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依

摘要：本文试图在现代中国战时背景下考察“京派”作家的生命书写问题。表面上看，他们的原乡文学是对混乱时代的精神避难，实际上既非简单的“乡愁”，也不是古典主义的田园牧歌。原乡世界的人事哀乐乃是京派作家在更高层次上对动荡时代人的生存危机的一种“文学—哲学式”的回应：“战争”是在人类欲望的驱使下发生的，在“小城”、“荒原”、“茶峒”这些空间中存在的压迫和苦难也是变异的欲望产物。在生命被剥夺的必然性之下，生命的存在被“异化”为不同的形式。人与自然共生的完满的生命状态、回归原始的健康的人性似乎也只是一种寄托，生命的本质应当是合理的欲望的招扬，同时顺从命运支配下“原始”的神性状态，更要满足自然承传的伦理道德基本要求。作者用生死悲欢的交织作为对一个时代的“隐喻”，亦是对文明沉落或“循环”的预言。这种历史的反思也超越了历史，至今仍有丰富的价值。

关键词：京派;原乡文学;生命;欲望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侨寓”中的京派作家在原乡文学所体现的对生命形态和生命本质的超越关怀。研究的缘起是以沈从文和师陀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共性之一就是他们都会因为各种不可抗因素驱使而导致“旅居”，和故乡形成地理区隔，即“侨寓”[1]。广义的“侨寓”包含作家自身的“侨寓”和“侨寓”文学样式，作家在“侨寓”中身处异地反观故乡，并结合个人经历及回忆，经由想象和艺术创造，为自己在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赋予精神、情感和文化内蕴，实现某种超越性关怀，从而构成了“原乡文学”的面貌。

学界以京派作家“原乡文学”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思路：其一是结合战争语境，从“故乡”所代表的地域出发延伸到民族性和世界性层面[2];其二是从京派作家的“旅居性”（侨寓）出发，就其在“原乡”空间建构中的“回忆性”书写展开研究，主要分析作家的创作动机和文本的深层思想情感内蕴，并往往聚焦作者对永恒人性的思考和追问，这也是此类研究的主体思路。

有关“京派作家生命书写”的系统化研究尚有有所开拓的空间，本文并不局限于分析文本中的生命意识，而是主要选择京派的两位代表作家——“后起之秀”师陀（芦焚）[3]和中坚力量沈从文的作品作为文本细读的基础，分析他们在原乡书写中对生命形式的和生命本质的思考。他们都通过展现生命、死亡、爱欲、文明等话题之间的关系，在生存危机中追问生命意义，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切入时代。

二、空间的交织：对生命形式的思考

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出生于河南杞县化寨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46年以前，主要用笔名芦焚发表作品，后更名为师陀[4]。他在1931年迁往北平，而1936年8月又辗转迁往上海长期居住，在抗战爆发后，困居于“饿夫墓”中的作者陷入了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他的辗转迁移造成了与中原故乡在地理空间上的“侨寓”，自述“我是乡下来的人”[5]也表明了一种心理上的侨寓。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了停留在“异乡”用记忆建构“原乡”，进而找寻故土的文学选择。

师陀往往会选择在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思考生命的复杂形式。在创作前期他主要通过“荒原”的原乡空间建构表达对战争的密切关注，而在后期的“小城书写”中，“战争”就转向了幕后。在近乎“精神荒原”的两个原乡空间中，生命与死亡、现实与想象、理性与感性都被搬上了舞台，作者在两个时空的交织地带对生命的表现形式展开思考，“原乡”就此被赋予了超越的意义。

（一）本体生命：死亡和战争书写

师陀对本体生命的自在形式展开了思考，这就涉及到了作者对生死问题的终极关怀。“本体生命”在这里包含两个层次：首先有作為生命物质前提的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种生命”），它不仅仅指涉个体生命力的外显，比如生存的希望、欲念、内在的精神、外在的生气等等可以确证生命的元素，当这些生命元素被剥夺之后，生命就会陷入一种“死亡”或“类死亡”的状态。此外，还有作为人的生命本质的“类生命”，它涉及了超越生命而赋予生命永恒性和超越性的一面，主要以“价值生命”[6]的形式存在。

师陀在作品中往往选择对“原乡”中的人物进行“剪影化”和“素描化”的塑造，用“死亡”和“类死亡”书写反观生命，通过反映生命形式和表征的变化，表达其本体生命必然被剥夺的悲剧性。在师陀笔下，本体生命从招扬到结束的过程最突出地体现在《果园城记·颜料盒》一文中，“我”自小熟识三位青春飞扬的少女，但我却从贺文龙的口中得知她们三人如今一个被迫遣嫁、一个孤独地死去、一个在监狱中消磨青春。这样美好的幻灭带给“我”“苦痛和沉默”，凝结成结尾充满张力的叙述，“从明净的秋季的高空下面，远远的露出一片白帆的帆顶”[7];这样安宁秀丽的景致之下，却充满了无声的控诉：“从树林那边，船场上送来的锤声是激愤的、痛苦的、沉重的响着，好像在钉棺材盖”[8]。这样含蓄深沉的书写包孕了巨大的苦难。

除了直接展现的死亡书写，作者的“死亡情结”还体现在对人物“类死亡”的生活状态（孤独、空虚、苦闷;衰老、病痛等等）的描写中。在作者的“小城原乡”——果园城中的人们忍受着空虚和痛苦的无穷无尽，无意义的单调生活的重复和代际间的承续循环也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虽未言死，胜过言死。在作者的观念中，本体生命的表现形式除了肉身生命之外，还有精神生命，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而精神生命被剥夺也意味着另一种死亡。

此外，作者虽然从未言明“战争”的背景，但是战争的话语却一直贯穿文本的始终，给文本笼罩了一层死亡的阴霾。《果园城记》书写历时八年，这是师陀在上海沦陷区“孤岛”的创作，基本贯穿了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他的家乡在抗日战争中是重要的沦陷区，也是解放战争中“中原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战争语境之下，“死亡”用一种别样的方式证成了生命的存在，即转化为“价值生命”继续在生者的世界发挥作用。这时的生命形式——“类生命”有别于“被给予的自然生命”的“自我创生的自为生命”[9]，它不仅存在于人本身，同时也被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类生命”中的“价值生命”是人所建构的，具有超越的意义。在《期待》一文中，作者开篇就写到了战争带来的突如其来的死亡：“徐立刚就是人家叫他大头的徐立刚，我小时候的游伴，据说早已在外面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被枪毙了。”[10]然而在他父母的不断挂怀和思念中，儿子徐立刚的生命得以延续。逝去的生命正以一种“价值生命”的存在在情感连接中延续。频仍的战争所带来的动荡局面也使得作者在对“死亡”的观望和直面后召唤了生命，对本体生命的思考正是为了乱世中活人的自我救赎，这正与“价值生命”形成了呼应和

同构。

（二）空间生命：小城的人格化书写

师陀在原乡文学中的生命书写呈现了其情感的复杂和思想的多元，他对生命的思考总带着柔性的人文关怀色彩，这也是文本的超越性所在。“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11]，在这种意义上，作家为“小城原乡”赋予了性格、生命，乃至使其人格化，它才是《果园城记》的主角。

首先，作者以“物观我”的观望视点实现了人格化的创造：

①“在上面，满天星斗正耿耿望着人间，望着这个平静的住着两个可怜老人的小城，照耀着寂无行人的街道。”[12]

②“果园城的塔比先前更加辉煌，更加骄傲，更加尊贵，它像守护神般威严，正高高的从上面望着我们。”[13]

外在的景物意象和“我”（及果园城中的人们）构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实现了“物我交融”，自然的“人化”也参与组成了和谐共生的小城之美;同时“我”在“被看”的视角中也对果园城的人情世态做出了冷静的审视和判断，形成了与人格化的小城相互观看的视角。而空间生命和小说中人物的本体生命也同时构成了一种交流和对话，在超越的层面上实现了统一。

与作者“侨寓”经历呼应的是“我”的漂泊，他笔下短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也有很多“出走者”和“归来者”，他们在不断的“离乡——归乡——再离乡”的模式中陷入一种命定的漂泊。无奈在客居地和故乡这些漂泊者都是“无根”的存在，因此他们无法确证自身在故乡的身份定位，甚至会在自我认知的困境中产生身份焦虑和生存危机。人物在孤独感的驱使下不断探索和追寻自己生命之根——人生的意义，这种对“身份”和意义的追寻在作者的笔下超越了个体的维度而具有普泛化的意义。

这样的生命形态与小城空间形成了某种异质性，以果园城为例，在这样一个闭锁又相对完满的空间中有其自身由来已久的文化伦理和传统。作者营造了迟滞而近乎静止的时间，作为果园城“不变”的底色：在由来已久的维系历史的规约面前，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14]。

“果园城”这种被扭曲、抽离的时空和现实似乎形成了界限和区隔，而这一交织地带的内部也存在着一种扭曲的自足和变异的合理。在这一传统文化“场域”中，“属于同一个阶级的许多人的惯习具有结构上的亲和，无需借助任何集体性的‘意图或是自觉意识，更不用说（相互勾结的）‘图谋了，便能够产生出客观上步调一致、方向统一的实践活动来”[15]，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外来者”马叔敖（“我”）作为“无根”的地理意义上的“移植”，无疑与这个场域中的“惯习”是格格不入的，而小城空间生命的自足和完整也决定了后文“我”必然离开小城的结局。

师陀通过召唤“原乡”思考了战争中生命形式的问题。作者将战争纳入作品中，作为最深沉的底色，同时利用原乡文学的营构，在生死追问中隐喻了中原文明的失落，在他的心中“何处是吾乡”变成了一个难解的问题。

三、爱欲与生命：生命的本质追问

沈从文（1902-1988）自15岁开始就离开故乡湘西古城，处在“旅居”中的沈从文常常以“乡下人”自居，就此形成了事实意义上和心理认同中的“侨寓”。在辗转“漂泊”中，沈从文把握了异乡感并选择以一种神秘的方法召唤出“原乡”——通过文学话语构建的湘西世界。

作者从小见惯了死亡，他清醒地认识到战时生命的脆弱。在凤凰起义失败后，作者生活的当地衙门对民众展开了大规模的杀戮，“于是我（作者）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的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16]，被大规模搜捕而来的无辜的农民只能把生命交给“神前掷竹筊”。作者在无数生命的消逝中表达了疑问和困惑：“我并不怕，可并不明白这些人就让兵士去砍他们，有点疑心，以为这一定有了错误”，在他“刚好知道‘人生时”，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17]。作者在少年时代对战时生死的深刻认识和反思奠定了他之后书写中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思考，在他的观念中，生命首先是宝贵的，更是庄严和神圣的。

作者常常选择在文本中对“死亡”有意或无意弱化，这其实为他的生命书写提供了更多自由和超越的空间，其中对生命本质的抵达也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这主要体现在其以“原乡”为背景的爱欲抒写中，沈从文在对爱欲和生命关系的思考中触及了生命的本质问题：

（一）爱欲与生命的统一、冲突及超越

爱欲的勃发可以作为生命昂扬的标志，与其说欲望是驱动生命的机轴，毋宁说生命就是一團欲望，此时的“爱欲”往往表现为一种情欲。

《雨后》和《萧萧》都展现了充满生命力的少男少女在意乱情迷之际不惜打破伦理禁忌的情爱选择，作者将这种情欲的勃发与生命的招扬结合在一起，往往单纯追求欲望的满足，“女人只是一朵花。真要枯。知道枯比其他快，便应当更深的爱”[18]。

然而，爱欲作为一种本能的冲动有其强大的力量，甚至有破坏性和毁灭性，因此对爱欲的非理性追求可能会触犯一些既定的规约和秩序。在爱欲本能和道德理性二者的博弈中，有时爱欲会胜出进而支配生命，人不得不服从于自己的欲望;而有时爱欲又会受到伦理的严格束缚，相应地，人会做出理性的选择。统率一百余人的连长虽然身处军规和道德的双重藩篱之下，依旧无法拒绝爱欲本能的诱惑，在爱欲的驱使中，他不惜疏忽了军队工作而“多次在情妇这边勾留”。然而，在看似“不顾一切”的迷恋之外，他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他们的军队一定“还得走长路”，他与情人必然分离。现实就像“虚无的刺”扎在“一团火热的胸中”[19]，使他陷入了自我分裂所带来的精神困境。

在沈从文的价值判断中，爱欲虽然应当遵循自然本能，但也不应是“纵欲”，爱欲是一定要受到道德伦理约束的。首先作者在爱欲抒写中对爱情关系的设置往往有两个前提：不仅要求他们两情相悦，更追求身份地位的匹配，比如“让好的女子守在家中，等候那命运中远方大风吹来的美男子作配，这是神的意思”[20]。其次，虽然作者也会在作品中对一些乱伦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所展示，比如《连长》、《丈夫》和《萧萧》等文本中就有类似的描写。但是作者并不会放任情节的发展，随后会在文中提出这样的做法是“恶”的，从而实现一定程度上价值判断的介入。这反映了即使在湘西古城这一很少受到现代“金钱虚名”污染的地方，基本的伦理道德对自然爱欲的约束仍然存在。

作者真正痛恨和厌恶的是“现代的爱情”——一种被名利污染的虚伪而“堕落”的爱情。比起纵欲，沈从文认为打破传统伦理要比服从现代伦理更加罪恶和无法接受，比如《丈夫》一文中很多丈夫砸在“娶妻之后”，却因为“名分不失，利益存在”而把妻子送出来到船上作妓女，作者对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大加抨击，但旗帜鲜明地提出：“做了生意，慢慢的变为城市里的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21]。由此可见在爱欲层面作者就将城市文明和湘西文明鲜明地对立起来，表达了批判的含义。

（二）爱欲——死亡——文明

爱欲并非简单的情欲，“爱欲作为生命本能，指的是一种较大的生物本能，而不是一个较大的性欲范围”[22]。借原乡文学来表达爱欲想象在沈从文笔下十分常见，除“情欲”之外，这里的爱欲也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它不仅“保护、维系、扩大着生命”[23]，甚至爱欲与生命也可以在“神性”的层面实现统一。“神性”就是“一种凛然不可犯的自然和人类的尊严……来源于人作为万物灵长的本质”[24]，这时生命也在爱欲中实现了新的超越。

沈从文在《爱欲》一文中通过三段传奇故事对爱欲与生命的关系加以集中的展现：首先，爱欲需要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这需要爱情与欲望的共同维系（“被刖刑者的爱”）;其次，爱欲的非理性是造成人生悲剧的原因之一，最极端的就是到达“痴处”一样的境地——倾尽一切，甚至极端化地表现为“以身殉爱”（“弹筝者的爱”和“一匹母鹿所生的女孩的爱”），这时爱欲与生命就具有了全然的统一性。作者的书写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欲观”：爱欲是平等的，可以在任何人之间生成，也可能导致任何后果，爱欲与生死的之间存在一种用科学和伦理难以解释的神秘关联。

爱欲与死亡总是两相伴生，正如沈从文的自述：“爱能使人喑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25]。神秘的命运“权威”甚至对欲望的走向都有支配作用，欲望作为生命的一种独特表征，当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规约等因素以一种不可规避的方式强行介入之时，由纯然本能的欲望构成的生命平衡将就此被打破，连神的庇护似乎也发生了动摇。相应地，死亡的大幕随之拉开。

《边城》中翠翠的母亲本来“机伶懂事，使家中长辈快乐”，但是在“认识了那个兵”之后，奈何那个兵“又要爱情又惜名誉”，这种两难的伦理困境是无解的，随之而来的是翠翠的母亲在生下她后“陪那个兵死了”[26]的悲剧结局。而翠翠又何尝不是如此，她本与二老两情相悦，奈何身份家世不对等，加之大老的离世之后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和误会，自由蓬勃的爱欲不断受到各种不可抗因素的阻碍，甚至还直接或間接地使得大老和祖父都失去了生命。在《边城》中爱欲和死亡以一种荒谬又合理的关系共存，给人世中真诚善良的人们带来悲剧，翠翠母女“命定的循环”加剧了文本背后“隐伏的悲痛”。

作者在爱欲抒写中表现了欲望所代表的美好幻梦和残酷现实之间巨大的张力，同时展开了对生命本质的思考：生命的本质应当是一种对自然本真的因循，顺从命运支配下生命“原始”的神性状态，同时也满足自然承传的伦理道德。

此外，作者在原乡文学中有意地展开各种类型的爱欲抒写也基于他对原乡所代表的湘西文明在现代中国命运的体察。爱欲破灭所带来的死亡可被看作一个文明褪色乃至消失的悲剧性隐喻。“在生命实现后”（此处可以看作爱欲的满足），即使“最终实现了自由，那些痛苦地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再生了。……一种无压抑文明的前景暗淡下来”[27]。在沈从文笔下，“原乡”所代表的湘西文明本身拥有巨大的包孕力和神圣性，他固守并期望还原家乡的“本来面目”，他还将这种隐秘的情感联结解释为血液中流淌的对原乡难以割舍的“遗传”。在长期“侨寓”于现代都市之后，沈从文的自我认识是“情感近于被阉割的无用人”[28]，他所遗传和接受的美德“被都市生活所吞噬”。这意味着他心向往之的伟大文明的消逝，都市文明有巨大的同化力量，难填之“欲壑”无疑带有颠覆性的破坏力。他对爱欲、死亡和文明关系的思考正是在探索一种可能的解救之途，摆脱历史循环甚至消逝的悲剧命运。

“落日光”下的“果园城”、“风雪交加”的“荒原”以及“田园牧歌”般的湘西边城都是作家有意的“原乡”营构。在动荡频仍的时代，生命往往脆弱而易逝，这时生命就不仅仅表现为肉身生命和精神生命，更有价值生命的形式存在。作为生命的组成部分，它们既内在于生命，又超越了生命本身的局限。师陀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用一种人文关怀的视野“另类”地切入时代，在生存危机中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正是对人类普世性的观照。对爱欲的合理约束、对优秀传统的合理继承、对生命最健康和雄强的部分的招扬才是一个文明不会迅速“沉落”、消失而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才是避免命定悲剧的可能的拯救之途。作者用生死悲欢的交织作为对一个时代的“隐喻”，同时这也是他们对文明沉落或“循环”的预言。这种历史的反思超越了历史，至今仍有丰富的价值。

参考文献：

[1]“侨寓”这一概念参见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见于《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5.

[2]有关“京派”作家群创作的整体化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果斐然，研究者试图将京派作家群纳入现中国和世界视野，在此不加赘述。文中提及“民族——国家——世界”思路的研究代表是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3]师陀是否作为“京派”的代表在学界是存在争议的，本文参照杨义的对师陀作为京派成员中“后起之秀”的判断。

[4]本文的研究对象涉及了师陀（芦焚）更改笔名前后的作品，为了陈述方便，在文本中统一用“师陀”指代作家王长简。

[5][11]师陀著，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卷第3页，第2卷第453页。

[6][9]此处为对生命形态的不同表现加以概括和区分，故引入了一组概念：“种生命”和“类生命”。这一组概念最早被提出是在：高清海.“人”的双重生命观：种生命与类生命[J].载《江海学刊》，2001.

[7][8][10][12][13]师陀.果园城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7页，第47页，第67页，第74页，第54页。

[14]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34.

[15][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69.

[16][17][18][19][20][21][25][26][2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卷第269页，第13卷第27页，第3卷第276页，第2卷第24页，第5卷第341页，第9卷第48页，第12卷第43页，第8卷第90页，第5卷第323-324页，第13卷第244页。

[22][23][2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6， 150， 7， 175.

[24]周仁政.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