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芳朝 王振钰

關键词： 《中庸章句》;汉学;宋学;选注倾向;诠释原则

摘 要： 《中庸章句》共引注9家24处，含汉魏古注和宋儒之注。朱熹秉持公正的经学观、正视汉魏经学功绩并予以合理评述;其善集注家之长，引郑玄、王肃注多聚焦章句训诂和简明解语。引程子注最多，但未标明是程颢或程颐，有和会二程之意注经的做法;引注多出自《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二程集·中庸解》撰者实为吕大临，朱引程子注不出于此。朱熹对杨时、游酢、侯仲良学养多有嘉许，但因他们解《中庸》杂糅佛老思想、偏离圣人学说，故引注数量偏少。朱熹熟识张载作品且在心理上钦慕其学说、又高度评价吕大临所解《中庸》，故关学代表引注比例较大，彰显其超越学派之分、褒贬有别的治学精神。朱熹释经理学色彩较浓，但未囿于当时义理解经思潮，呈兼顾文本之义、作者原意和读者所悟之意的多维诠释视野。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1004907

Abstract： There are 24 citations from 9 annotation experts in The Chapters and Sentences on Doctrine of the Mean; Han， Wei and Song Dynasties citations are included. Zhu Xi hold justice classics view， treated properly and evaluated reasonabl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Han and Wei Dynasty merit; he was good at finding others good qualities， the citations which he cited were chapter sentence exegesis and brief conclusion of Zheng Xuan and Wang Su. Zhu Xi cited Er Chengs citations most， but is not marked Cheng Hao or Cheng Yi， a tendency to mix Cheng Haos and Cheng Yis point to annotate the classic. The citations of Er Chengs are from Chengshi Yi Shu and Chengshi Wai Shu， the author of The Citation of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Collections of Ercheng is Lv Dalin， and there is no citation from this book. Zhu Xi highly appreciated Yang Shi， You Zuo and Hou Zhongliangs knowledge and accomplishment， because they interpreted Doctrine of the Mean mixed with Buddhism and Taoisms thought， which is far from Confucian theory， he cited the few notes of them. Zhu Xi was familiar with Zhang Zais works and admired his thought， and he admired highly The Citation of Doctrine of the Mean by Lv Dalin. Therefore， the notes accounted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Guan Xue， which was  beyond the difference of diverse schools and  different judgement on other scholars. There were a great deal of thought of Li Xue in Zhu Xis Jing Xue， but he did not fall into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Confucianism at that time， presen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the author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what the reader got.

朱熹对《中庸》尤有所重，他在“沉潜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作《中庸章句》（以下简称《章句》），但他并未言明“众说”所自，且以往的研究对此多有阙略。故辨清引注来源及作者，对于推进《章句》的传习和研究无疑有所补益。除此，引注出处的考证不仅有利于揭明朱熹取注倾向，亦助于揭橥其经典诠释原则。以此透显其对文本之义、作者原意和读者所悟之意的协调、安顿，并重新尝试观审其以“理”释经之得失。经梳证统计，朱熹共引注9家24处：郑玄4处、王肃1处、张载4处、二程子7处、杨时1处、游酢1处、侯仲良1处、吕大临5处，含汉魏古注和宋儒之注。为便于分类解读，据注家所属朝代、师承关系诸原则试分三大阵营予以考述吕大临所属学派有异议。若据《朱子语类》（吕氏列于“程子门人”一节），本文结构当为：郑氏和王肃古注;程子和张子之注;程子门人（杨时、游酢、侯仲良、吕大临）之注。鉴于学界共识，文中分类法意在揭明他和关学的学派统绪，详见下文。。

一、引郑玄和王肃注考论

在朱熹《章句》所引注的第一阵营中，所标“郑氏”为东汉经学家郑玄;与之有别，引三国时期曹魏经学家王肃，则以其原名标注。朱熹征引郑玄注4处、王肃注1处，其所选古注整体上代表了汉魏时期注经特征和朱熹征选古注的原则倾向。主要彰显了其对汉学工于文本之义治学思路的褒贬、扬弃。

（一）引郑玄注考

朱熹共引郑注4处参见《集注》第28、34、36、39页，见《礼记正义》，第1441、1450、1457、1461页。，见今本《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1]，见《礼记正义》[2]。郑玄为东汉末年经学大师，博采众家、遍注群经，其经学成就为后人称道。分析所引郑注可知，郑氏之注聚焦于章句训诂和简明的解语，朱熹引郑注略作删改。

以注3为例。据记载，朱熹曾对郑氏该注有所评述：“郑康成解‘非天子不议礼云：‘必圣人在天子之位然后可。若解经得如此简而明，方好。”[3]卷64于此也表明了朱熹的解经观：注经力求“简明”，这概是其选郑氏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朱熹对郑玄赞赏有加：“直卿举郑司农五表日景之说。曰：‘其说不是，不如郑康成之说。”[3]卷23当被问及：“《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朱熹径直答曰：“郑《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3]卷87不仅如此，朱熹对郑玄本人及其注经作品还不吝誉美之辞，曾直言道：“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如汉《律令》亦皆有注，尽有许多精力。东汉诸儒煞好。”[3]卷87于此可见，在朱熹对郑玄称赞的同时，也明确表达了他对汉儒注经路数的某种肯定。虽然朱熹肯定郑玄注经风格且赞许不绝，但他并未一味盲从郑注：“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识土圭，郑康成解亦误。”[3]卷86甚至直言郑玄解经“益谬”。[3]卷87此即朱熹对郑玄注经思路的立体述评。

进一步，就经学解释观来看，朱熹一方面明确肯定汉学对文本之意的重视及贡献：“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4]卷31但另一方面，朱熹对汉儒忽略作者之意（即圣人作经之意）的做法唏嘘不已：“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开示学者，使激昂向上，求圣人用心处，故放得稍高。”[3]卷113在以上论断中，无疑流露出朱熹对汉儒拘泥于章句训诂（泥于文本之义），放逐阐发圣人之意（作者之意）的治经方式不满，同时也彰显了朱熹力求兼顾二者的诠释原则和诉求。

（二）引王肃注考

朱熹所引另一条古注为：“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1]19该注出自三国时期曹魏经学家王肃。与郑玄一样，王肃治学广博、遍注群经，曾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作解，但其作今已佚。该注见诸《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且与朱熹所引王肃注完全一样[5]208。令人疑惑的是，朱熹为何在该注后缀以“程子亦以为然”？关于王肃注，由此产生下面的问题。

问题一：鉴于王肃注经作品佚失严重，朱熹所引王肃注是直接源自《经典释文》，还是取自他途？它与程子说法存在什么关系？

首先是本注的出处问题。朱熹和弟子曾讨论过该注：“乾卦有两个‘其惟圣人乎，王肃本却以一个做‘愚人，此必其自改得恁地乱道。如中庸，王肃作‘小人反中庸，这却又改得是。”[3]卷69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朱熹在评价王肃注本《礼记》时说：“《礼记》有王肃《注》，煞好。”[3]卷87于此可知，朱熹本人概亲自参阅过王肃注《礼记》，故“王肃本作”的断语很可能源自朱熹本人，故与《经典释文》关系不大。其次，王注与程子说法的关系。朱熹谓：“小人固是愚，所为固是不肖，然毕竟大抵是不好了……程先生曰：‘语恶有浅深则可，谓之中庸则不可也。以此知王肃本作‘小人反中庸为是，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说。”[3]卷63两相资益，可以推论出：朱熹曾亲自参阅该注，后在参考程子观点的基础上而征引。

问题二：引汉魏古注寓意了怎样的取注倾向或注经思想？

其一，微观考察，朱熹勇于破除偏见、善集他人之长。郑、王二人在遍注群经的同时皆有兼善今、古文经学的致思路向，这是其同其间亦有分殊：郑氏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王氏在习得今文经学之时，又善贾逵、马融古文经学。。但王肃对郑玄之学略显某种偏私。据载，王肃虽也兼善今、古文而“采会同异”，但其与郑学针锋相对：“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6]419朱熹在肯定王肃经学贡献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一点：“王肃议礼，必反郑玄。”[3]卷87此种思路诚为朱熹所非议，但可贵之处在于他认为：“王肃所引证，也有好处。后汉郑玄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王肃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处。”[3]卷83朱熹在批评王肃偏私的同时，尚能看到其优点，无疑彰显他勇于荡涤偏见、善集他人之长的经学观。该观念贯彻始终，下文亦进一步讨论。

其二，宏观上看，朱熹解经力求兼顾汉、宋之学。综观郑、王之注，尝试总括汉魏经学特征，注经过程虽不乏义理的阐释，但比较重视训诂释义和版本勘正，这是汉学之所长和主要特点。正如朱熹所说：“太史公《乐书》载《乐记》全文，注家兼存得王肃。又，郑玄说觉见好……后世礼乐全不足录。但诸儒议礼颇有好处，此不可废，当别类作一书，方好看。六朝人多是精于此。”[3]卷87可見，朱熹不仅从客观层面评价了汉学注经路数、正面肯定了汉魏经学功绩，而且体现了力求兼顾汉学治经思路的经学思想。

《章句》引汉魏古注共5处，所占引注总量的比例不是很大。但藉由进一步的考察，确乎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显示了朱熹善集他人之长和兼治汉宋的释经思路。特别是后者，昭示了朱熹力求兼涉本文之义与作者原意的释经思路。这样的经学追求，使得“集注”（如《中庸章句序》所言：“会众说”）本色名副其实，又与其义理演绎交相辉映，成为朱熹基于“四书”系统、构建理学体系的扎实基础。

二、引程子及其门人注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