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红卫

摘 要 清代的晋商文化曾被晋商分为“晋南”、“晋北”两种类型。清代的晋商文化除了与明朝北部的边境贸易密切相关，还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建州女真、张居正、李成梁、努尔哈赤，这些名字表现出的民族纷争与彼此谅解，以及“祁氏之田”、剪桐封弟、狐突教子、割股奉君等，众多文化因素将晋商文化呈现得丰富多彩、气象万千。思辨、创新、继承与融合是清代晋商文化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 “晋北” “晋南” 晋商八大皇商 “忠”、“义”文化 融合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9.03.064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Shanxi merchants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divided into two types： southern Shanxi and Northern Shanxi. The culture of Shanxi merchants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order trade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to the 5000-year-old Chinese culture. The names of Nuzhen， Zhang Juzheng， Li Chengliang and Nurhachi in Jianzhou show national dispute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Qi's Land"， "Cut tung tree"， "Hutu teaching son" and "Cutting shares to serve the Emperor". Many cultural factors have made Shanxi merchant culture colorful and varied. Thinking， innovation， inheritance and integration are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Jin merchant culture in Qing Dynasty.

Keywords "Northern part of Shanxi"； "Southern part of Shanxi"； the Eight Leaders of Shanxi Merchants；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culture； integrity

清代的晋商文化曾被晋商分为“晋南”、“晋北”两种类型，这样的划分是否科学？划分的依据又是什么？在清初，晋商中曾经出现过八大皇商，晋商八大皇商究竟有些怎样的来历呢？明代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为了对不断侵犯明朝边境的建州女真加强控制和防御，首辅张居正除了继续修筑辽东边墙外，还采纳李成梁的建议修筑鸭绿江以西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建成后，李成梁依此开市。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李成梁进攻阿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替明军劝降，李成梁诱阿台开城进行屠城塔克世未能幸免。塔克世已经归附明朝却遭毒手，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将“为报父仇”作为叛明的借口（“七大恨”）之一。

就明代边贸而言，明朝官方推动的北方边贸是促成北方多民族彼此交流、相互谅解，达成民族融合局面的柔顺剂。而清初晋商八大皇商在后金时期，便已经在明朝官方的推动下，同建州女真等北方民族进行着广泛的商业贸易及民间交流，他们“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满族入关前以中原的糧、布、茶、金银、绫罗交换辽东的人参、貂皮、东珠等货物。在长期的贸易互信中，他们与北方的少数民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与民族情感，满族入关后他们成为清初晋商中的八大皇商。

1 “晋南”文化与“晋北”文化

在山西，以晋中、晋南“尧都平阳”、“祁氏之田”等文化为核心的“晋南”文化圈，自古以来都在以“狐氏文化”等诸多文化内容为核心，构建属于自己的“忠”、“义”文化，并对“背叛”给予了明确的注释。狐突（？-公元前637年），唐叔虞的后代，晋文公（重耳）的外祖父，出生地在今天的山西省交城县。狐突将自己的两个儿子狐偃和狐毛送至重耳门下，骊姬之乱时狐突的两个儿子跟随重耳流亡国外19年。晋怀公继位后为削弱重耳的力量，命令狐突召回跟随重耳的狐偃和狐毛。面对晋怀公的胁迫狐突这样回答：我不能教子以二心事君，我要告诉儿子为人臣子一定要忠诚。狐突因此被杀。“狐突教子”的故事至今还在流传。在清代，晋商文化中加入了袁崇焕崇拜。以傅山为代表的思想体系也在清代对晋商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重义轻利，视满清为贰臣，在清朝的近三百年历史中，晋中、晋南的晋商思想体系一直在极力地推崇伯夷、叔齐的君子“气节”。晋商文化将重耳、介子推、狐突等人文义士归入正统，并以恢复正统为己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山西巡抚刘于义会向雍正皇帝这样介绍山西：“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此言既为搪塞也为掩饰，而不明内中的雍正皇帝，在相信巡抚刘于义的诳言轻语之后竟朱批如下：“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武，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

很多人都相信，做“正确”思想的践行者，往往会对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起到决定性的引领作用。用晋商文化解读山西票号错失组建大清银行的行为（当户部筹办大清银行时，李宏龄试图说服山西票号全力承揽却遭拒绝），这一行为的思想根源与“晋南”文化密切相关。之后不足十年清廷灭亡，山西票号在清亡后曾经三次组建现代银行，虽然均未成功，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晋商文化对晋商票号业的影响。相类似的案例，还有“庚子之变”后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大多数晋商都选择了避而不见，而划归入“晋北”文化的晋商则在主动接纳。

2 清代两种晋商文化的对比

进一步对“晋南”、“晋北”两种文化进行比较，“晋南”文化更加强调“廉”与“俭”。在晋商传说中，曾有过这样的内容：抗战胜利后，为了迅速瓦解国民党反动统治，山东解放区曾派一位白姓（假借北京同仁堂白姓）掌柜入驻西北某晋商商号开展工作。那时的国民党正在四处“接收”，严重的堕落与腐败一度对世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白掌柜原本是要借此世风寻找机会瓦解敌人，却发现西北晋商尚“廉”、尚“俭”之风浓烈，白掌柜无法借助晋商身份撼动国民党反动统治，工作因而陷于被动。“廉”与“俭”是“晋南”晋商始终都在坚守的从商之本，他们除此之外还反对清代京城文化中的奢侈、攀比与生活腐化，以及晋商功成名就返回家乡时的大肆宣扬、大搞排场等“恶行”。回顾历史，晋商虽然曾经富有，但并不是所有在外谋生的山西人都能衣锦还乡。晋商反对获得成功的商人不断抬高在外经商山西人的返乡成本。为了关照、帮扶在异地谋生的同乡，晋商制定的商规中甚至有过这样的条规：同乡异地去世必须一视同仁，无论穷富只能按规定拼凑份子钱，掌柜出2元，伙计出1元。这样的条规除了是在践行晋商的“廉”与“俭”，还对晋商的“落叶归根”传统进行了人性关怀。除此之外晋商还有尊重乞丐的规定，晋商甚至以乞丐自比，称自己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衣、百姓是商人的衣食父母。

除了“廉”与“俭”，流传在晋商中的禁忌色最能展示出“晋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晋商认为红色为正色，超出了红色为“紫色”，“紫色”是对“红色”的僭越。晋商将“紫色”作为自己的禁忌色是要告诫自己，做事、经商必须问心无愧，必须有原则、有信仰，有严格的自律要求。在晋商眼中，明代的灭亡正是由于缺乏原则、放纵行为造成的。晋商要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立足、生存，就必须遵守“规则”，因此“晋南”文化始终都在将晋商的言、行置于不“僭越”、不越雷池一步的规范中。

3 总述

文化需要发现，更需要继承与创新。对“晋南”、“晋北”两种文化类型进行总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晋南”文化内涵深厚，其表现多为低调、谦逊和深藏不露；“晋北”文化则更多地表现出对明代张四维、王崇古家族经商方式的推崇。在清代，“晋北”文化曾经贯穿于晋商八大皇商的生意中。尤其是清初著名的晋商范氏家族，满族入关后，范氏被任命为内务府皇商并赐张家口为世业。清军讨伐准格尔部叛乱时，范家曾为清军提供粮草。清代经济繁荣货币需求量激增时，范家急国家之需，主动请缨到日本办铜。虽然范家后代并未因此落得一个好的结局，但以晋商范氏为代表的晋商文化，却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山西商人一心为国、勇于担当。近几年，有关晋商在上世纪初两次组织义勇军的话题备受山西学者和文史爱好者的关注，尤其是1933年发生在河北省（察哈尔）涿鹿县的义勇军事件，对于如何正确看待优秀中华传统商业文化有着太多的思考。

清代晋商文化中出现的“晋南”、“晋北”两种文化形式，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事件创造出的特殊文化分支，它们的存在表明，清代晋商文化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上下贯穿、一脉相承。建州女真、张居正、李成梁、努尔哈赤，这些名字表现出的民族纷争与彼此谅解，以及晋商无法割舍的“祁氏之田”、剪桐封弟、狐突教子、割股奉君等，众多文化因素将晋商文化呈现得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可以说：思辨、创新、继承与融合是清代晋商文化的重要特征。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清代形成的“晉南”、“晋北”两种晋商文化在波澜壮阔时代大潮中，彼此间早已扬弃、融合，悄无声息地融入到现代晋商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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