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刚

摘要：魏禧在回复施闰章《寄魏凝叔》的尺牍《答施愚山侍读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一是“人”与“文”的关系，二是“文”与“质”的关系，三是文学观念与传统之关系。其中，魏禧在对前代传统的统合中，昭示了知识与信仰的不同取向，这对把握文人的思想、观念至为重要。

关键词：魏禧 论文尺牍 文学观念

尺牍，作为一种文章体式，对于了解作者的情感、思想、观念，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较之著述论撰这样的庄语危言，尺牍这一相对私人的写作，具有更为多元的内涵。又加之尺牍往来双方时有关于具体问题的探讨，则更使其具备了丰厚的学术品性。而在明清两代，这种在往来尺牍之中讨论诗文的现象蔚为大观，对于考察彼时的文学观念极有意义。

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两位文坛巨擘，魏禧与施闰章亦曾有书信往来，其中便有集中论文的部分，且均完整保存于二人文集之中，这便是施闰章《寄魏凝叔》与魏禧《答施愚山侍读书》。其中，魏禧《答施愚山侍读书》尤为文论名篇，历来见诸文论选本。本文即拟以魏氏为中心加以解读，以呈现魏禧的文学观念及其意义。

一、施、魏往来论文尺牍的内文本诠释：二人表达了什么？

施闰章在《寄魏凝叔》中，表达了其对为文之道的理解。在“人”与“文”的关系上，先人而后文，人之器识先于人之文章。而在“文”这一问题上，强调先根柢而后枝叶。而这里的根柢则是指“道”，枝叶则指辞采，这其实是“文”与“质”之关系。有了道则可以做到言有物，枝叶万千，并且可以长存，而非向风而陨。那么施氏所谓之“道”是什么呢？其在信中未曾明言，其所强调的是“道”之作用，即道决定文章的格局大小，而其所说之器识便是“道”的一部分。器识足则波澜广阔，光焰久长，而器识不足则仅得清真自放。这实是说，为文者对“道”之把握，有高低之层次，体现在器识上便是有大小之别。那么如何获得“道”，拥有器识？施闰章认为应该本于经传、言行合一，即其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嘉言懿行。这些实则暗示了其所谓“道”近于道德品质。而施氏对为文之道的理解，简而言之，即修身而后进于文，做到笃学力行、有质有文。他称赞魏禧怀文抱质，有彬彬之概，意即在此。

魏禧在信中认同施闰章“论人必先器识，文必先根柢”的主张，并认为这是为举世好文之士所不察的。而对于施闰章提到的近世一二名家清真自放而波澜不阔、光焰不长的情况，魏禧认为凡稍涉于韩、苏者，都应该能够做到清真自放，问题在其善强出，议论以为波澜，缀拾文藻为光焰。施闰章看来是因为他们缺乏“道”，表现为器识不足。魏禧认为大海上的波澜，无风自生;火在炎上，无物而明。原因在于水足够了，自然波澜不穷;火足于神，自然有光照物。简言之，如果器识足则自然有波澜、光焰。魏氏在这一点上与施闰章的观念是相近的。而魏禧显然思考又更进一步，认为文章有不知其然而能做到的方面，也有不可强行而有的方面，而这些未尝不可以通过学而达到。而器识便是可以学习而得的。魏禧遂进而谈到其所有为的为文之道，在积理而练识。他在信中特陈练识之说，魏氏所指的练识之“识”是与施闰章的器识相同的。“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务，识时之所宜。理得其要，则言不烦而躬行可践;识时宜，则不为高论，见诸行事而有功。”这是讲到了如何练识以及练识之效用。有识见，则就为“文”而言，可于至平至实之中可见至奇，做到波流大、光明盛;就为“人”而言，则躬行可践，行事有功。

二、魏禧论文尺牍的跨文本诠释：以文学观念史为视阈

以上是就尺牍的内容所作一简单梳理，以下将围绕两封尺牍中所涉及的几个与文学有关的命题来加以诠释，在文学观念史的视阈下，总结魏禧对文学的显在或隐在之理解，并将其纳入到文学观念史之脉络中去。那么，在此视阈下，二人的往来尺牍涉及哪些文学命题？大要而言，有三：一是“人”与“文”（文学）的关系，二是“文”（文辞）与“质”的关系（文与道、经世致用），三是文学观念与传统之关系。

就为文之道层面来说，魏禧在答施闰章的信中只讲到了一半，练识。这里还是有必要将积理之说补充交代，方才完全。魏禧在《宗子发文集序》对积理之说着重阐发。该文论“积理”云：“吾则以为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人生平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虽市侩优倡大猾逆贼之情状，灶婢丐夫米盐凌杂猥亵之故，必皆深思而谨识之，酝酿积蓄，沉浸而不轻发，及其有故临文，则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辟之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而当其必需，则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养气在于集义，而练识在于积理。因此积理、练识是一体两面，未可相分的。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总结魏氏所谓“理”与“识”之关系：“他（魏禧）所谓理，于其未明以前则重在识，于既明以后，又重在用。”若稍加以图示，即呈现“识一（理）一用”之样貌。其背后的思想基点无疑乃是魏禧经世致用之观念。

“用”有两层之含义，一是指为文之用（即写作文章时运用所积之理），二是指经世之用（事理关系天下国家之故）。魏氏《八大家文钞选序》云：“吾又尝谓文章之根柢，在于学道而积理。守道不笃，见理不明，而好议论以刺讥于人，翻古人之成说，则虽极文章之工，取适于己，而有误于人，君子盖有所不取。”此处，魏禧明确了在与施闰章的书信中所言之“文必先根柢”乃是指学道而积理。其《答曾君有书》云：“禧窃以为明理而适于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然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是以有文。”这是就“文”与“质”的关系而言的，文章之根柢在于质，即学道而积理，明理而适于用。言需有文，方能行远，故有文辞之饰。这是“用”的第一个层面。

魏氏《左传经世序》云：“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故讀书不足经世，则虽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此言固是为学之言，然却道出其所认为之“人”与“文”的关系。质在文前固不必言，经世致用为第一要务。这就是指向“用”的第二个层面了。而魏禧所长之文章，乃在论策，最是为经世致用而发而为文的了。故概而言之，学道而积理，积理而练识，练识以为用（为文之用，经世之用）。取其首尾，则道以为用，言行一如。这就又从“文”与“质”的关系，上升到了“人”与“文”的关系了。

以上所述，是施、魏二人尤其是魏禧对“人”与“文”及“文”与“质”这两对文学命题的理解或看法。事实上，积理、练识之论，与中国古代对“文学”之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观中国古代之文学观念史：周秦时期所谓“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文即是学，学不离文。至汉始将“文”“学”别而言之，日文章与文学，文章专指词章而言，文学则偏学术。可知此处与现代所谓之文学观念适成反悖——文学指学术，然“文”与“学”毕竟析一为二，观念发展有质的突破。嗣后魏晋南北朝，“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儒、学、文、笔，前二者为学术，后二者为文学，则博学之义距文学远矣。于是文学终从学术中析出，其义涵始与近人所用同，且类分愈细，有“文”“笔”之分：“笔”重在知，“文”重在情;“笔”重在应用，“文”重在美感，其义与近人所云之纯文学与杂文学之义相似。周秦、汉魏晋南北朝之文学观念差异极大，为中国古代之文学观念确立了两极。而对于施、魏二人而言，其文学观念似乎是更接近于周秦之时的文学观念，即文章博学，文、学不分，故特强调积理、练识。而魏禧于论议之文尤称擅长，而论议之文偏笔，重知与应用，与经世之用亦合。

三、魏禧论文尺牍的融贯性诠释：知识与信仰的取向之别

如若说，内文本诠释侧重于对单个文本的主旨性解读，跨文本诠释强调对相关文本的关联性解读，那么通过对魏禧《答施愚山侍读书》的两重考察，则可进行融贯性的解读。所谓融贯性诠释，着重对相关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解读，并在此过程中把握其特性。而魏氏论文尺牍中隐约透出的重要问题是，文学与思想的传统，在魏禧那里，是作为知识，还是作为信仰？又是如何加以转化的？上文细致绎读之时，已对文学观念与传统的关系有所涉及，在此再作申论。

其一，魏氏的文学观念无疑承继了周秦之时的传统，文、学不分，主经世致用，重知与应用的论议之文。这种溯流而上的取向，已不独是知识意义上的效法，更近乎信仰维度的取舍了。除此之外，尚可再举一例。魏禧的整体之文论观念在积理、练识之说之上，尚追求“法度”与“理势”。魏氏之于“法”（法度），贵神而明之，而不贵“循循缩缩，守之而不敢过”;必须能变，方能为法之至，亦不致“株守古人之法”，即无意守法而自然合法。而理势之关键则在“气”，法不必学而气则不可不养。因而在魏禧之文论观念中，理、势、气三者所呈现的样貌应可图示为“理一（气）一势”，气承之于理，发之于势。理、势二者以“气”为核心，对文之整体生成过程施加影响。在此作为核心的“气”，并非魏氏的孤明先发。盖养气集义之说，孟子以降，代有所述，如对魏禧影响较大的三苏父子中，苏辙亦颇尚养气，故魏氏论文亦言养气在集义。魏氏对古人之法的不株守，及其对养气之说的践履，两相参照，则可知魏氏对其所认可的前代传统，并非仅是知识层面的接受，而是信仰层面的持守。

其二，魏氏面对其所不认同的前代传统，则态度鲜明。此点，尤以对“理”的理解为重要分野。魏氏《答施愚山侍读书》中曾明言：“若夫性理之学，禧生平疏于治经，儒先之书，间一浏览，未尝专意讨索……又性疾伪儒，每耻言行背驰，是以粗有撰述，皆不敢依附程、朱，谬为精微之论。”于兹可知，魏氏之“理”不同于程、朱之“理”是颇明晰的。他在前引《宗子发文集序》中言：“人生平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虽市侩优倡大猾逆贼之情状，灶婢丐夫米盐凌杂猥亵之故，必皆深思而谨识之，酝酿积蓄，沉浸而不轻发，及其有故临文，则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辟之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而当其必需，则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从这儿更可知魏氏对程、朱所代表的性理之学的批驳。值得注意的是，此系对《庄子》之文的暗中化用，这是援引道家之言说以攻性理之学。在此，魏氏对“理”的理解，是知识层面的，迥异于以程、朱为代表的信仰。因此之故，魏禧所代表的古文家之文与道学家之文判然两途。

而知识与信仰区隔的标准，在魏氏的观念与实践中均持守一贯，即其经世致用的观念，这也正是其思想的基点。因此，魏氏固然言理，然此理是在因应时代与现实之际，对既往传统所作的统合，更具有知识以及经世致用的色彩。这提示在把握文人的思想、觀念之时，需着重关注知识与信仰的取向之别，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文学观念史的重新审视。

附录：施、魏往来论文尺牍之文本

施闰章《寄魏凝叔》（论文部分节录）

古之取人者，先器识而后文章;其为文也，先根柢而后枝叶。非无枝叶也，根柢既立，枝叶万千，重花累萼，夺缯彩而焕云霞，皆是物也。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孔子盖亦属意于文者。近世词人，比户骈肩，权舆于八股，优孟于八家，求其庶几于道者，颇少七言律。古人所难，今下笔四首、十首，五排动至百韵，又填词累寸，才情驱煽，前无古人。有道者私忧之。夫苕楚之华，随风辄陨;沟浍之盈，移时立尽。其原本然也。若夫平原浅水，独树疏花，望之立尽，撷之无余，又非文之大者。见近世所推一二名家，偏矫王、李之失，遽以为冠一代而抗欧、曾。窃未敢深信，以其清真自放而波澜不阔、光焰不长也。先生之文，原本经传，动关风教，其间层折顿挫有古法，读之改观易听，庶几怀文抱质，有彬彬之概。又闻先生行已介以严，与人和以恕，砥砺岩穴之行而乐交士大夫，凡文人相轻相轧，骄吝之气，皆不见诸词色。殆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故愿与朝夕游。仆尝憾文人不护细行，为世口实，顾不幸好为文词，因取古之文人近道者，嘉言懿行，集为一书，目日文人盛德，裒辑垂竞，盖有慨乎其言之也。仆先世皆笃学力行，从郡大夫盱江之遗泽，肆力于圣人之道。

魏禧《答施愚山侍读书》（论文部分节录）

执事论人必先器识，文必先根柢，此古人所以可传者。举世好文之士不察也。执事书中论议，往往先得我心，而立身为文本末，具见于此。执事为人廉静仁厚，征于服官家食之日，禧又得读执事文，简洁而雅醇，意思深长，与古法会。望而知为有道者之言。尝同兄弟省览他刻，卷首叙论，累牍连篇，覆其姓名，忽得爽心之作，摇头吟哦，惊喜不定，视之则必执事也。故禧平日最称道执事之文。比云今之名家，清真自放而波澜不阔，光焰不长，则固见垣之视矣。夫才士稍涉韩、苏，未有不能是者，顾强出议论以为波澜，缀拾文藻为光焰。且夫大海之澜，无风自生;火之炎上，虚明而无物。盖水足于精，则波澜不穷;火足于神，故光烛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不可强而有者，则未始不可学而至。

愚尝以谓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积理之说，见禧叙宗子发文。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务，识时之所宜。理得其要，则言不烦而躬行可践;识时宜，则不为高论，见诸行事而有功。是故好奇异以为文，非真奇也。至平至实之中，狂生小儒，皆有所不能道，是则天下之至奇已。故练识如练金，金百练则杂气尽而精光发。善为文者，有所不必命之题，有不屑言之理，譬犹治水者沮洳去则波流大，蒸火者秽杂除而光明盛也。是故至醇而不流于弱，至清而不流于薄也。

禧频年客外，卖文以为耕耘。求取猝应之文，动多违心，主人利于流布，辄复登板。扪心自忖，其不逮已之所言，盖十而八九矣。惟执事有以知其然也。若夫性理之学，禧生平疏于治经，儒先之书，间一浏览，未尝专意讨索，而嗜欲深重，所谓耳目之于声色，口于味，四肢于安逸者，皆不能自克治其气质。又性疾伪儒，每耻言行背驰，是以粗有撰述，皆不敢依附程、朱，谬为精微之论，自甘暴弃，固宜见绝于大君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