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叙迪

摘要：阿乙的小说集《情史失踪者》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中年意识，其中包含他的客观态度和中立立场，对“中观社会”的全面认知，以及对社会隐秘心理的深刻揭示，但这些丝毫不能掩盖作家在创作中所保留的“中心主义”的强力意志及与此相伴的叙事逻辑。与此同时，阿乙追求思想深度，放逐道德高度的创作理念，使得小说的结尾处经常出现“开放式结局”。其实，这种开放式结局本质是“未来中心主义”，因为没有绝对精神的纯粹提炼，它难免陷入虚无，成为现实难题。这是阿乙的现实境遇，也极可能是先锋文学正遭遇的问题。

关键词：阿乙;《情史失踪者》;中立;中观;中观主义

阿乙（1976-），原名艾国柱，江西瑞昌人，作家，有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等，曾获《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殊荣。已有研究通常认为阿乙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底层和边缘的生存现实，深层次地展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场景，从而深化和完善了小说的隐喻含量和批判功能;总之，相较于其他，阿乙的小说针对现实更有较强的关切能力，比如李敬泽赞扬他承袭并彰显了残酷和绝望的“深黑的南方传统”，而格非则褒扬他在叙事上绵密的逻辑。本文赞同前辈学人的论述，并意图在此基础上从伦理意识与作家姿态的角度对阿乙2016年在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情史失踪者》继续做出解读。

一、伦理困境与中年意识

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评论家如能对创作者生存的时空背景，文化语境以及变动的心理状态有充分的了解，且又能够与作家发生关联并感同身受，对其在具体地评论分析作家作品风格时应有很大的帮助。也即是说，“知人论世”的议论模式在当代仍不过时，特别对阿乙这样毕业于警校，从事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主编等多种职业的小说家而言，尤其重要。的确，在生命的延续过程中，生活的有效经验与日俱增，而对文学的爱好和热情也丝毫不减，两者相得益彰，持续助推着作家高质量的写作。不过，我们同时也应发现，随着作家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生命体验、身体素质、精思沉吟也会经常性地处于變动的过程中;概而论之，十几、二十岁的作家激情满怀、青春莽撞、羞涩却充满力量，二十几岁的作家细腻思考中有着对深邃思想的追逐，思绪间便有了彷徨，所以就有了二十几岁暴得大名的作家，也有二十五六集体夭亡的诗人群体，号为“诗歌烈士”，其后，无论行路如何艰难，总也会知晓三十而立，懂得四十不惑，人生之轨辙既定，人生之路径大致趋同。回看阿乙，踏入文坛时已近三十，恰好处于乔伊斯所言文学有效经验累积完毕而急需大展身手之时;此时的作家更换跑道，恰逢其时，稍经过尝试后，颇能匠心独运，喜得意料之外的收获。经罗永浩、北岛、李敬泽等大家的推荐，阿乙写作更能得法，以致日臻佳境，社会回馈的奖励荣誉也多。但2013—2015年写作《情史失踪者》时，阿乙已经年届四十，也意味着他将面对着新的人生困境。于是，他作题记道，“尽量多地表现”。至圣先师孔子所言“四十不惑”，已经作为人生格言深深嵌入华夏儿女的文化血脉中，所谓不惑，多指不受外界羁绊，也不受人惑，能够普遍质疑，力求实证求真。在阿乙的思考场域中，这种“不惑”表现得很明显，它通常被转换为一种坚毅和果敢的精神，一段身与心的砥砺过程，一种经不可抵消力推动着的强势宣告。其中所蕴含着的精神力量包含着三个方面：一是中年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个体使命感;二是处于祖辈与孙辈之间的父辈代言人，即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社会责任感;三是在不断失去自我的过程中拯救自我、实现自我的主体愿望。其中，第二种类型的小说所占比例较大，比如《肥鸭》《虎狼》，第一类的有《虫蛀的外乡人》《永生之城》《情史失踪者》，《作家的敌人》《忘川》则体现了作家在第三层面的思想倾向。《肥鸭》讲述张家的故事，不过主人公不再是父辈的细老张，主体是对“张家宿命”的叙述，父辈失位，祖母和孙女血脉相连，有愁怨也有呼应，甚至生老病死，也都密切相连。至于因老妪留下的“死亡咒语”，祖母的死亡记忆，最终导致孙女死亡的核心故事则是《杨村的一则咒语》的延续，自然也与余华的《现实一种》相关。《虫蛀外乡人》则写了在乡村社会乡民们对“神秘老贼”采取疯狂的举措，同时作为家族长者的“姑爹”也不受待见，意味着在乡村社会解体过程中“长者秩序”的失范，以及在家规族约的根本失效语境中，乡村还有强大隐秘文化心理未除，仍存在的毁灭性的破坏魔力有待规制。《情史失踪者》写“我”与丁洁妮的感情问题，进而写丁家的组织构造和伦理关系。《永生之城》关切到当下（李伟与盖靖华）的家庭内外，婚姻爱情之间的诸多问题，整体性地反映了中年人（“我”）伦理困境。《作家的敌人》通过知名评论家陈白驹的动态的心理描写透显了中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世俗与敏感。概言之，整个小说集，呈现出浓郁的中年情怀和中年人的伦理意识。

“白驹”在《忘川》《作家的敌人》两篇中成为主角，特别说明了光阴易逝，年华易老，岁月沧桑使他平添了几分负担，原先的血勇已有所减退，人生智慧应当得到突显，这便是中年意识。中年期的小说，作家更宁愿冷眼旁观，更宁愿独自的静观，所有的见闻都将转化为德性体认，当个体已经有较大的发言权时，自己却更要谨慎使用发言的权利。小说家对现有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则都有了自己的一番考量，但如何去“推陈”自己的想法，中年的小说家难免迟疑。于是，他应有一番不自觉的道德警醒，这便是作家自在自为的伦理意识。于是，他意图凝练笔风，继续强化写作的用心，追求密不透风的语言，追求严丝合缝的思维缜密，如此种种，构成了他密度极高的叙事惯例。在这里，他表现得自在自为，在话语表达上流露出个体私语，但这都是表面的现象，因为作家自知：此时的他更加成熟，表达自会更加公允，他以内收的方式，寻求社会理解，试图找到社会共鸣。从极限体验的张扬到关系理性的缔结，发生在阿乙小说中的这种形态上的分化，需要读者大众认真厘清，因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正在养成，而读者切忌漠不关心。

二、中立立场和“中观”社会

阿乙压缩了命运与机遇的领地，世界被现实充满而不虚无，言说不清楚的不说，怪力乱神虽写不信，内心极力的抵制，高度的硬朗，使得他的小说具有内在的公正性，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中立态度，从而彰显了他的中立立场。世界是“他们”的，他孤独地站立其外，作家与世界之间，有一个主客体互换的心境。实质是因为他是热心的，却不愿被人看出他的热情来，随着年龄增长，早年间狂热的内心慢慢趋于冷静，他的小说由躁动转向宁静，由极力控制变得宽和而有余裕。这种转变同样体现在余华新近的小说《第七天》中，作家们在暴躁凌厉之中逐渐获得思想的沉淀，“人我”之间的巨大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生活的真相以及社会的真实度逐渐被透显出来，作家才可能接而受之。如此动态的心理，不只体现在笔触和写法方面，同样也反映在题材和主旨的表现方式上;阿乙的小说中，他的底层写实和边缘触角就呈现强大的叙事功能价值。《肥鸭》《虫蛀的外乡人》《对人世的怀念》等小说可以被归入返乡模式的小说，它们是阿乙底层描写序列的延续。阿乙对文学地理学常识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以极为现实的态度在文学地图上标注了他的故乡：

“我一度以为，从行政规划上说，湾里是世界尽头——先是有一个地球，接着洲、国，国之南端有对着首都延颈长叹的外省人，省之僻远处有市，市下有县，县之僻远处有乡，去乡政府最远处有村，去村委会最远处又有村民小组，湾里就隶属于这第六村民小组”。

直接指出那些阮家堰、张家坝、范家铺，是“价值极低的世界尽头”。（1）在宏大的文学地图中，伴随脚步迁徙的还有他那随时储存的记忆。他从瑞昌到郑州，尔后久居北京，有着南人居北的异乡情思，却也有了乡民与城市人身份纠葛和矛盾心理。事实上，不只是地理的中心与边缘，更有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分合问题，小说家都有切身的体会。在城市里想着家乡，回到家乡，他只能剩下怀念。纠结之余，作家们的观察视野自然也会因遭遇限制而发生转变，但不可控制的是，概念意义上的“社会”正在变大。

从时代大环境上看，当代确实已经进入了媒介传播时代，突飞猛进发展的媒介技术，强势植入当代社会人的日常生活，作家也不能例外。电脑、手机取代旧时代的纸和笔成为作家们的写作工具，而期刊杂志、报纸、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则又代表了作品发表媒介平台历史变迁的过程。作家们必须得面对当下媒介化的现实取向，但他们又明确知道自身的社会担当，甚而还会因为自己内心的硬朗而引以为傲。如何利用好媒介，如何防止媒介化带来的异化，则是他们这些才力超群的作家应有的社会使命。阿乙们的策略性选择是把媒介“中性”的放置在小说里，比如《虎狼》里，他甚至花了整整一页的篇幅来罗列“MP3”、“电磁炉”、“84消毒液”等生活中常见的媒介物。在作家的思路中，他以求真实，试图在客观的立场上平铺直叙，坐论现实。但现实艰难。事实上，无论作家怎样描写现实物，他终究也不能抵挡社会生活被媒介充斥的现实，人际之间已经开始变得隔膜，人情也在变得淡漠。

三、“中心主义”价值立场

在表象上，媒介化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生产的方方面面的因素，甚至也从根源性上影响了文学批评者的思考和判断。现实艰难，不可调控，作家才越发受到激励。事实上，如阿乙们强势的作家，他们很难放弃他们的主观立场，所谓天才，不只有过人的才情，还要有难忍的焦虑感，因其焦虑，所以努力，又因其努力，而使得他们的才情与写作相得益彰，然后有天才的作家和超越性的作品。他们内心正在凝练，精神也在强化，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作家群体的“强力意志”。分论如下：

第一，阿乙的小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些主观性和控制能力比较强的作家，如何在岁月的变迁中面對失控局面而被动的写作状态，简言之为“主观作家的被动写作”（2）。如前所言，整个社会空间在扩大，但媒介技术和媒介物的强势介入，反倒又加重了社会的恐慌程度，而且这种恐慌的范围和涉及面大大地超过以前，强力的作家也被裹挟其中。整个社会开始变得忧心忡忡，既有忧思难断又有心腹大患在，阿乙的小说中，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作家能量的减弱，他们对社会的发言能力的确在下降。在早期的小说中，他用力描摹世界的灰暗色，自己却很安然，正如研究者的所指出的那样，“但他最终只是在小说里充分安置了自己的思考，并没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因为没有负担，他才可以在创作中表现得如此自由、放纵、贪婪，在无数可能中恣意地选择最坏的一种，在数不清的方法里偏执地挑选最极端的一个。”（3）而阿乙的小说只是初步流露出这种状态，内心很平静，外界很凌乱，亦如进入“忘川”之境，但很明显，对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而言，这种发展态势应当予以警惕。

第二，伴随着作家控制力的减弱，作家职业的开始变得模糊，作家与其他职业人的身份变得混杂。阿乙曾从事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主编，有着丰富的职场经历，不同的职业身份让作家极易混淆。这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作家对自身的期望值，为他们减轻了负担，不过这又从另一方面弱化了作家的精神力量。置身在当代场域，思考当代问题，具有先锋情怀的作家变得谦逊而朴实，本质上道明了当代文学所遭遇的问题。“阿乙两个字无意义。从0开始，走多远都是胜利。”、（4）伴随自己年龄意识带来的观念转变，逐渐老迈，开始唠叨的母亲（如《肥鸭》中的张婆，《虎狼》中的俊峰妈），中下层的公务员（《永生之城》中的李伟、盖靖华）等成为他主要关注的对象。不过，在自我安慰心理的驱使下，他弱化了自己的矛盾内心，比如他写农村人，却很少写农村人的体力劳作。写城市人（比如评论家陈白驹），却又很难巨细靡遗地书写他们的生活，身份模糊使得他塑造人物形象是粗糙而泛化，至少是不够细节真实，只能通过大量的心理铺陈，最终导致了人物形象的模糊化。于是，作家主人翁意识开始淡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如何形成精神凝聚合力，如何形成当代人文力，则是当代作家和评论家值得重视。

第三，在现实的艰难挑战下，作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但源于对现实的控制力不足，导致了美好的预设成了无言的结局。可以说，阿乙的创作观里明显地流露出了这种“未来中心”理念，并对此深信不疑。比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可能90%写作的人都会犯的一个毛病是，写小说的时候，结尾都是最先浮现在心里的。那个谜底早就在心里了。等你耗尽半年时光，终于写到结尾的时候，你就失态了。”（5）于是，阿乙的小说经常不结尾，亦或者给出开放式结局;现实的境况是，读者未必尽能明白他的用心，最终导致了对未来的虚无感受。也正如作者所坦诚，文学虽然有作精神归宿的现实功能，但他“写小说，有这样的追求。但是很多时候，我将时间花在如何吸引读者身上。有时候仅仅走到这一步”，（6）又是一个佐证。总起来看，作家有野心，也有洞见，“他在小说世界随意地播撒着野心，让一切鲜血淋淋、毛骨悚然的事情变得犹如风花雪月般沁人心脾，同时又固执地追问我们也曾感到困惑却疲于思索的‘意义，隐约间闪露出一张兼具天使与魔鬼两样面孔的脸庞。”（7）但是他的思索路线，以及所搭建的意义空间，需要读者调动大量的理性思维，这无形中加大了阅读小说的难度。

总的来看，以上三个层面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遇到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共同问题，意味当代中国作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年轻一辈的作家们从自我身上开启了解压阀，他们意图寻找自己和世界之间的某种和解。但解决之道依然漫长。

四、结语

总之，作家人近中年，在伦理的代际之间“上有老下有小”，他得独立承担;在知识立场和小说家谱系上，阿乙又能以“门外汉”的身份清醒地保持应有的谦逊品格，认为在大家之上还有大师，他摆正了自己“初学者”的位置;在文化地理学的立场上，他又可敏锐发现在媒介传播时代国与家之间的“社会”空间在扩大，自知必须收敛自己的野心，不使其膨胀。作家的心态已经变得平常，他已步入中年，身份的转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又从根本上冲淡了作家不平衡的内心。不过，也正是这种认识清楚，也或者说是因为他认识的深刻性，限制了他的眼界，也即是说，他的视野和写作立场变得中立，总的看来，作家在描写一个中观社会。他的所得也变得“中观”，所谓中观，是相对宏观和微观而言的，总体感觉是一种“自陷其中”的受限的之感，这些又值得反思。因为这直接对应着中生代的作家掌握社会权力，享有社会资源，却承受着巨大的“包袱”（包括思想与人生），而媒介时代要求将话语权力分配给青少年，势必带来新一轮的话语混战;而作家们，正处在话语权利争夺战的漩涡中央。

注释：

阿乙.对人世的怀念[M].情史失踪者.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194.

冉華、李聃.主观作家的被动写作——余华《第七天》创作心理探析[J].鲁东大学学报，2013（2）：54.

李振.小说世界中的野心家[J].南方文坛，2012（6）：134.

阿乙、周明全.作家不是说教者而是艺术品的制作者[J].创作与评论，2014（2）：127.

阿乙、胡少卿.阿乙访谈：好作家的烂作品给我信心[J].西湖，2013（7）.

阿乙、周明全.作家不是说教者而是艺术品的制作者[J].创作与评论，2014（2）：128.

李振.小说世界中的野心家[J].南方文坛，2012（6）：134.

参考文献：

[1]阿乙.对人世的怀念[M].情史失踪者.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194.

[2]冉华，李聃.主观作家的被动写作——余华《第七天》创作心理探析[J].鲁东大学学报，2013 （2）：54.

[3]李振.小说世界中的野心家[J].南方文坛，2012 （6）：134.

[4]阿乙，周明全.作家不是说教者而是艺术品的制作者[J].创作与评论，2014 （2）：127.

[5]阿乙，胡少卿.阿乙访谈：好作家的烂作品给我信心[J].西湖，2013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