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华 宋国敏

(山东女子学院 会计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争相出台激励投资的相关政策，放宽对国外资本准入的限制，积极吸引全球资本要素流入，以应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增速放缓的局面，实施所得税减税即是各主要经济体相继出台的重要措施之一。据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统计数据，中国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FDI)排名前160位的国家(地区)中，有80余个国家(地区)下调过其所得税率，其中36个国家(地区)甚至下调过两次以上。据世界银行测算，全球所得税率平均值已从2003年的30%下降至2015年的22.8%。各主要经济体所得税减税政策的实施，无疑将影响全球的资本流动。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全球所得税减税背景下，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是否会对中国企业OFDI产生影响？不同税负水平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会产生那些影响？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中国企业对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政策的反应有何差异？本文利用PSM-DID方法探讨全球所得税减税背景下，东道国所得税减税对企业OFDI的影响，并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一、所得税减税对企业OFDI影响的文献回顾及主要观点

对于所得税减税是否影响企业OFDI以及影响效果如何，国内外学者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由于研究角度不同，从而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一)所得税减税对企业OFDI影响不显著

早期研究大多认为所得税减税对OFDI的影响非常有限。如Aharoni(1966)的研究发现，东道国提供的所得税减免对企业OFDI决策的作用不大；Root et al(1978)的研究也发现，税收激励和税收减免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Mintz et al(1992)的研究则表明，税收优惠并不是影响OFDI的主导因素。另外，Jun(1994)的研究提出，倘若母国对企业境外投资所得提供纳税豁免，其法定税率变动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Weichenrieder(1996)等也认为，利润预提税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Grubert et al(2000)则进一步发现利息、红利、特许权使用费等预提税对OFDI的激励作用也不明显。魏后凯等(2001)的研究指出，税收优惠政策并不是影响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李雪松等(2017)发现，所得税率降低有利于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但对企业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注]李雪松等：《对外投资与企业异质性产能利用率》，《世界经济》2017年第5期。李丽丽、綦建红(2017)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OFDI缺乏避税动机，实际税负对其OFDI的影响并不明显。[注]李丽丽、綦建红：《政治风险规避与中国企业的OFDI策略选择》，《财经研究》2017年第1期。

(二)所得税减税对企业OFDI具有促进作用

依据Dunning(1981)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区位优势是影响企业OFDI的关键因素，东道国提供的税收减免、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能够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降低企业成本，吸引更多资本流入。Dunning(1993)认为，东道国提供的所得税优惠显著影响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Egger et al(2014)的研究表明，东道国所得税率降低对OFDI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注]Egger P, Raff H, “Tax rate and tax base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 International Tax & Public Finance, Vol.22(5)(2014).另外，国内学者董德新(2002)认为，减税政策有利于吸引外资流入，刺激企业投资增长；乐为、钟意(2008)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给予的税收优惠额越大、有效税率越低，跨国资本流入就越多；王永钦等(2014)也认为，中国企业OFDI避税动机较强，降低税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注]王永钦、杜巨澜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张述存(2017)则认为，东道国给予的税收优惠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注]张述存：《“一带一路”战略下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的思路与对策》，《管理世界》2017年第4期。刘红、田赵祎(2017)的研究发现，本国所得税率每下调1%，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就会增长4.8%，这表明所得税减税对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注]刘红、田赵祎：《日本法人税减税与外国对日直接投资增长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2期。崔晓静、张涵(2018)针对特朗普税改，指出企业所得税率的大幅削减以及参股豁免制度等优惠政策的引入，有助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吸引海外资本流入。[注]崔晓静、张涵：《美国国际税改法案对中国的冲击及应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张友棠、杨柳(2018)的研究也表明，东道国实际税率降低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并且税收优惠对资源型OFD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注]张友棠、杨柳：《“一带一路”国家税收竞争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3期。

(三)所得税减税对企业OFDI具有抑制作用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税收优惠等减税政策对OFDI具有负向影响。如Peters et al(2015)的研究认为，东道国提供的税收优惠对OFDI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注]Peters G T, Kiabel B D, “Tax Incentiv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Nigeria”,i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5(June 2015).国内学者左大培(2000)的研究也认为，税收优惠具有非效率性，不利于OFDI的发展。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仍有一定的局限：其一，绝大部分相关文献都从税率减免、税收优惠等单一减税方式对OFDI的影响展开研究，而较少分析所得税减税的政策效应；其二，全球减税背景下，主要经济体所得税政策变动对企业OFDI的影响将愈发重要，而现有研究较少结合这一背景进行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全球减税背景下，采用PSM-DID方法检验所得税减税对中国企业OFDI的政策效应，以期对东道国所得税减税对中国企业OFDI可能的影响作出理论回应。

二、东道国所得税减税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一)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构建

本文重点研究全球所得税减税背景下东道国所得税减税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在一般的双重差分模型中，如果某一东道国的减税政策可被视为自然实验或准实验，那么我们通过比较减税的国家——实验组和未减税的国家——控制组，就可以了解东道国减税对中国企业OFDI的效果。但是，直接将实施所得税减税的国家和未实施所得税减税的国家进行对比可能会导致样本偏差。原因在于：第一，某一国是否进行减税改革的非随机性可能会导致样本的选择性偏差。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减税动机不尽相同，如Wijeweera et al(2007)认为,各国降低税率的动机不同，有的是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也有的是为了降低国家间的税率差距，将本国的境外投资者重新吸引回国内，以增加本国的就业机会。所以，全球减税政策并非随机进行的，这就导致了样本的选择性偏差。第二，中国企业OFDI的多因素影响可能产生异质性偏差。如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在减税和未减税国家之间的差异，可能同时受到地理位置、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并不完全随时间变化，因此可能会产生异质性偏差。

鉴于上述原因，为消除样本的偏差，本研究借鉴Heckman et al．(1997，1998)、张建民(2017)等人的研究方法，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DID)进行检验，先用PSM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然后再用DID方法估计出各国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的净效应。

1.倾向得分匹配。PSM的目的是减少因东道国非随机性实施的减税政策带来的选择性偏差。我们在匹配过程中将样本分为两组：一组为实验组(M)，表示东道国实施了所得税减税政策；另一组为控制组(N)，表示东道国在考察期内从未实施减税政策，令A={M，N}，表示所有样本国家(地区)。鉴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东道国实行了不止一次的所得税减税政策，为更好的检验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的净效应，本文以2008年至今东道国实施减税较多的2009年、2013年为划分样本的关键时间点，且因DID模型需要考虑减税前的时期，故将数据期间划分为2008-2013年、2012-2016年两个阶段，并以此区分样本Ⅰ、样本Ⅱ。其中，样本Ⅰ以2008年作为基期，与其相比，2009年减税的东道国(地区)作为“实验组”样本，2008-2013年从未减税的东道国作为“控制组”样本。同理，区分样本Ⅱ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进行匹配。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选择匹配变量。匹配变量Xi尽量选取影响企业OFDI的相关变量，以保证东道国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在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表现具有一致性。本文分别选取各东道国2008年、2012年的市场规模(GDP)、贸易开放度(Ptrade)、政治稳定性(Politic)、经济自由度(Efree)等匹配变量，采用核匹配方法对样本的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

第二，计算倾向得分。从控制组(N)中寻找与减税东道国概率极为接近的未减税东道国，以消除选择性偏差。假设东道国实施所得税减税政策的概率公式为：

P=Pr{A=M}=Φ{Xi，t-1}

(1)

其中，P为某一东道国实施减税政策的概率，Xi，t-1为匹配变量。通过该公式，可以估计出东道国实施所得税减税政策的预测概率值P(X)，再用PSM方法将预测概率值相近的东道国进行配对，得到与实验组(M)有类似特征的另一组控制组，用NP表示。

2.双重差分模型。PSM之后，我们得到了另一组样本Ap={M，Np}，M表示实施了所得税减税政策的东道国，Np表示匹配后未实行所得税减税的东道国。同时定义减税虚拟变量Taxit和时间虚拟变量Timet，将匹配后的样本组划分为所得税减税前的减税国家(Taxit=1, Timet=0)、所得税减税后的减税国家(Taxit=1, Timet=1)、所得税减税前的未减税国家(Taxit=0, Timet=0)和所得税减税后的未减税国家(Taxit=0, Timet=1)。在此基础上构建一般双重差分模型(2)：

ln(OFDI)=β0+β1Taxit×Timet+β2Taxi+β3Timet+γ×Zit+εit

(2)

考虑到本文考察东道国所得税减税前后多期的情况，因此将个体固定效应ui和时间固定效应λt纳入模型，优化为更合理的模型(3)来估计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ln(OFDI)=β0+β1Taxit×Timet+γ×Zit+ui+λt+εit

(3)

其中，模型中的OFDI分别选取中国企业在各国的OFDI存量、OFDI流量、OFDI次数，以检验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Tax为减税虚拟变量，取值1、0，解释样本Ⅰ、样本Ⅱ对应的实行所得税减税和未实行减税的东道国(地区)；Time为减税时间虚拟变量，取值0，代表东道国(地区)实施所得税减税前，否则取值1；交互项Tax*Time即为DID模型中考察所得税减税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β1即表示东道国所得税减税对中国企业OFDI的净效应。Z为控制变量，包括市场规模、资源禀赋、航空运输量、贸易开放度、政治稳定性、经济自由度。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资源禀赋(Energy)指标选取矿石和金属出口比重来解释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航空运输量(Air)以航空运输次数来解释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情况；贸易开放度(Ptrade)用东道国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解释其贸易开放程度；政治稳定性变量(Politic)以政治稳定性与非暴乱指数来解释东道国的政治稳定程度；以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解释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Efree)等，详见表1。

(二)估计结果

1.PSM处理结果分析。与匹配前相比，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后样本Ⅰ、样本Ⅱ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开放度、政治稳定性等方面的差异大幅下降，各匹配变量的标准化偏差的绝对值均小于10%，t统计量亦不显著。这说明，选取匹配变量和匹配方法合理，且匹配后的实验组和控制组不存在显著差异。限于篇幅，文中未列出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有感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1 变量定义

2.双重差分(DID)估计结果分析。第一，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在PSM处理的基础上，本文得到与实验组具有类似特征的一组新的控制组。针对匹配后的样本，本文选取中国企业OFDI存量、流量数据分别检验全球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的长期累积效应和短期效应的影响，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3)进行检验，双重差分法是一种专门用于分析政策效果的计量方法。具体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样本Ⅰ东道国所得税减税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注：回归结果通过stata14软件计算得出；*、**、***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值为t值；变量Tax因具有时间不变性，回归时被自动删除。下同

表3 样本Ⅱ东道国所得税减税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表2、表3为两个阶段东道国所得税减税与中国企业OFDI存量、流量的回归结果。减税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Time*Tax)的系数反映所得税减税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其系数的正负反映了东道国实施所得税减税政策是促进抑或阻碍了中国企业OFDI的发展。表2、表3显示，两个阶段交互项Time*Tax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实行所得税减税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同时，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长期累积效应的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而对短期效应的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说明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长期累积效应的影响更为明显。除此以外，东道国市场规模、航空运输量、经济自由度和贸易开放度等因素均会对中国企业OFDI产生影响。其中，东道国市场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企业OFDI存量、流量呈正相关，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可能促进中国企业OFDI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企业OFDI有在东道国积极寻求市场的动机；可能受“走出去”、“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影响，航空运输量、经济自由度、政治稳定性等三个指标与中国企业OFDI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中国企业OFDI偏好发展中国家，属于“南+南投资型”的实际；而资源禀赋与中国企业OFDI的相关性较低，说明近年来中国企业OFDI受能源因素的影响有所降低，这从相关投资公报显示的采矿、资源等行业流量降低可以得到印证；贸易开放度指标在第一阶段与中国企业OFDI显著正相关，说明在该阶段东道国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越容易吸引中国企业OFDI，而在第二阶段，可能受“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影响，该指标与中国企业OFDI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分析表明，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政策是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所得税减税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更能影响中国企业OFDI。

第二，低税负东道国(地区)的所得税减税政策更容易吸引中国企业OFDI。由于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OFDI决策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OFDI决策亦受到东道国税负水平的影响。因此，当不同税负水平东道国(地区)实施所得税减税政策时，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也相应的有所不同。故我们按照东道国的税负水平进行分组，进一步检验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表4回归结果显示，东道国通过实施所得税减税政策，能够显著吸引中国企业OFDI。当进一步对东道国按照税负水平检验其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时发现，高、低税负东道国(地区)的减税政策均对中国企业OFDI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低税负东道国(地区)的交互项回归系数(2.209)明显大于高税负东道国(地区)的交互项回归系数(0.847)，这表明低税负东道国(地区)的减税政策更容易吸引中国企业OFDI。

表4 不同税负水平的东道国所得税减税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第三，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政策对私营企业OFDI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我国OFDI企业的投资特征来看，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投资目的不同，其对东道国所得税减税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因此，我们按照OFDI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分组，对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进行进一步检验。

表5显示，各类所有权性质企业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说明东道国通过实施所得税减税政策能够吸引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中国企业OFDI，此结论与上述两个检验的结果一致。在分组检验时我们发现，除国有及集体企业外，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政策对其他的中国企业OFDI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私营企业、其他企业的交互项与OFDI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三资企业则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同时，私营企业的交互项回归系数(0.782)明显大于三资企业的交互项回归系数(0.361)、其他企业的交互项回归系数(0.426)，这表明私营企业OFDI对东道国减税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

(三)实证检验带来的几点发现

第一，在检验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长期累积效应及短期效应的影响时，我们发现，东道国实施的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长期累积效应的影响比短期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可见，东道国实行的所得税减税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OFDI，并会逐步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规模。

表5 东道国所得税减税对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第二，在区分东道国所得税负水平分组检验时，发现不论是高税负东道国(地区)，还是低税负东道国(地区)，其实施的所得税减税政策均对中国企业OFDI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且低税负东道国(地区)的减税政策(交互项系数2.209)比高税负东道国(地区)的减税政策(交互项系数0.847)更容易吸引中国企业OFDI。

第三，在按照OFDI企业所有权性质分组检验时，发现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政策对中国企业有正向影响，但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对其减税政策的敏感程度不同，按照敏感程度由强到弱排序依次是：私营企业、其他企业、三资企业，国有及集体企业对其反应不敏感。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为考察全球所得税减税背景下，东道国所得税减税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本文选取2008-2016年中国企业OFDI的相关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对全球所得税减税背景下中国企业OFDI净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不论是从OFDI的长期累积效应，还是从其短期效应来看，东道国实行的所得税减税政策均显著促进中国企业OFDI；(2)不同税负水平的东道国所得税减税政策都会促进中国企业OFDI，但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向实施减税政策的低税负东道国(地区)开展OFDI；(3)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对东道国减税政策的敏感程度不同，私营企业较其他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对东道国减税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

依据研究结论，本文对全球所得税减税背景下中国企业OFDI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作，共建国际税收新秩序。本研究发现，全球所得税减税会给中国企业OFDI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作，按照国际市场规则推动中国企业OFDI发展，通过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国际税收环境，合理降低OFDI企业的所得税税负，促进中国OFDI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二，税务部门应不断完善涉外税收服务与管理，引导和规范OFDI企业的投资行为。近年来，随着有关部门对企业OFDI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查不断加强，中国企业OFDI由盲目投资逐步回归理性，促使企业OFDI由粗放式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因此，税务部门应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不断完善涉外税收服务和管理，加强对OFDI企业的政策引导，进一步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消除和减少双重征税，使中国企业OFDI更趋向理性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第三，OFDI企业要积极应对全球税收新变化，合理进行海外投资税收筹划。全球减税背景下，OFDI企业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球税收新变化，在开展投资前，OFDI企业应组织专业涉税团队比较东道国税收政策，在遵守国家和税务部门对外投资规则的前提下，制订合理的税务筹划措施，利用东道国减税的机遇有效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提高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