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阳

近段，读了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一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李政道、华罗庚、沈从文、胡适、费孝通……这些大师、学生的身影犹在眼前，总还想去探寻一些与他们相关的事，想去昆明探访曾经的西南联大，想走进由梁思成设计的教室，站在邓稼先坐过的桌椅旁，回忆陈寅恪上课的逸闻趣事，聆听闻一多激情的演讲，重温冯友兰撰写的纪念碑文……

这本书没有小说连贯的情节，只有不同人、不同事件的叙述，穿插。但越读越能感受到，在那个艰难时代，西南联大的师生所经历的艰难岁月的洗礼，越读越能领悟“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

那是抗战爆发后，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为战后重建保存人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

但就在这一天，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临时大学决定兵分三路西迁至昆明。一路辗转广州、香港、越南再到昆明。第二路由长沙到桂林，再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到河内，再转往昆明。最艰苦的数第三路，由常德出发，徒步行走，旅行团由200多名男同学组成，在闻一多、黄子坚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翻越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跨越二十四道拐最终到昆明。这一路历经的千辛万苦自不消多说。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后人将其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共主校务。学校实行“教授立校”。教授们大多留过洋，又有旧学的功底，因此可以算是中西合璧，教学很有自己的一套。

书中，一个个小故事筑起联大精神：

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是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喪事，日本宪兵队却来邀请陈寅恪去日伪大学任教，他愤然离开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撕掉了日本国旗。当晚，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

38年2月18日，是长沙临时大学在岳麓山上课的最后一天，闻一多是最后这堂课的主讲人，上的内容是法兰西小说《最后一课》。课毕，他说：明天，我们又要去漂泊，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带好自己的国文课本，到了昆明，我要给你们讲诗经、讲楚辞、讲庄子、讲屈原，讲五千年以来，中华古国最灿烂、最辉煌的篇章！同学们，“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

一位哲人说过：人生就是选择。处于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人的人生无疑与民族的选择交叠在一起。“国立西南联大”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看到了在抗日战争中的那一代学人的坚守与使命感。中国人的文人风骨，知识分子的内在道德，在彼时成为辉煌的绝响。

西南联大条件的艰苦我们已难以想象――学生们几十人挤在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漏雨漏风、闷热潮湿。就连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

梅贻琦是当时联大校长，为了联大，他几乎卖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为维持一家生计，校长夫人还上街摆摊卖米糕。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住在牛圈里。牛圈摇摇欲坠，气味难闻。并且蚊虱成群，但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

看那段历史，被那群师生精神气节所震撼折服，被战火笼罩、物质匮乏的环境下，怀着“弦诵不绝，救国读书”情怀，尽一切所能研究、授课、学习，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学者的高风亮节。

在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本书里，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大师被提起、被怀念、被景仰。曾经学过的一篇篇课文也在这里找到了注脚。“兼容并济”是联大人共同的标签，“刚毅坚卓”是联大人共同的品质。

“国难耻而不辱，学风历难不衰”，是联大;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是联大;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

我们应该记住他们，也永远铭记和传承他们身上的联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