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伟

[摘要]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内涵丰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了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开展。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根本准则;国家交往中意识形态因素要服务于国家利益;以经济发展作为纽带，中国分层次开展与周边国家的交流都是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在周边外交中的体现。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尋求共同利益、促进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国家利益观;周边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9）03-0029-05

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中国领导人。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前后，中国对外战略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根本原因是更加重视国家利益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也遵从了这一规律。

一、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基本内涵

邓小平科学地判断了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了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认为国家利益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出发点。

（一）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国家安全稳定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受到了制约性影响，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一直是国家利益中最重要的部分。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1]3。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是爱国主义者，绝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由此可见，中国的主权与安全是自己国家的事情，不容国外势力指手画脚。中国以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国际交往中的底线，邓小平对国家利益的关注最核心的部分是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国家的主权与安全不能受制于人，必须独立自主，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国际战略在当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根本。中国需要参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但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是参与的前提，反过来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常交往活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促进国家的主权与安全的实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需要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1982年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曾指出，“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尽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受害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害关系决定的”。中国从邓小平这一代领导集体开始确认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独立自主、争取和平、韬光养晦等一系列国际战略是中国在新时期国际交往的准则。邓小平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共同反对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世界上不安定的源头，其干涉地区事务会改变地区力量格局，影响区域内安全秩序的构建与维护。因此，反对霸权主义也就是在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

（二）在时代发展中维护国家利益

邓小平根据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进步，以和平的方式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开展。邓小平认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中国发展的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世界上和平和战争的力量都在发展，“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表示，中国不打别国的牌，也不允许别国打中国牌。中国团结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争取总体和平的国际形势，世界和平是为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更为落后，发展面临的困难更多。和平能够为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

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还是占绝大多数的，“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将会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是世界问题的核心。只有在经济发展问题得到充分解决后，世界和平才会得到巩固。邓小平高瞻远瞩地看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要依赖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从不对称性相互依赖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的情况要多一些，但发达国家的发展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人才等因素，双方利益不会分离。发达国家需要让渡一部分发展利益，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有利于各国利益的巩固与发展。在发展模式上，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身力量，“同时不要闭关自守”，中国欢迎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

（三）对外政策要服务于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发展逐步走向了正轨。国内稳定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曾表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主要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問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以现实情况为基础，认为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应当以本国国家利益为基础，同时尊重对方合理的战略利益。中国的主权等利益不容许他国干涉，这是对其他国家的要求，要重视和尊重中国的主权。在守住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也认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1982年邓小平会见印度社科理事会代表团一行时曾表示，“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解决的方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中国在解决边界、领土争端中，保持了克制的态度，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并没有与美苏等超级大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是通过树立道义上的形象，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出希望对方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信号，尽量避免与外部发生军事冲突，充分运用国际社会的各类矛盾，将其视为对中国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通过树立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形象，并实际践行和平的角色，改善了同美苏等大国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话语权都得到了提升。中国在建设政治新秩序的同时，需要和他国一道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则需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在美苏争霸和大国强权政治的背景下，尽管存在不结盟运动，但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被超级大国所影响，其资源、市场和战略地位被超级大国所觊觎，第三世界之间的固有矛盾被大国所利用，引发了一系列冲突与战争。发展中国家需要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已经存在的、不公正的经济产业体系和价值链循环，充分利用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优势，通过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促使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能够向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前进。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可以尝试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经济发展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关系较为和谐地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根本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是有促进作用的。

邓小平理论注重实事求是，其国家利益观符合人民群众利益，也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将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相统一，对于指导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在周边外交中的体现

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苏关系面临重大调整，中日关系逐步升温，中印关系也逐渐缓和，东南亚国家发展水平不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也呈现出多层次发展的态势。

（一）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根本准则

中国以国家利益为根本考量来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国支持了柬埔寨抵抗侵略的力量。这为以后柬埔寨恢复独立以及两国关系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后，中苏实现了和解，之后中国与印支国家关系也逐步回升。邓小平在1978年会见马达加斯加代表团外宾时曾表示，中国未来永不称霸。中国历来反对霸权主义。霸权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不符合中国的国际定位。中国永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在国际上要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在解决传统安全议题上，根本还是运用政治方式。苏联释放缓和中苏关系的信号后，在观察美苏两国与中国关系的国际形势基础上，中国迅速抓住时机，与苏联开展了关系正常化进程。

（二）意识形态因素服务于国家利益

邓小平1989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曾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与老挝、越南在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正是遵从了这样的原则，着眼未来。同时期，中国与东盟的五个国家关系发展较好。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不能阻挡双方发展关系的意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相继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愿意同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支持东南亚各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争取实现东南亚中立化的努力”。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将党际外交和官方外交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更多地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重，正常发展国家间关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因素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

同时，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华侨问题的一贯立场也得到了重申。由于历史、地缘等关系，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居住较多。中国对于华侨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邓小平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东南亚华侨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2]。

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领土争议原则。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智库学者时曾表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1]45。邓小平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充分把握国家利益和社会制度的关系，对冲突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解决方式，通过谈判、沟通以及在文化、理念等方面进行交流，逐步解决现实利益的冲突。

（三）以经济发展作为纽带，促进中外关系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上来，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因此，经济关系对于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发展作用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以中日经贸关系为例，1980年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五大出口对象国，1982年成为日本第六大进口对象国。1978年日本就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境外投资国之一[3]。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下，中国和邻国日本逐渐在经贸领域扩大合作，利用地缘优势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交流，提升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东南亚国家资源较为丰富，有着广大的劳动力市场，农产品、手工业品等产量丰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是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纽带，改革开放以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发展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和关键。东南亚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稳定等都有着支撑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提升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关系，有助于南南合作及發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贸易额从1978年8.5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38.18亿美元。10年内增加了3.4倍多，1989年双方贸易额又增加到41.1亿美元，增长率为84%[4]。1985年7月，中国同印尼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恢复了长期中断的直接贸易。1988年11月，中国总理李鹏在访问泰国期间发表了中国政府建立、恢复和发展同东盟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一是在国家关系中，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三是在经济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四是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原则。中国希望东盟国家稳定、繁荣、团结。支持东盟关于在东南亚地区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尊重东盟各国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的愿望，支持东盟各国间的合作，并愿与东盟各国一起为东南亚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

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分别与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建交，七十年代与马、菲、泰建交。之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先后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中国与越南、老挝关系在九十年代初也得到了改善。1990-1991年，中国先后与印尼复交，与新加坡和文莱建交。1991年7月，中国第一次参加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始形成与东盟对话的机制。2003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泰国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百盛公司等耳熟能详的东南亚知名企业进入中国投资，经贸往来带动了中外双方友好关系的稳固与提升，对促进中外双方关系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三、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意义与启示

中国的周边国家众多，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社会制度相同或不同的国家间发展关系时，仍要以邓小平国家利益观为指导。

第一，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外交活动。周边国家发展的层次性突出，各国发展水平不一，人口、国力和社会制度不同。东盟如今仍然遵从着弹性、非强制、舒适度等原则来处理内部事务。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彼此的国家利益，并根据社会制度、国家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地区内部国家间关系的具体情况开展双边关系。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应继续指导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从求真务实、求同存异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促进关系发展。周边国家中包含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包含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与中国关系长期友好，有些国家与中国还存在着领土或海洋权益的争端。如今东盟已经扩大为十个国家，而且还有继续吸收新国家加入的趋势。中国与东盟的总体关系保持良好势头。2015年东盟共同体成立之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在双边与多边领域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展合作交流，有针对性地开展外交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也应当以务实和面向未来为主要方向，深入拓展双方的共同利益，减少分歧，通过水资源治理、产能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关乎民生领域的合作拓展双方关系。冷战后独立的中亚国家采取了与苏联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国尊重各国自身的选择。湄公河国家、中亚国家在跨境水资源治理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存在提升的空间，中国应在低敏感度的技术性领域与周边国家开展务实合作。中国在与老挝、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交流时，需要发挥党际外交的优势，通过共同信仰促进双边关系的开展;在与泰国、菲律宾、韩国、日本等美国的盟友开展交流时，要关注美国因素的影响，可以着力在非传统安全、经贸、文化等方面开展合作;在与印度等区域大国的外交关系实践中，要关注其地区利益诉求，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利益分歧;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中，中国也要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政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这些国家，充分尊重对方，开展务实合作。

第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美国与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存在同盟关系。一方面，中国要和美国的盟国开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促进双方合作的推进;另一方面也要防范美国与盟国的合作有损中国的利益。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做好了准备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进一步增加关税的做法，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双边关系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开展谈判，以最大的诚意争取中美贸易正常化。美国与中国开展贸易战有着多方面因素的考量，但中国不能被其误导，需要以国家利益为上，通过不同的方式使国家利益的实现最大化。“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是中国国家利益的直接体现。

第三，为未来中外关系的发展预留空间。邓小平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是更加自觉地重建中国制度的总设计师[5]。邓小平理论指导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东盟的发展日新月异，是亚洲区域合作和国家间包容互鉴的典范。东盟是中国周边战略要地，东盟国家与地区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联系十分紧密。同时，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有利于双方的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性，美国、日本和其他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希望参与区域治理。在中日关系回暖的背景下，中日可以在东南亚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并学习日本促进当地民生发展水平的经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不仅仅影响到中外双方的关系，还对两岸关系等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处理双方关系时，中国还应继续贯彻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方针，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都要协调好，切实维护好本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充分运用多边外交的优势，为中外关系的发展保驾护航。中国在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同时，还应以宽广的视野观察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本地区的利益诉求，与相关方就利益的协调开展对话与合作，在提升中国影响力的同时，带动中国与相关方关系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萧树.李光耀回忆与邓小平的难忘会见[J].领导文萃，2001，（6）：80-81.

[3]薛敬孝.1980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演变——从贸易新伙伴、中国因素到中国特需[J].现代日本经济，2005，（1）：1-2.

[4]李义方.中国对东南亚关系的演变[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3）：75.

[5]王秋雷.邓小平晚年国家治理思想及当代价值[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6，（5）：40.

责任编辑：邓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