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为坤，缪 佳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上海200438）

“为何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是在欧洲发展出来”是“李约瑟问题”的标准提法。与此类似，中欧体育比较领域亦存在专属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成熟的现代竞技体育也出产于近代的西欧？此问题是任何一个有志于中西体育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都绕不开的议题。李约瑟先生在其著作《文明的滴定》中所采用的“容量分析”或“滴定分析”的研究“范式”为本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思路借鉴。李氏采用了化学研究中“滴定”的逻辑，将其用于科学社会史的具体研究中。所谓“滴定”是化学概念，即用已知浓度的溶液来测定未知溶液的浓度的一种方法［1］。与此类似，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文明滴定”是指在一些相对“已知”的文化认知基础上，尝试对各文明社会或思想上的综合“未知”成分加以分析，用以呈现不同文化组合的内在发生机制，进而为不同文明组合之间的比较做好铺垫的一种研究“范式”或思路。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尝试突破以往近代世界体育史研究的“全国家”视角，重点聚焦文艺复兴后3个对决定欧洲体育文明转向起关键作用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以期以此为“滤镜”，窥探欧洲竞技体育文明转向的另类画卷。

世界文明史的现实情况是，除古希腊人的伟大思想和制度外，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没有经历过“黑暗时代”的中国人在总体上遥遥领先于欧洲［2］。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过去的五百年间，由于西欧诸民族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全球，导致在发展结果上出现了技术上的一致性”［3］，正是得益于这种“一致性”西方世界完成了对东方的超越。故本研究的主旨在于借用近代西欧大国视角窥探欧洲竞技体育的现代文明转向。纵观近代欧洲史，英法德作为世界性大国，在欧洲社会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就欧洲体育史而言，这3个国家的地位更是无可取代。故此，将英法德3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视为“已知溶液”，用以“滴定”欧洲竞技体育文化这一“混合溶液”的现代转向具备一定的李氏“理论依据”。除此之外，选择以英法德3国体育文化为“滴定试剂”滴定欧洲竞技体育文明进程的原因还在于：英法德3国文化系谱同源，同为古希腊文明、罗马人战火及基督教义的熏陶产物［4］，同为“古典文明”与“中世纪文明”文化遗迹［5］；英法德3国在近代世界历史的五百年内书写了极其波澜壮阔的篇章，对世界文明秩序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均可被视为“世界性大国”［6］；而从世界体育史来看，无论是在现代体育思想的提倡、体育赛事的组织、体育规则的制定、体育项目的创造等方面3个国家都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此外，在进入研究分析之前，还需对研究视角的选择及分析主线做简要阐释。首先，在研究视角选择方面，本研究选用历史社会学视角。原因在于，历史社会学研究视角重视将“单个事件的机制”和“（社会）整体结构的运动规律”相结合，从而阐释历史的因果关系［7］。显然，单个体育事件的发生，如一家体育俱乐部的产生、一次大型的体育竞赛的举办、一部新竞赛规则的产生等，都是社会整体结构规律作用于体育文化后产生的具体结果。故此，只有立足于将“单个国家体育文化发生机制”与“欧洲社会整体结构运动规律”相结合的历史社会学视角，才能呈现欧洲竞技体育现代化转向的历史关系。除此之外，从文化学而言，体育文化是属于民族或国家文化的下维概念，体育文化与整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文化整体结构无法剥离，故此在本研究分析中不得已会涉猎国家或社会的整体文化背景。其次，在分析主线方面，尝试以现代西方竞技体育的“三大支撑体系”［8］（思想体系、组织体系、活动体系）为内在分析主线，其原因在于此三大体系构成了现代欧洲竞技体育的核心要素。分析英法德体育文化发展历程及重要事件对欧洲竞技体育的思想体系、组织体系、运动体系的具体推动作用，能清晰窥探欧洲现代竞技体育文化生产的内在逻辑。

就其结果而言，借用我国社会学家胡守钧［9］教授关于判断社会转型是非的观点来审视欧洲竞技体育的现代文明转向问题，可以认为其在思想体系方面更加体现以人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关照；在组织体系方面更加体现维护个体的权利，在活动体系方面更加有利于改善人的生存状况。简言之，欧洲竞技体育的现代文明转向本质体现为思想层面的人文性、组织体系的规范性、活动体系的多样性。

1 对欧洲竞技体育思想体系的升华——赋予思想“灵魂”，导引现代观念

英法德体育文化通过对欧洲现代竞技体育思想的丰富和完善，赋予了现代欧洲竞技体育思想“灵魂”，导引了欧洲乃至西方竞技体育的现代观念。

1．1 对“和谐”体育思想的丰富

英国是文艺复兴的较早继承者，并结出了“绅士”教育的果实。英国首先响应了文艺复兴人文教育思想，开启了自己学校体育实践历程。早在1384年成立于温彻斯特的圣玛利亚学校的教学计划里就出现了系统的身体练习［10］115。文艺复兴提出培养“全面的人”的思想观念也促进了商业资产阶级对教育的改革。伦敦商业学校校长理查德·马尔卡斯特尔（1530—1611）在其著作中对45个教育问题进行了反思，其中三分之二的问题是从发育与体育的角度论及的［10］113。文艺复兴中英国涌现的人文学者吹响了体育与教育结合的前奏，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大师莫尔在《乌托邦》中所体现的思想与意大康帕内拉在《太阳城》及布拉乔利尼的人文思想交相辉映，他认为：“体力（活动）与脑力（活动）的结合是人生的快乐”［11］。17世纪以后的英国教育界异常活跃，以弗兰斯西·培根和哈特利布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说主张表达了对脱离生活发展的教育内容极为不满，要求扩展有实用价值的教育内容，改进教育教学方法，使教育更好地适应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的主张［12］。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是首位明确提出三育并重、体育为先的教育家［13］130，这也标志着文艺复兴的思想土壤对新教育思想和新体育思想的培育。虽然绅士教育思想是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催动，但绅士体育却为英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做了思想上的铺垫。故此，可认为英国自然教育思想对身心和谐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为现代竞技体育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国在启蒙运动中发出了“自然教育”思想的先声。法国从文艺复兴开始“身体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认知视野”［14］1。在此之前，法国体育与教育的结合的踪迹很难寻觅，除了骑士教育中仅存的“骑士七技”之外，就是中世纪法国大学中的学生课余时间在草地或者旷野进行的诸如赛跑及跳远之类的运动了［15］109。文艺复兴中法国人文主义先驱拉伯雷著有《巨人传》，可谓法国人文主义教育的先声。拉伯雷提倡身体和肉体无法分割，提倡多方面发展体魄健全的新人，他认为：“锻炼身体和锻炼大脑一样。”［16］而真正推动文艺复兴人文精神实践走向深入，并极大推动法国体育与教育融合的时期是启蒙运动时期。虽然启蒙运动不完全属于“法国制造”，但它的确是在法国的国土上上演了，并让法国成为了当时的“欧洲思想解放中心”［15］168。启蒙运动最著名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在这种思想的培育下民主教育、自由教育的萌芽出现，自然主义体育教育思想家涌现，如捷克的教育家夸美纽斯、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卢梭等。法国自然教育之大成者卢梭，其著作《爱弥儿》中的教育思想在欧洲产生巨大影响，其书中的主人公爱弥儿则是一位身心和谐发展的典型。他认为，使身体锻炼和思想锻炼到达相互调剂是教育的最大的秘密，身体越是强壮人也就会越聪明，越有见识［17］。从英国绅士教育思想与法国自然教育思想的两者关系来看，自然教育思想是对绅士教育思想衣钵的继承和发展，虽然绅士教育也是从身心和谐的角度提倡人和谐教育，但其背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功利性色彩，而自然教育的目的更为纯粹，其目标指向性更强，直指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德国以宗教改革为手段，弥合了被基督“割裂”了上千年之久的肉体和精神，打造了现代体育和谐思想的基础。此后，“肉灵不在对立”，欧洲竞技体育也逐渐走出了被宗教所裹挟的“窠臼”，人文思想的普世性得以强化。首先，宗教改革提倡身体健康，无疑是对“肉灵对立”思想的一种宣战。这种思想促使“身体运动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人的身体是上帝赋予，应该要保持健康［18］48。马丁·路德在其著作中指出：“男孩要花十倍的时间在射弩、球类、跑步、摔跤等活动中，女孩也应如此，不仅要去学校还要更多地去锻炼身体。”［19］其次，文艺复兴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其影响范围仅限于有较高教育背景的阶层，表现出“阳春白雪”的明显特征，而宗教改革的影响是普世性的，宗教改革将“身心和谐”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普遍权利这一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理性是“肉灵对立”的维护者，而改革后的信仰中上帝则变成了“身心和谐”发展的守护神，被鄙夷了近千年的身体终于不再成为宗教针对的对象，欧洲人的身体观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值得指出的是，受制于近代德国统一及社会发展缓慢等因素影响，近代早期的德国在教育领域的实践的活跃程度明显低于英法等国，但近代早期德国的宗教改革中的思想不仅奠定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更直接促使了英法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启蒙运动后，善于赶超的德国产生了博爱主义思潮，实践了英法两国体育思想，完成了对前者的超越，也为世界竞技体育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自身的贡献。

1．2 对全面教育思想的完善

英国是近现代史上最早尝试将体育引入学校教育的国家。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对体育产生了巨大的需要，而全面发展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理想［20］89。继绅士教育之后，古典人文主义倡导者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1795-1842）将培养“基督绅士”作为教育目标，其教育实践对19世纪的英国公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1］113-126。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指出教育既关乎国家安全与人民生活安定，又关乎人个性的和谐完美发展［22］。在具体的实践方面，1828年，托马斯·阿诺德在拉格比城把社会上流行的传统竞技游戏引入学校，该举措对其他学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均纷纷相仿，后来传遍世界，故此英国学校体育逐渐成为近代欧洲竞技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3］。在科学教育思想观方面，斯宾塞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用于对教育的解释，他认为体育科学是人实现“完满生活”和实现人类生存自由竞争的最重要手段［13］150。斯宾塞所著的《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中指出：“（体育）是合理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24］此时的生物学家赫胥黎对教育问题的关心同样热切，赫胥黎反对传统教育的实用性滞后的缺点，力推对基础教育制度的改革［21］173-179。为了将科学引入教育赫胥黎在教育论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富有创新性的探索与实践，并著有《教育与科学》。

法国奠基了学校体育教育的普世化思想。有别于英国“光荣革命”后相对安定的社会氛围，法国社会发展表现出激荡的一面，资产阶级发展受到抑制，直接导致了法国对体育的需求明显弱于英国。加之此时法国教育实力明显落后于英国，学校体育教育实践发展较弱；但在思想方面，法国却展现出了自身的活力——启蒙运动的影响逐步深入，也对学校体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继卢梭之后法国教育家加布里埃·迈布尔（1709—1785）依据古罗马史料，强调了体育活动对爱国主义教育及保护健康的具体作用［10］153。18世纪，法国社会功利主义价值观弥漫，并构成通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5］。个人解放和追求享乐成为功利主义的主要内容，这极大地刺激了各种身体活动的出现，体育也成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体育在追求娱乐休闲中快速发展。这标志着法国体育已经冲破了“体育社会等级距离”［26］的藩篱，体育大众化由此开端。整体而言，受制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法国学校体育并未结出如英、德两国那般灿烂的果实，直到普法战争结束后才开始重视学校体育，先后在1872年、1880年及1887年的法律中才规定各类学校开始体育课［13］136。但值得指出的是，法国为欧洲学校体育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法国的最大贡献在于促进了学校以正式课程和学科的方式接纳各种身体活动，使青少年的身体发展纳入科学轨道，并为身体娱乐找到了理论依据，使其开始成为大众化的体育活动［18］48。

德国积极投身于对英法两国教育思想的实践，奠定了体育教育的制度基础。善于赶超的德国人主动吸收欧洲各国先进教育思想和经验，在国内兴起了一场博爱教育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体育与教育的贴合，奠定了现代学校体育的制度基础。1774年，德国教育家巴塞多（J．B．Basedow，1724—1790）创办了第一所博爱学校，首次把体育列为学校正式课程，其思想是夸美纽斯和卢梭的延续［27］60。继巴塞多之后，德意志“近代体育之父”古茨穆茨（J．C．F．Guts Muths，1759—1839）通过在博爱学校的教育实践，构建了完整的体育课程体系，他的理论和实践为德国、瑞典、丹麦等国家的体操体系奠定了基础［13］135。随着体育与教育的更进一步结合，国民教育思想逐渐显现，“德国国民体育之父”杨氏对现代体育场的设计、改造体操的技术、宣传和推广体操的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体操由学校向社会的传播。另一位对现代学校体育体系建立做出杰出贡献的是“德国学校体育之父”——施皮茨（A．Spess，1810—1858），他把杨氏体操和爱国主义相结合，对体操的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改进，使体操更具系统性，便于学校开展，施皮茨体操后来成为欧洲大部分学校的体育课程内容标准，影响广泛［27］64-65。除了博爱教育运动的实践派之外，新人文主义的德国思想家也对德国的体育与教育融合提供了思想基础。康德看来，体育是人的一种价值的具体体现，他在《论教育》中讨论了将游戏及身体训练与儿童对社会适应能力相结合的问题［18］50。教育家赫尔巴特也认为体育是培养人的有效方式。得益于德国博爱教育家们的实践，体育进入了学校教育的大纲，博爱主义教育家们系统整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遗留下来的体育理论知识，并结合骑士教育和民间游戏的某些有益传统，奠定了体育教育的制度基础［28］174。

2 对欧洲竞技体育组织体系的强化——打造制度“基石”，引领现代规范

英法德3国通过对现代体育组织发展的引领和对现代体育规则规范的制定，这种类似于政治体制制度向竞技体育领域的“渗透”作用，打造了现代欧洲竞技体育制度“基石”，引领了欧洲竞技体育组织体系的现代规范。

2．1 对现代体育组织发展模式的引领

作为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母体”的英国，孕育了欧洲竞技体育的现代组织管理雏形——体育协会。英国体育引领欧洲竞技体育组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深层动因在于其政治精神向体育组织管理领域的渗透。英国的民间体育组织数量众多、历史悠久且高度自治，在1880—1930年，就已形成了67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29］。城市化是催生英国组织体育（Organized Sports）为首的现代体育形式出现的直接动力［30］。具体体现为，英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不仅是体育组织的参与者，也是体育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利用当时政治制度中的规则，对体育组织产生与发展起到了核心的关键作用［31］297。具体到英国体育组织（协会）的作用，体育组织促使了英国体育的两次现代转型，一次是以拳击、猎狐、板球、骑马为代表的规范化转型，发生于18世纪；另一次是橄榄球、网球、足球的规范化，发生于19世纪［32］。协会通过对项目规则的改造，促进现代体育的现代化转型。两个最典型的例证是足球和网球，最早的国际足球规则是英国足球协会的参与下制定的，而网球的运动规则则是在1875年由英国板球俱乐部制定［33］。俱乐部制定比赛规则、组织比赛活动、联合并成立单项运动协会，使得英国竞技运动日趋普及和成熟，为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4］。体育组织的大量涌现主要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政治母体向体育领域渗透而形成的法理性的契约规章制度是体育协会与体育俱乐部建立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英国的这种表率促使了体育协会的组织管理逐渐现代化。另一方面，体育组织的出现会促进体育活动的规模化，使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成为可能。

法国在对近代欧洲竞技体育的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最杰出的贡献在于组织层面。是法国人的有效组织，推动了现代欧洲竞技体育的世界性征程。虽然英国孕育出了现代体育组织机构的雏形，并让其遍布世界各地，但此时体育组织的影响范围仅限于某一国家和地区内部，而富于创造力的法国人加速了现代竞技体育的国际化进程。典型的例证就是，以顾拜旦为代表奥运先驱们，开启了现代竞技体育的国际化征程。承载顾拜旦男爵毕生心血的现代竞技体育国际化组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IOC），喊出了现代竞技体育国家化的最强音。通过不断的积极努力，顾拜旦在1925年布拉格大会上，阐明了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个国家奥委会这三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实现了对三者的有机整合，奠定了奥林匹克运动体系的基础。在现代奥运会出现以前，竞技运动主要是分散的、民族的，不具备国际化的特征的［35］124。而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国际型体育组织的出现，境况就完全不同了。显然若从体育组织角度而言，奥委会的设立奠定了今天国际体育组织的基本框架，并开启了国际体育的民主化进程［36］。另外，法国是发起和推动世界性的体育组织的重要力量。如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比赛所设的29个体育大项中，其中有8个大项的单项世界联合会的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由此可见，法国在现代竞技体育组织建设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德国丰富了现代体育组织的职能，将体育组织的功能导向大众化，促使竞技体育惠及大众的发展倾向。德国体育组织表现出大众化的倾向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现代竞技运动传入德国后迅速获得了广泛的中产阶级群众基础；另一方面，18世纪德国义务教育的实施为竞技体育的社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19世纪70年代，在具有悠久体操传统的德国，体操与竞技运动的优劣之争对全国竞技体育组织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8］285。虽然德国的贵族和工人阶级对英国体育项目并不热衷，但对德国的中产阶级而言，英国体育项目确有足够的吸引力，德国中产阶级热衷于建立新型的体育协会，这使得公平比赛和竞争的理念通过某种民族认同感得到完善［31］306。这些在当时德国看上去并不入主流的体育协会随着时间的壮大，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德国体育组织的大众化倾向。其次，早在18世纪德国的普及义务教育就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全民普及教育为德国普及体育创造条件［37］。体育在德国的普及必然会推动体育组织（俱乐部）的大众化发展倾向。

2．2 对现代体育规则运行制度的制定

英国为现代欧洲竞技体育规则输入了两个方面的根本动力——“契约”精神与议会政治中的平等精神。首先，契约精神是英国对现代竞技体育规则最直接的贡献。“今日的社会与以前历代存在的社会主要不同点，乃在于契约在社会中所占范围的大小”［38］。对于体育而言，现代竞技体育与传统体育的核心差异在于“法”（规则）层面的差异，而“法”恰是契约建立的根本保障，体育只有进入了契约的范围内，其现代性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其次，现代竞技体育规则理性精神受益于英国议会政治精神向体育领域的推进。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是最早根据英国社会变迁中的“工业化”“文明化”等概念提出“体育竞技化”的学者。他指出18世纪以后，英国猎狐项目体现出一种高度的“自律性”，即议会政治中所体现出的规则精神向体育领域的渗透推动着文明和体育竞技化的进程［39］。英国议会政治中的平等与自由是英国贵族千百年与王权斗争的结果，其本质在于“王在法下”。“王在法下”的议会精神传递到体育领域，使得体育规则（“法”）赋予了体育为全人类所共同接受的真理根基——平等。“同一起跑线”“同样的距离”“同样的规则”契合了人类灵魂中对超越、突出和胜利的内在需求［40］。显然，英国对现代体育规则影响的具体实践通过体育组织和协会对体育项目具体规则的制定而实现。布腾迪吉克指出：“17世纪与18世纪，英格兰的体育赛事发生重大转折，大量体育项目被标准化，并在国家层面上予以组织。”［41］最终在英国强有力的影响下“有组织的运动竞赛、民主的组织形式、统一的规则和有计划的赛程”［26］50的竞技体育形式得到确立。其意义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保了体育过程的良好［42］。

法国在塑造欧洲竞技体育现代规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体而言，法国对欧洲竞技体育规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扩大规则的使用范围来实现的。国际型竞技体育组织的出现的前提是对规则的认可。法国人在对欧洲竞技体育世界性组织事务的参与方面显得格外热衷。查阅世界单项项目联合会档案，大多数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创建成员中，法国赫然在列，法语也成为很多体育项目的正式与工作语言，大量规则由法语制定。诚然，“欧洲竞技体育赛会的典型代表奥运会历史，是其不断统一和规范各竞技运动项目的标准的历史”［35］124，而法国人对欧洲竞技体育规则的这种推动作用，加速了欧洲竞技体育的世界化。就如足球世界杯的最初推动者——儒勒斯·雷米特（Jules Rimet，1873—1956）一样，是法国人的不懈努力使得欧洲竞技体育这种带有“基督美德”（成熟、友谊、规则、勤奋、公平）的文化推向了全世界［43］。由此可见，英国虽然在规则方面体现出了原创性的一面，而法国无疑是促进了现代竞技体育规则的统一性。德国对现代竞技体育规则的影响并不及英法两国，但德国在从事现代竞技体育活动中树立了遵守竞技体育规则的榜样。在德国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甚至是体育领域的研究学者对待竞技体育的态度都较为严肃［44］。德国对近代欧洲竞技体育项目规则的制定上主要表现在体操项目上，如早期对体操标准化的制定的主要贡献就来自德国。

3 对欧洲竞技体育活动体系的扩展——确保项目“依托”，促成功能转向

体育项目是支撑竞技体育活动的核心载体，而从现代欧洲竞技体育的发展史来看，英法德3国通过参与诸多对传统竞技活动的改造和对现行竞技体育项目的创新过程，进而推动了欧洲竞技体育活动的普世化发展趋势。

3．1 对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改造

英国改造了最多的传统竞技项目，奠定了大部分现代竞技体育的项目基础。英国推进竞技体育项目现代化的具体手段是对传统体育项目加以改造。就其动力而言，英国《每日电讯报》前主编查尔斯·摩尔曾指出：“英国竞技体育成功的根源在于‘革新的力量来自于传统’。”［45］我国学者王志威指出，研究英国传统体育的文献相对较少，仅在英国文化与历史中的少量文献中出现，其原因在于很多英国的本土体育项目都实现了现代化、全球化［46］。日本学者新井节男在《健康文化体育学》中谈及近代竞技体育诞生时，对19世纪前诞生的世界性体育竞技项目组织情况做了统计，指出：“上世纪前世界盛行的12个竞技体育项目，有8个诞生于英国，4个诞生于美国。”［47］另外，英国的户外运动奠定了现代竞技体育的项目基础。19世纪初，与德国、瑞典等国家盛行体操不同，英国的盛行各种竞技体育，主要的项目有球类、狩猎、射箭、登山、游泳、滑冰、疾跑、投石等，其中大多数项目完成了向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转变［48］。显然，英国体育组织是这种转变的最主要的承担者，规则的制定和赛事的组织无疑是这种改造的两种最直接手段（表1列出了受英国影响比较大的现代竞技项目及该项目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

表1 诞生于英国的早期竞技体育项目［47］

法国通过对击剑的改造，奠定了击剑的现代项目基础。法国对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的影响，虽然并不如英国那样广泛，但法国依然为许多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现代化做出了自身的贡献，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击剑。在中世纪时期，击剑是欧洲人共同的爱好，剑的种类也随着时间的演变不断丰富。法国人为击剑走向现代化做出了两个基础的贡献：1776年，法国击剑大师拉·布埃叶尔发明了面罩，促使击剑走向高雅之道［49］。随后，1882年在法国成立的第一个击剑协会，标志剑道成为正式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50］。值得指出的是，在17世纪末的法国工人的回忆中提及过多种自己经历过的传统竞技项目（游戏），波姆球、滚木球、游泳、滑冰、射箭等［26］30，但很多流行于法国的传统体育项目的现代化的初始功绩却被英国人占据了，如属网球、游泳、射箭等项目。究其原因在于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兴起激发了对体育的需求，各项体育组织率先在英国出现，加速了竞技运动项目的现代化进程。

德国通过对其传统体操的改造，奠定了现代体操项目的基础。早期德国体操的阵地是学校体育，古茨穆茨从教育立场出发，建立了德国体操的最初体系，他的体操体系是总结古希腊竞技和德、法两国的游戏及汇集自身的经验而成，包含9大基本运动［20］99。在古茨穆茨的体操体系中，体操运动虽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全部。除体操之外，德国对近代手球的现代化也做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51］。长期以来，德国社会发展速度一直落后于英法两国的事实，激发了德国志在赶超的民族性格，因此德意志民族十分重视本国的教育。德国教育成果在普法战争中展现，更坚定了德国发展教育的决心。受此影响，高涨的民族情绪让德国体操冲破了学校范围，1811年德国杨氏体操的创办者F·L Jahn在柏林郊区创造了体育场，场内设有赛跑、跳跃、投掷、摔跤场地，并配以单杠、双杠、鞍马、攀登架等器械，奠定了近代体育场的雏形［34］49。1812年杨氏建立了体操协会、统一了体操的术语，促使体操从学校走向社会［20］102。施皮茨吸收了古杨氏和杨氏体操的合理性，创编了由集体器械体操、士兵体操、徒手体操组成的现代“学校体操体系”，并首创了分段和完整教学法，建立了德国最早的室内体育馆［34］50。自此，体操开启了作为现代竞技项目的发展进程。

3．2 对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创造

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产生了对体育的新需要［20］89。这种新需要也是现代欧洲竞技体育项目实现创新的重要动力。英法德3国的资产阶级的获得发展次序就决定了3个国家对新兴竞技体育项目的创造程度。因此，在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创造过程中，带有英国标签的新兴体育项目最多，法国仅创造了极少数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而后发型国家德国则在新兴竞技体育项目的创造方面表现甚微。由此可见，英法德3国在创造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英国创造了最多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相比于那些正纠缠于资产阶级革命暴风雨中的欧洲大陆国家，英国依靠其科学理性与传统稳健的民族性格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因而推行军事目的的体操运动就对英国人缺乏吸引力。推崇户外活动和竞技体育，冷淡体操代表了此时英国人的体育观念［28］260。在这种体育观念下，才有了“英国人在创造竞技体育过程中，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付出的都要多”［45］247的结论。除传统的体育项目外，英国人创造了大量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田径类的竞走、跨栏、三级跳远；水上类的划船、赛艇、水球、球类的足球、网球、曲棍球、板球、高尔夫球、冰球等［27］74。19世纪以来，英国运动项目急剧增多。如19世纪初，短跑、长跑及越野跑的比赛就出现在学校中，而后在1850年，人造跨栏架首次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运动会中得到使用，并增设了100码、300码、400码赛跑项目，投掷、球类等项目在此段实践被得到了较大的发展［27］73。如1823年，一场足球比赛中犯规动作——直接抱球跑，却宣告了橄榄球项目的诞生。19世纪末，英国户外运动在欧洲确立了主导地位，各国纷纷相仿，美国体育也受此影响，发明了一些与英国户外运动性质相同，但同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项目，如篮球、排球、棒球、垒球、美式橄榄球等［52］。英国之所以会创造出如此多的现代竞技项目的原因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在英国个人和集体有着良好的关系，在创意的重要性和规则的重要性之间有着良好的平衡。”［45］246起初仅仅是因为创意，而偶然发明一种运动，之后有人为此成了专门的组织和队伍，他们制定了针对性的规则，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就变成了现代文化的一部分了。

与英国创造了大量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相比，法国在创造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天赋集中展现在现代自行车这一项目上。从自行车的发明过程来看，1790年，法国发明了两脚踏地式自行车，1816年德国人给自行车设计了方向控制系统，1868年法国人给自行车加入了链条传动装置，为自行车用于竞技运动创造了条件［53］。真正奠基自行车成为现代竞技运动的标志是1868年在巴黎圣·克劳德公园举行的公路自行车赛，此为第一次有纪录的自行车比赛［54］。法国自行车协会成立于1881年，在1900年法国自行车协会的倡议下，世界自行车联盟成立［55］。或许单纯基于以上证据就说明自行车是法国人的创造，英国人是有异议的，毕竟1892年成立的国际自行车协会（ICA）是由英国人控制的，但环法自行车赛事的高度已经再也无法割裂自行车和法国之间的联系了。与法国创造环法自行车赛向对应的是，法国网球公开赛、巴黎——达喀尔汽车拉力赛等也是法国的特色。由此可见，法国在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创造的过程虽然不以项目的数量来取胜，但法国利用自身民族的创造性，打造了独特的现代竞技体育比赛形式，此也可被视为法国对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一种特殊“创造”。

除体操之外，德国在创造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方面表现较为保守。其原因是来自多个层面的：首先，经过古茨穆茨、杨氏和施皮茨三代体操巨匠的发展，现代体操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已经得到基本确立，体操体系已经基本走向成熟，高度体系化的体操已基本失去了再衍生出新的运动项目的可能。其次，相对先进的国外户外运动和竞技体育项目大量涌入国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德国对新体育项目创造的动力。另外，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动力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亦或“现代竞技体育是工业社会发展产物”，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帮助工业国家在体育项目上做出了“选择”，这也是大部分体育项目都起源于英国的主要原因。但值得指出是，虽然德国除体操之外对现代竞技体育项目贡献无多，但是德国的体操却树立了迥异于英国户外运动诸项目的特色典范。

4 结语

借用科学社会学巨擘“文明滴定”的分析逻辑，从支撑欧洲竞技体育的三大体系的视角观之，英法德3国体育文化对世界竞技体育思想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对规则体系的“引领和规范”、对项目体系的“改造和创新”，是驱动欧洲竞技体育现代化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而以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转型视角来看，欧洲竞技体育现代文明转向的核心动力在于其思想层面更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在组织规则层面更有利于维护个体的权益；从项目活动层面更有利于改善社会个体的生存状况，此可谓欧洲竞技体育现代文明转向的本质。此与阿伦·古德曼所秉持的——现代体育本质是由仪式向纪录的转变的观点就有一定的趋同性，也可认为是对古德曼在论证中所采用的7个具体向度的另一种概括。

追溯至遥远的古希腊时期，体育活动便寄托出一种“对人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则对体育教育做出了最初的尝试，而后古罗马的竞技运动则少有对古希腊体育思想的继承，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人类角斗竞技的本能，而残酷的中世纪让体育的理想几近泯灭。文艺复兴后五百年间，欧洲文明催熟了欧洲竞技体育现代化，英法德3国体育文化在期间的作用不言而喻。从此角度观之，东方体育文化近代以来并未整体上走向与西方竞技体育的相同道路，仍然是保持了一种“准体育”形式而存在。显然，其面临现代社会的“场域转换”冲击，会不自主地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当然，欧洲竞技体育的现代转型并非“完美”，也不可能会成为人类体育文化的全部，而如何找准东方体育文化的生存定位，实现人类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国人研究欧洲乃至西方竞技体育现代转向的原始初衷。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并未对将欧洲竞技体育的重要衍生力量——美洲竞技体育进行分析，其原因在于美洲竞技体育从其发展历程而言是欧洲竞技体育的一种实践性拓展与衍生，对中美竞技体育的比较将成为本研究后续的关键着眼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