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夏燕 朱荣梅

摘要：贾宝玉是曹雪芹的艺术想象，其“无事忙”与“情不情”重视当下的生存体验和生存质量，其乐生具有深厚社会思想以及传统文化心理基础，主要思想源于杨朱和墨子的价值观、生死观。

关键词：《红楼梦》 贾宝玉 杨朱 墨子 乐生

贾宝玉是《红楼梦》里的另类人物：与小说中其他男子相比，“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每日与女孩群中“无事忙”;宝玉又以其“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的“情不情”而区别黛玉的“情情”和宝钗的“无情”等。宝玉的一生完整展现了《红楼梦》“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的情节结构和主旨。贾宝玉的“无事忙”与“情不情”重视当下的生存体验和生存质量，其主要思想源于杨朱和墨子的生死观和价值观。

在中国文化谱系中，儒道释三家在生死观方面都有“求不朽…‘齐生死”和“灵魂不灭”的不同表述。儒家价值观以“仁”“礼”为内核，《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不仅是儒家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也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正如《论语·颜渊》中所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克己复礼”功在家国的价值观，是以追求“不朽”，即超越死亡的生死观为基础。

道家主张“齐生死”。道家把突破对死亡的畏惧作为“无己”和归于自然、大道的根本条件，《庄子·大宗师》云：“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伟哉造化！又见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虫臂乎？”今日已死去，明日又可能以另一形式新生。甚至“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绝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生未尝不是包袱，死未尝不是解脱。因此，“古人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能用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生死，便可以达到“无古今而后能人于不死不生”的“真人”境界。

佛教则认为生命不过是永不熄灭的灵魂暂时寄居的逆旅：“火之传于薪，犹神之存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存异形”，而只要放弃对生命的贪恋，“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才能摆脱轮回之苦。

儒、道、释在生死观上尽管表述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一是都试图模糊生与死的界限，表达了对“不死”的渴求;二是为了寻求“不死”，儒家“克己复礼”“舍生取义”，道家“以生为附赘悬疣”，佛家“不以生累其神”，流露出淡化和否定当下生存体验和生存质量的倾向;三是“求不朽”“齐生死”和“灵魂不灭”的超越死亡的方式都具有空想性，难以带来切实的精神慰藉;四是儒、道、释都倡导延续宗族生命、养生和轮回转世等观念，将生命希望寄托后人、养性修炼和来世，都不关注当下生存体验和生存质量。上述观念构成儒道释三家在雅、俗两个层面的生死观和价值体系，淡化或否定当下生存体验和生存质量。

然而，贾宝玉不在意肉体生命的延续，而追求对精神的超越，“于家于国无望”，具有一定的反儒倾向。儒、道、释在生死观的相通之处和宝玉重视当下生存体验和生存质量的态度都与儒道释淡化或否定当下生存体验和生存质量背道而驰，如果忽视这一因素，试图在道释思想体系中寻求宝玉生死观的渊源的解释比较难以置信。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中，关注当下生存体验和生存质量的是以杨朱、墨家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杨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著作已佚，仅在孟子、韩非子的著作中遗留有“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不以天下大利易其一胫毛”的片言只语，难以反映其理论全貌。但杨朱理论的立足点是“利”，强调“为我”，即自我。

墨子强调“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强调物质利益是人生的价值目标，获得利益的大小成为生存质量不同的依据。墨子说：“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为了求取幸福，人不仅要有求利之心，而且要有权衡利害的能力。墨子认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所以“兼相爱，交相利”大于“别相恶，交相贼”。在肯定个人生存价值的基础上，“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功利主义关注的物质条件、物质需求，就具有关怀生存的体验、生存质量的倾向。杨朱重利的片言只语是后世享乐主义生死观的滥觞。

《列子·杨朱》中宣扬“唯贵放逸”的思想，同时宣称：“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其中，“且趣当生”之“趣”就是指物质享受所引起的感官快乐。杨朱的养生之道，即“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与儒家所强调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形成鲜明的对比。《杨朱》篇强调追求享乐不计后果，“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恣口之饮，为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杨朱》篇对“且趣当生”“穷当年之乐”的表述，明确表达了关注当下生存体验和生存质量的意识。

《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生死观和价值观，既有《列子·杨朱》所宣扬的享乐主义的影响，也有墨家所尊崇的利他精神的痕迹。“无事忙”重在“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第七十二回），类似《杨朱》篇所云“且趣当生，奚遑死后”;而“情不情”则趋向为整个闺阁服务，乃至于“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四回），又接近墨子的“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宝玉的享乐精神和“怡红”兴致完全不计身份地位的上下尊卑，他看到秦钟等便自愧“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竞被我荼毒了”（第七回），认为秦钟等也应该有享受富贵生活的权利;而“作养脂粉”中更是“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親密之至”。贾政鞭笞宝玉时言“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与孟子指责杨墨思想有“无父无君”的语义近乎一致。

贾宝玉“富贵闲人”的“雅号”与《列子·杨朱》中“唯贵放逸”有惊人相似之处。宝玉生来所衔美玉原身石头曾要“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享受几年”，而后宝玉日常也以享乐为事，且愈感觉好景不长时，愈放纵享乐。当晴雯被逐、屈死而迎春等出嫁后，“宝玉思及当时姊妹们一处，耳鬓厮磨，从今一别，纵得相逢，也必不似先前那等亲密了。……这百日，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凡世上所无之事，都玩耍出来”（第七十九回）。

任性恣情的贾宝玉，在大观园女儿国中快乐生活，找到生命的真正归宿，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不顾流俗诽谤，醉入花丛，乐而忘返。作为诸艳之冠，与众女儿在生命的各個侧面、各个层次上展开细腻、缠绵、沁芳的交流。

天界警幻仙姑把这一交流的神髓概括为“意淫”（第五回），宝玉便称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警幻仙姑把男女关系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皮淫。皮淫者包括淫污纨绔、流荡女子之类的好淫者。他们只看重对方的外在，其貌美妩媚，完全忽略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他们与异性只是为了肉体感官的片刻欢娱，而与情感的深层沟通契合无关。他们对异性的猎取具有可怕的贪婪性，恨不能尽天下美人为己有，他们实际上是皮肤淫滥的蠢物，却雅称自己是“好色”的“多情”者，以此掩非饰丑。第二类是意淫。意淫者是真正的好色者，他既喜好对方外在的美貌娇态，更倾心其内在的聪慧、善良、纯真。意淫者是真正的钟情者，他甘心为其所爱付出全部的激情、热力、健康和生命。意淫者的钟情不是后天的人为做作，而是先天所有、与生俱来、不得不然的宿命，此者钟情与一般所言多情有别，它是多情的极致，称之“情痴”。意淫者尊重异性的人格，以平等、甚至谦卑的态度待之，体贴其感情、同情其不幸、慰藉其寂寞，所以，在闺阁中被视为“良友”。意淫者与道学倡导的禁欲主义无干，他与异性的交往同样含有性的因素。但其性兴趣基于重精神、情感价值和虔诚之上，从而趋于节制和含蓄。警幻仙子指出“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对男女关系勾勒了七种类型。一是以势相欺型。贾赦逼娶鸳鸯，薛蟠强抢英莲。二是淫荡享受型。贾琏与鲍二妻和多混虫妻的关系，贾珍、贾蓉父子与聚扈共女。三是外力强撮型。宝玉与宝钗的婚姻。四是情淫合一型。当事者两情相悦相谐，终至云雨欢会。宝玉与袭人、秦钟与智能的关系。五是淫意型。宝玉独对羞笼红麝串的宝钗时最为典型。六是痴爱型。当事者生死相许，感天地、泣鬼神。宝黛之爱足以当之。七是大爱型。情感施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广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同身受地、下意识地、无条件地、绝对平等地给予友情、爱冷、欢乐、体贴和同情。宝玉对众女儿之爱，正是大爱的典范。

以上七种类型中，低层次上，凸显重情和爱美因素，淫的行为或意向显得自然、单纯和俏丽。高层次上，排除淫的行为或意向，欲的成分疏远，宝玉浑厚、虔诚、纯粹与广大女儿的纯美圣洁的痴情灿烂夺目。如宝玉和贾珍的享乐观有很大差异。贾珍属于“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刻之趣兴”，即《列子·杨朱》所言：“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为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宝玉的“意淫”二字，一是非“皮肤淫滥”，而系“心会…‘神通”的“痴情”，即精神享受;二是“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即利他和为他人服务。宝玉号“怡红公子”，他自己有安享尊荣的理想，却日以“作养脂粉”为事，希望女儿们能够得到享受;为了女儿们幸福，宝玉“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第三十回）。这与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利他的精神升华和安慰心理异曲同工。第二回贾雨村提到的秉“正邪两赋”而生的人物“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莺、朝云之流”，此言中魏晋时期的名士占很大比例。而魏晋名士多属“唯贵放逸”之辈。其中阮籍“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不归”的生活方式，颇接近《杨朱》篇所言“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而阮籍“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阮籍对待女性的态度与宝玉的“意淫”非常接近，均重视精神享受和精神品位。

将杨朱的功利主义思想演绎为享乐主义人生观，使个人追求平等利益和生存质量的要求转化为及时行乐、自我麻痹的狂欢心态，以挥霍生命的形式逃避儒家学说所规定的家国责任，同时逃避改进民族生存状态的责任，因此功利主义在传统中国宗法社会中基本没有，也无法在社会制度上付诸实践。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更多地渲染了宝玉在行为方面为女性服务的利他特点，宝玉渴望“享受”但又不能永远“享受”。作者将关注个人利益和生存质量的“贾宝玉”形象内涵加以提纯和审美化，展示了一个生存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