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汪曾祺是非常出色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其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也对戏剧和民间文艺有深入钻研。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文学作品有很浓厚的文人气，同时他的作品中又有大量细致描写生活与民俗的情节，烟火气十足。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汪曾祺的生活就是在“文人精神与烟火气”“美与人性”中寻求最佳结合点。

关键词：汪曾祺 生活观 文人精神 烟火气

汪曾祺以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闻名，他的创作没有规模宏大的叙事，而是以个人生活中琐碎的细节为切入点，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因此，他的作品兼顾传统的知识分子情趣，而又不脱离生活，带有文人气与烟火气并存的特色，这也体现出他兼具“美与人性”的生活观。

一、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何谓纯粹文人？何谓士大夫？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汪曾祺身上的文人情趣以及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感。

如何能具体体现其生活观中的士大夫意识？

首先，表现在其对待生活的态度方面，汪曾祺将自己的生活审美化。对他来说，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蝇营狗苟，一切事物都可以看作生活中的点缀。文人是颇爱自然的，无论是陶渊明的乡村田居，还是谢灵运的名山大川，自然风物才是文人气的真正代表，自然的干净纯粹与文人的清高仿佛天生就有着灵魂上的契合。也只有文人是真正了解自然的，自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有趣的把玩之物，相较俗人来说，只有他们能真正分得清大自然的万事万物，也只有他们肯花时间去分清。汪曾祺喜欢自然，他有大量关于花鸟鱼虫、名山大川的作品，他写过菏泽的牡丹，昆明的雨，北京的秋花，冬天的树……他也乐于去了解自然，他写过山丹丹、枸杞、槐花等，对他来说，这些不是被叫作人间草木的无生命体，而是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故事。在他的散文《北京的秋花》中，他这样描写秋葵的样貌：“花瓣大、花浅黄，淡得近乎没有颜色，瓣有细脉，瓣内侧近花心处有紫色斑。”[1]只草草几笔便把秋葵的样子勾勒出来，而且极其形象生动，没有细致的观察是做不到的。他还道秋葵“风致楚楚，自甘寂寞”，[1]说家乡县委招待所的鸡冠花，“北京鸡冠花未见有如此之粗野者”，[1]可见在他眼里每个草木都是独一无二的灵魂了。

其次，他的作品中处处体现一個文人的自我修养。文人应该擅长琴棋书画，吟诗作对，他的作品中就经常提到书法、绘画的相关内容。他会探讨“文人与书法”，在散文《文人与书法》中，他就强调了重视书法的问题，甚至写到了毛笔应该如何制作的问题，对于书法的研究之深可见一斑。汪曾祺其实最喜欢的是画画，他分析《张大千和毕加索》，他在《书画自娱》中写到“偶尔喝了两杯酒，一时兴起，便裁出一张宣纸随意画两笔”，[2]有了书法有了画，他的小生活可谓滋味颇多。

最后，其作品中有大量创作谈，例如《学话常谈》《读诗抬杠》《论精品意识》等，非常细致地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并探究其对现代散文小说写作的借鉴意义，在其作为作家的专业修养方面，是非常能体现其生活观中的士大夫意识和文人精神的。

二、生活要来点烟火气

汪曾祺作品中体现出非常浓厚的文人精神，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满口“之乎者也”的封建老儒，相反他是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人。

“民以食为天”，如何判断一个人是接地气的人，“爱吃”可以作为一个标准。而汪曾祺就不能只用“爱吃”来形容了，“爱”这样的程度未免太低，就拿他作品中大量的关于吃食的描写，说他是“嗜”也不为过。古人经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或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吃肉仿佛成了俗不可耐的代名词，而文人一定要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汪曾祺才不学陶渊明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粗茶淡饭生活，还写成《肉食者不鄙》为肉正名。《肉食者不鄙》中写到的菜，如“狮子头”“镇江肴蹄”“乳腐肉”“腌笃鲜”等，这都是各地的特色菜。由此可见，汪老可以被称作吃的行家了。无论是让人垂涎欲滴的肉，还是吱吱冒油的高邮鸭蛋，都是汪曾祺生活的写照。汪曾祺同时又是“吃的非艺术化”[3]的代表，他认为“吃”如果艺术化会脱离吃的本意。

汪曾祺的烟火气不仅体现在对美食的爱好上面，还体现在他关注的“小人物”身上。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多是他身边的人，街上偶然遇见的人也会被他写入文中，他在文中经常的称谓词是“老某”，全名全姓都写不出，可见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了。

因为关注生活，关注小人物，所以汪曾祺的很多作品与地方特色、民俗有很大的联系。在中国文坛，赵树理也同样是写乡土生活的“铁笔圣手”，其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赵树理以现实主义的写法写农村生活，更多关注的是农村生活的变革。而汪曾祺则不同，他多书写“靠技艺生存的小人物、知识分子和生活在农村的女性”，[4]表现农村生活和谐的一面，他笔下更多是桃花源式的乡土，《受戒》中的庵赵庄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由此可见，汪曾祺的烟火又不是单纯的俗物，而是能从烟火中获得升华，带有很浓的诗意色彩的，他的生活是文人气与生活气并存。散文作品《吃食与文学》中，他就将食物的口味、耳音、兴趣与文艺工作者的口味、耳音与兴趣结合起来谈，将对苦瓜的感悟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将咸菜和文化结合起来，总结自己的生活经验，又能将其推之于文学。

三、“美与人性”并存

在《我的创作生涯》一文中，他提到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祖父教他《论语》，以及当时的《孟子反不伐义》，这些对汪曾祺的传统文化功底，以及品格的养成都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些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自然就会主动向先贤看齐，其文人色彩就会很浓厚。更多教会他生活的人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会画画，刻图章，拉胡琴，糊风筝，拿来《我的父亲》一文参照来看，父亲就是文人气与烟火气的融合体，汪曾祺的性格有太多父亲的遗传因子。文中还提到小学教员对他的影响，高北溟先生选文讲究感慨和性情，而这些必然要从生活中获得，韦子廉先生最喜欢桐城派古文，这些都培养了汪曾祺的文人精神。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学习习作的过程中，沈先生强调和人物同呼吸，这也让汪曾祺学会了观察人物，观察生活。

汪曾祺这样的生活经历让文人精神与烟火气深植于他的骨髓，汪曾祺的生活观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换句话说，就是在文人精神与生活风味的结合点去寻找平衡，将生活审美化，将美中加入生活的气息。了解了汪曾祺这样的生活经历后，其生活观中“美与人性”并存的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结语

阅读汪曾祺的作品，从中体会他的生活观，不难发现其文人精神与烟火气并存的一面。他关注自然万物，并将其作为把玩之物，关注文人的自我修养和作为一个作家的专业素养，足可见其生活中文人情趣的一面。同时他关注生活，关注小人物，他的生活又是充满烟火气的。他的这种生活观的养成与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他的成长经历里处处可见对其生活观的影响因子。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著，邓久平，编.汪曾祺全集（六·散文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汪曾祺，著，邓久平，编.汪曾祺全集（五·散文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翟业军.“更有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做郇厨”——“美食家”汪曾祺论[J].文艺争鸣，2017（12）.

[4]孙雅婷.论汪曾祺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J].大众文艺，2019（10）.

（作者简介：马婧璇，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