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文霞

摘要：“山药蛋派”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其辉煌与沉寂无疑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本文试图从时代语境、大众审美与其自身的“先天不足”三个方面展开对“山药蛋派”衰落的一些探讨。

关键词：“山药蛋派”;时代语境;大众审美;分散性

作为20世纪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横跨现当代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体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其写作立场以农民为主体，隐含浓重的社会现象的现实主义思考，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影响广泛而又深远。在时代的变迁中，其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以及独树一帜的成长都带给中我们以深刻的反思。

“山药蛋派”又被称为“山西派”或者“火花派”。“‘山药蛋派是文艺界、学术界对山西以赵树理、西戎、李束为、马烽、孙谦、胡正等作家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流派的命名。50年代后期，文艺界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农村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群体看作一个文学流派。”（1）之所以说是“山西派”，是因为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作家都是山西作家（只有李束为的籍贯是山东的），所以从区域的角度来看，就被称为“山西派”。之所以说是“火花派”，是因为当时山西省有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叫《火花》，而这些作家的很多作品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所以又被叫作“火花派”。至于所谓的“山药蛋派”，其具体的冠名权应该属于山西老一代的文学批评家李国涛先生。是李国涛先生1978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且说“山药蛋派”》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给了“山药蛋派”以正式的书面命名，这标志着“山药蛋派”从此具有了历史性的意义。就这样“山药蛋派”给在求索路上的一批批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也随着时代潮流风雨兼程的成长。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药蛋派”在全国甚至山西文坛中都显示出了一种渐行渐远的趋势，尤其是2011年胡正的驾鹤西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给这个曾经颇负盛名的“山药蛋派”画上了一个句号。虽然学界也曾将以韩文洲、李逸民、宋贵生、草章和杨茂林等作家称为小“山药蛋”;将成一、张石山、韩石山、马力、潘保安、田东照和周晶斗等作家称为小小“山药蛋”，然而这些所谓的后起之秀，并没有完成对“山药蛋派”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与发扬光大，他们的创作要么缺乏新意，内容老化，要么与“山药蛋派”背道而驰。90年代以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更以自己鲜活的创作实践、机敏的创作心智、迥异其趣的创作取向、更加大踏步地完成着对‘山药蛋派的背离和叛逆。（2）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回顾风雨兼程一路走来的山西文坛，再次审视那个曾经让山西文人、甚至山西人骄傲的“山药蛋派”，真的是令人感慨良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山药蛋派”退出历史舞台呢？我想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社会背景及时代语境的变化。要充分理解这一点，就不得不对“山药蛋派”之所以兴盛以及兴盛始末做一个整体全面的了解。熟知“山药蛋派”的人都知道，“山药蛋派”其实成就在历史巨变的特定岁月中。赵树理作为农民的儿子，农村土生土长的实践经验让他明白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只有走大众化的道路，与广大农民生活结合起来，才能散发出其应有的生命力，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完成其特定的历史使命。在1942年1月召开的晋冀鲁豫边区文化人大会上，赵树理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例在会上进行了阐释。当时，一些从大城市到了根据地的文化人，认为文学作品应该追求艺术上的高雅，对所谓的大众化创作持一种鄙夷的态度。当然，他的主张还是收到了很多的质疑与反对。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讲话》精神传到了根據地，而且讲话的主要精神是和赵树理的主张是相一致的。这极大的鼓舞了赵树理的创作热情，次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相继发表，在祖国大地引起一阵轰动，赵树理也随之一举成名，从此奠定了其在中国文艺界的重要地位。同一时期，比赵树理小十几岁的“西李马胡孙”也转业到了晋绥边区文联。凭着对文学的执着和热爱，在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朝夕相处中，在严格贯彻《讲话》精神的基础上，他们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写作风格，普遍与老百姓生活紧密相连或者是所写内容老百姓喜闻乐见，主要以对劳动人民的真诚责任感写作。如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实干家潘永福》;马烽的短篇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饲养员赵大叔》;西戎的短篇小说《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李束为的短篇小说《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孙谦的短篇小说《伤疤的故事》《一个奇异的离婚故事》;胡正的长篇小说《汾水长流》、短篇小说《两个巧媳妇》《三月庙会》等这些作品都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山西农村的真实面貌，为祖国广大农村的革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到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国家经济建设中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也逐步向市场经济转换，北京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山西不再是革命的中心地带，“山药蛋派”的地理优势荡然无存，再加上时代语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转变，前面所谈到的关于“山药蛋派”兴盛的优越条件荡然无存，这些都直接造成了“山药蛋派”的衰落。

其次就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现代主义进入中国，更是改变了作家的文学观念。进入新时期之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大量进入中国，改变原来现实主义一家独大的文学格局。一种现代主义的审美观念占了上风，文坛普通信奉现代主义理念，现实主义开始有所衰落。作为典型的现实主义流派，“山药蛋派”的被冷落自然在所难免。与此同时，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悄然地影响着大众的审美意识。这样，在现代主义盛行与大众审美意识转变的双重影响下，曾经兴盛一时的“山药蛋派”也只能如强弩之末了。这一现象说明“山药蛋派”的形成与盛行跟时代和读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紧紧跟随历史时代潮流。这也在提醒着一代又一代的“山药蛋派”迷与研究者，要研究这个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要研究它的艺术特色，就始终不能忽视其成长的历史文化语境。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那就是“山药蛋派”作家之间的分散性也对其迅速衰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纵观古今中外，出现的文学流派大致有这样三种，一种是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的自觉集合体。他们一般都有共同的文学纲领，而且有自己组织和团体名称，有明确自己的文学主张，有明确的派别性。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另一种是由于创作风格相近而形成的派别，其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并没有明确表示出来，如鸳鸯蝴蝶派。还有一种就是许多人在相同或相近的主客观条件下，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相同或相近的风格，评论家把他们归在一起，并赐予某个流派名称。第一种有鲜明的旗帜，有成文的纲领，有一定的团体，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第二种虽然不一定有自己固定的团体，但至少有明确的流派意识，可以勉强称作流派;这第三种属于作家自己并非有成立某个流派的意识，但是由于他们创作风格趋同，评论家给命名为某一流派。毫无疑问，“山药蛋派”就属于第三种流派，董大中先生将其称为“疏散星团”，细细琢磨，也是不无道理的。作为流派“首领”的赵树理，与“西李马胡孙”等人虽然在艺术风格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但他们之间却缺少一个共同的、能决定创作方向的理论主张。马烽他们注重对新人新事的书写，而赵树理则主张向“民间传统”学习，着重于旧人旧事的刻画上，这样缺少共同的理论主张，缺少明确的流派意识，也就造成了他们在创作思想上的不同，思想的不统一自然也就决定了“山药蛋派”不可能具有强固的粘合力。所以“山药蛋派”作为这样一个既缺乏共同的思想主张，又没有严格的组织规范的群体，是注定要被历史所淘汰的，然而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颗瑰宝，它将永远被铭记和研究。

当然，面对日趋衰落的“山药蛋派”，我们无需哀婉叹息，我们需要明白：“‘山药蛋派是适应着中国新文学进入到第二时期以后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新文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它就要逐渐成为历史。这不是它的悲哀，而是它的胜利-----它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所有的文学流派都是这样：活跃在文学的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流派是短暂的，而文学永遠年轻。”（3）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山药蛋派”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对“山药蛋派”研究的终结，相反，我们可以将其置于更加宏阔的历史视野中，对其进行整体把握和深度研究。

注释：

苏春生：《“山药蛋派”论》，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12月第18卷，第4期。

张恒：《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2月第24卷第6期。

董大中：《“山药蛋派”今如何？》，《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03期。

参考文献：

[1]苏春生.“山药蛋派”论[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 （04）.

[2]李国涛.且说“山药蛋派”[M].光明日报，1979年11月28日.

[3]张恒.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06）.

[4]杨占平.毛泽东的<讲话>与“山药蛋派”作家.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

[5]王亦欣.“山药蛋派”的衰落因素探寻[J].发展导报（科学探索版），2016 年3月18日第2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