层面上，随着STEM的不断发展，其本体也被不断赋予更多内涵。因此，如果仅将STEM发展水平完全与科学、数学素养挂钩，得出的结论难免存在一定偏颇。更何况澳大利亚在提倡STEM发展之初，本就是以STEM事业（STEM Enterprise）[10]一词来定义其发展模式。“评价仪表盘”在以更广阔的数据精确衡量本国STEM水平的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有的放矢地规划具体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合作优化新模式

对于STEM发展中的校企合作伙伴关系而言，更为重要的议题不在于“为什么”而在于“怎么做”。太平洋银行高级经理苏·多尔蒂（Sue Doherty）表示，校企双方均有着很强的合作意愿，但合作过程却充满了困难和阻碍。学校与企业在背景、文化、行动模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彼此双方也不明确如何正确处理对方的事物，因此如何发起合作项目，如何保证两者的合作关系保持稳固、健康、高效就成为保障STEM顺利发展的关键点。在此问题导向下，报告界定了三大核心要素：合作关系的评判标准、合作指导原则框架的设立、中间机构组织的监管与协调。怎样的合作伙伴关系才是稳固、高效的。报告通过分析国内外合作案例，總结出明晰的目标、合理的计划、可持续的发展、灵活的变通、包容明确的评价与监管体系等六大特征。

以上特征不仅作为健康的伙伴关系的评判标准，更是其所追求的目标。已有实践表明，建立合作关系最难的部分在于项目伊始，双方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起始点而无所适从。针对这一问题，报告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给出了解决路径。理论层面上，为在各阶段上给予合作项目原则性的指导，报告收录了多项指导性文件并汇总形成资料包。其中，包括《校企合作伙伴框架》《校企关系指导原则》《学校团体的企业访问指南》等多份操作指南，从中生成一套为形成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的流程图，见图3。实践层面上。中间机构作为学校和企业间的融合剂，其作用就像桥梁一样联结两大领域并以沟通协调的方式调和两者的差异。在合作关系中，中间机构可以充当代理人的角色，或者扮演从项目设计到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积极参与者。不仅如此，中间机构另一项重要职能在于以第三方的身份对校企合作自身以及所开展的项目活动进行监督与管理。中间机构的主体可以是教育主管部门、慈善组织或其他非盈利性政府机构、教师专业协会、科技中心、高校、学术研究院等。

四、启示与借鉴

相比于澳大利亚，我国目前对于STEM的实践还是停留在教育内部，与其他领域的联结尚未充分体现，具体制度及发展框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澳大利亚实施STEM的方式为我国推进STEM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STEM普及模式多样化

尽管STEM教育的热度在教育界不断提高，但在其研究共同体之外的总体普及程度并不乐观。《中国STEM报告》数据显示，从全国看来，STEM教育并没有很高的知名度，即便是在STEM教育发展相对火热的北京、深圳、江苏等地区，其教育主管部门或是非相关领域教师对STEM的了解也是少之又少[11]，更不用说社会公众。在这一问题上，除了政策普及，《STEM校企伙伴关系》为我国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商业普及。在校企合作模式或者政府部门的引导与规范下，将STEM理念及元素适当融入商业推广体系中，从而促进STEM对于社会公众生活的渗透，加快社会公众对STEM的认可及理解。除此之外，STEM理念的普及也得益于STEM环境共同体的建设。如澳大利亚“STARPORTAL”平台的建立不仅提供了丰富的STEM资源，更是在STEM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

（二）STEM评估模式多元化

由于缺乏深度与广度上的理解，我国在STEM实践领域仍缺乏经验，尤其是评价环节。无论是对于学生的STEM学习评价还是国家STEM发展水平评估，报告中“STEM评价仪表盘”的设立为我国传达了明确的思路，即多元化的STEM评估。在学生发展上，应建立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知识性评价与能力性评价、自主发展评价与社会发展评价相结合的多维度评价框架，从而帮助教师准确衡量学生在STEM中的变化水平。在国家对于STEM水平成效的评估上，加紧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STEM评估体系，明确体系中的具体衡量指标（如PISA、高考、STEM师范培训、教育公平），客观全面地看待我国STEM水平。

（三）加大STEM师资建设资源投入

师资在STEM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至为关键，师资质量直接决定STEM教育的水平。目前全球都面临着STEM教师短缺、素质不高等问题。我国STEM教育最缺少的是技术与工程教育，而原有的师范院校中没有相应的课程，技术工程类教师在学校几乎没有，而现有的科学教师也难以胜任STEM内容的教学[12]。师资匮乏和专业能力有限成为了我国STEM水平提高的最大瓶颈。STEM教师的输送与培养可以分为高校师范生培养以及教师职后培训两大路径。政府在此方面的资金投入能够确立发展的规模与基调，而企业在资源上对于师资培训的支持则能极大丰富其形式及内容。这里的资源既包括资金扶持，也包括人才交流、现场培训。该思路下，成立相关中间机构主导的教师培训中心统一集中管理有关事宜，沟通协调校企双方各自的利益，进而规范师资培训活动，提升培训效果。

参 考 文 献

[1][10]Office of the Chief Scientist.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Strategic Approach[R/OL].[2018-5-14].

http://www.chiefscientist.gov.au/wp-content/uploads/STEMstrategy290713FINALweb.pdf.

[2]Office of the Chief Scientist.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 Mathematics: Australia's future[R/OL].[2018-5-14].http://www.chiefscientist.gov.au/wp-content/uploads/STEM_AustraliasFuture_Sept2014_Web.pdf.

[3][5][8]Education Council. National STEM School Education Strategy 2016—2026[R/OL]. [2018-5-16].http://www.educationcouncil.edu.au/site/DefaultSite/filesystem/documents/National%20STEM%20School%20Education%20Strategy.pdf.

[4]澳大利亞《2030战略计划》提出建立高质量、适切性教育与技能开发体系[J].职业技术教育，2017（10）：6.

[6]秦瑾若，傅钢善.STEM教育：基于真实问题情景的跨学科式教育[J].中国电化教育，2017（4）：67-74.

[7]蔡亚萍.基于真实情境问题解决的教学设计[J].电化教育研究，2011（6）：73-75，80.

[9]STEM Partnerships Forum. Optimising STEM Industry-School Partnerships: Inspiring Australia's Next Generation[R/OL]. [2018-5-16].http://www.educationcouncil.edu.au/site/DefaultSite/filesystem/documents/Reports%20and%20publications/Publications/Optimising%20STEM%20Industry-School%20Partnerships%20-%20Final%20Report.pdf.

[11]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国信世教信息技术研究院.中国STEM报告[R].北京，2017：8.

[12]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STEM教育研究中心.中国STEM教育白皮书[R].北京，2017（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