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

摘要：从1947年的中篇小说《传奇不奇》起，沈从文沉寂多年后湘西乡土题材再一次复苏，但同时也是其创作生涯的终点，这篇貌似挽联的作品可看以出1941年《看虹摘星录》之后作家创作方向的转型，从中可以细察这一次湘西题材写作的原因目的及与前期乡土创作的不同之处，本文试探究外部环境和作者内心体验碰撞弥合的矛盾轨迹，以及沈从文在归乡路上的努力及其可能性的限度。

关键词：乡土 整合 失败

20世纪40年代后期，沈从文的这一次回归湘西题材的创作，虽然秉承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对乡土的眷恋和体认，却呈现了与前期乡土写作不同的路数。对于沈从文来说，这一时期是反思时期，来自左右翼和社会外界的各种压力，沐浴过都市声色之光后的复杂内心体验，抽象性的私人化感受，交融在一起对沈从文产生影响。

一、乡土抒写的艰难步履

将湘西乡土社會作为表现对象，时刻牵系着对农村世界的想象性体验关怀，是沈从文一生创作的主旨所在。苏雪林曾经将沈从文的作品题材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军队生活，二是湘西民族和苗族生活，三是普通社会事件，四是童话及旧传说的改作。”其中除了第三种题材涉及都市生活外，其他的都与沈从文生活成长的湘西世界有关。在现代时期乡土小说家的行列中，沈从文的乡土经验是原生态而又丰富完整的，生长在湘西使得他避免了都市知识的影响，从军的阅历又拓宽了他的眼界，从而使他能以一种悲悯而又善意的眼光看待乡村的人隋风俗和世事变迁。从最初《边城》式的乡村牧歌式朗诵开始，沈从文构建了一座田园牧歌的大厦，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乡土再创作，却丧失了早期清丽婉转的跳跃音符，增添了饱含无奈的凄凉。前期世俗生活的干扰，20世纪30年代都市生活中绅士身份与心态的复杂交织，40年代理性思维整合的未完成，农村现实的动荡变迁，都惊扰着他钟情的湘西梦幻世界。

1947年在沈从文最后一篇湘西题材小说《传奇不奇》问世以后，作者内心依然涌动着偏向乡土气息的创作激情，同年3月23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上就刊载了他《一个传奇的本事》：他希望能“再好好工作二三十年，完成学习用笔过程后，还有机会得到写作上的真正自由，再认真些写写那些生死和水分不开的平凡人平凡历史”。这可以说成是作者《看虹摘星录》后关注形而上、由抽象生命命题过渡到选择乡土社会、将民族美德作为表现对象的内心剖析。尽管此时期的沈从文创作以政论为主，《传奇不奇》及其之前几篇初涉湘西气息的作品成为他退回乡土尝试的证明，这些与前期《边城》精神血脉息息相关的作品，至少在形式上强化了他乡土精神的整体认识。

《传奇不奇》是这个被惊扰的湘西梦的结晶。据沈从文回忆，《传奇不奇》是1980年作者应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邀约编选选集时，由巴金收藏清理寄赠给作者的旧稿，“是一个分段写成纯粹记录性的中篇故事”，与《雪晴》《巧秀与冬生》一起，虽然只保存了三段，但恰好相互连续。这几篇文章是在事过境迁之后作者的一种缅怀和祭奠，虽历时六十载却又弥久日新，从合辑的名字《劫后残稿》即可看出。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沈从文对抽象、生命、神性的关注，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无法延续30年代乌托邦乡土书写的懊恼，不能将现实世界虽“无剪裁、无章次”的人生，“却又俨然有物各遂其生的神气”形诸笔端的痛苦。在沉溺了几年的抽象之思后，这一次湘西写作便因为有了更多思维雕琢的痕迹而显示出不同的色彩，比起以前同类作品平添了诸多无奈与忧伤。沈从文暮年在回忆《传奇不奇》这几部最后的乡土小说时，认为这四个篇章，“像有个共同特征贯穿其间，即作品一例渗透了一种‘乡土抒隋诗的气氛，而带着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于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沈从文对乡村社会的诗意关怀和形式创造的热情，在面临现实力量的诸多搅扰下，已经无法再在这个梦境的深处走下去，而《传奇不奇》中对农村社会分解的担忧，通过“我”的感受呈现出来，另外，“我”的这次乡村之旅，也有了对湘西梦的彻底终结意义。

二、创作生涯的中断

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在他最后发表的小说《传奇不奇》文稿后题识：“三十七年末一日重看，这故事想已无希望完成。”同日在赠周定一条幅落款处写下“三十七年除日封闭试纸”，这几句话可以看作是沈从文作结自己文学事业的表白。乡土乌托邦的生命理想在现实面前破裂的碎片，在他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试图通过几部归乡作品进行整合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早在抗战时期，沈从文就离开乡土文学，进行了一次创作转型。1938年，他带着严重的精神困惑到达昆明，一方面，是他对于城市的生命危机感与身处学院的尴尬境遇，另一方面，是对现实的焦虑感及无法反抗的虚无式怀疑。因此，他想从乡土的单纯中“得到一点新的信心”，汲取生存的勇气和力量，虽然内心频频回顾过去，然而日渐变异的湘西给作者带来了若近若远的陌生感，希望贴近过去而又无法贴近的困境强迫他只能另觅他处，另外，建构化外之境的超越性情怀屡遭非议，各种外在压力纷至沓来。所以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抽象境界中重构理想生命形态成为他暂时的栖息地。

而这一次创作转型，与前期的转型颇为不同。40年代中期后的沈从文，将对文化、民族、国家、命运、个体和思潮等的关注囊括进了“重塑”当中，虽然这项巨大的工程是作家强劲的思想穿透力和认知能力的结果，但这种明显游离于现实的乌托邦梦想，很难找到+稳妥的落脚点，和大部分现代作家一样，时代与思维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实际与梦境的碰撞，都预示着最终不能完整的悲剧境遇。日渐明晰的思想焦虑导致作家在宏大的抒情与缩小的叙事之间徘徊，在后期的作品中找不到突破口，于是1946年《虹桥》之后，作家开始重新拾起湘西写作，然而再一次的尝试并没有有效地对困境产生新的突破。

三、“湘西世界”再整合的失败

其实，城里人的乡村之旅这样的题材在沈从文的创作中不是首次，早在1932年到1937年写成的中篇小说《凤子》中，作者就描写过城里人的乡村感受，和此时期“我”在村外药王宫偏院小楼中的感受异曲同工，他渴望乡村提供有别于城市的新奇景象，与此不同的是，《凤子》中城市人的乡村梦带有一些不能实现的遗憾，而《雪晴》时，更多的是宗族残忍的杀戮破灭了“我”对乡村的希望。叙述者“我”的城市身份，和隐含作者的“乡下人”倾向，暴露了沈从文这一时期复杂的身份意识，在都市生活而沾染了一些绅士气息的沈从文，却依然带着对家乡人事剪不断理还乱的挂念，正如李欧梵所说：“在离去多年以后，他似乎也变成了外人……有时他也想介入他书中人物的生活，却总不能实现。尽管心中仍怀有热爱，他本质上却也是一个旁观者了。”这一时期题材上离开乡土文学，表面上短期摆脱了城市、乡村纠缠的状态，然而，却一直未摆脱“乡下人”的身份认同，1940年沈从文在沉溺于抽象化私人性体验的创作《烛虚》一文中，对这种身份的感受是：“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这是经历一系列自我建构和消解后的身份重新确认，较之前期的自我认同，带有更多的焦虑和失落，但也能从中看出沈从文剪不断理还乱的乡土情结。

这种乡土情结的牵引，是《传奇不奇》等几部乡土回归作品诞生的内在机制，可是也因为其复杂性，导致了沈从文乡土创作的终结。现实的强烈刺激和痛苦感受动摇了他美学建构的信心，他本人超越性的趣味也不能适应现实，乡村牧歌的日渐式微只是个时间问题。1947年3月，沈从文就有了非常悲观的预感：“我仍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格格不入。”“和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果。”这是他得知家乡子弟组成的国民党军队在莱芜战役中全军覆没后的哀悼，也是自己对自身境况悲剧性的预言。到1948年，情况更为恶劣，当时，文化思想界展开了对“中间路线”的批判，沈从文名列其中。左翼文化人的激烈批判，带着强大政治力量的威胁向他涌来，到1949年时，他已经开始由崩溃转向疯狂，1月份，他在《题（绿魇）文旁》的最后一段文字时说道：“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即使有朋友的陪伴，他仍然如同精神游历肉体，与朋友相隔绝。在预感到自己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后，他终止了文学创作，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文学转向了历史文物。可见，沈从文内心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后，各种外来的剧烈压力爆发而点燃了导火索，崩裂了他内心最后的底限，因此，《传奇不奇》就成了绝唱，带着乡土乌托邦未完成的遗憾为沈从文的乡土创作唱了一首挽歌。

虽然沈从文将要放弃乡土文学写作的丝丝讯息，已经在20世纪40年代初抽象抒情话语中隐隐有所透露，但40年代后期，他还是重新拾掇起湘西题材小说，从中也能看出他时刻拿理想人性标准对照现实世界的不合理，而倾向于乡土社会、民族美德的努力。他后期的乡土作品，能看出其新的审美探索和与乡土文学的距离，及乡土创作的困境和湘西整合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