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芳

摘要：诗词文是苏轼调适心灵的良药，被贬黄州的四年，他博览群书，对以往的人生经历进行深刻的反思，在人生挫败后进行了良好的心灵调适，展现出乐观、旷达的心怀。其中《定风波》一词清晰地折射出诗人充满希望的自我劝慰、满怀坚定信念的人生哲学与超然物外、任天而动的开阔胸怀。

关键词：苏轼 定风波 心灵轨迹

定风波·莫昕穿林打叶声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即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历经政治的打击，诗人已逐渐走出悲凉的人生境遇。《游沙湖》中诗人自述日：“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日螺师店，予买田其间。”苏轼在黄州辟地耕种，较多地接触了下层人民，并将自己对自然、对人伦的感触之隋诉诸笔端，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多首《浣溪沙》、《卜算子·缺月挂疏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游沙湖》、前后《赤壁赋》等。词中有抒写凄恻之情，有叹人生短暂，更有抒壮志未酬，其中共同的特点是每一诗文与词中，诗人都有调适自己心情的痕迹，其中《定风波》最能清晰地洞悉诗人心灵调适的轨迹与直达超然物外的心灵释放历程。近人郑文焯在《手批东坡乐府》中日：“此足徵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诸多评论家都为《定风波》的写景之奇与抒情之妙而叹服，郑文焯正是抓住了苏轼以曲笔直抒胸臆之妙，点评甚是独到！笔者认为在诗词的解读中，我们更应该探寻词作本身，找寻苏轼在词中蕴涵的心靈释放轨迹，以及他由人生低谷到超然物外的心路历程。

一、“余独不觉”彰显从容淡定

《定风波》的词序中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其中“余独不觉”与“同行皆狼狈”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穿林打叶”的倾盆急雨，同行人的狼狈更彰显了苏轼的淡定与从容，那么苏轼何以能如此淡定与从容呢？

这源于他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与人生境界的提升。1069年初，苏轼还朝任职，时值王安石主持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多有不同，他曾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面对新政如火如茶之势，请求外调不失为明智之举，可他的责任意识依然强烈，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变法派的某些人便因此而设置罪名，从苏轼的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面对政治的变迁，退避与进取的矛盾斗争，只有词人自己明了。可见，词序中的“余独不觉”是经历了直面变法与回避变法的思想争斗后的选择，“不觉”的背后是苏轼艰辛的人生经历的沉淀而来的淡定，这艰辛的历程告诉词人责任是第一位的，政治的打击何足挂齿。

“余独不觉”也颇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意味，连“乌台诗案”这样的生死勘问都能挺过来，以后再大的人生风雨就不在话下了。当然，旷达的词人在词序中不会给后人留下悲观的形象，而是以“同行皆狼狈”言之。言外之意，遭受风雨之变，“狼狈”是必然的，而自己之所以能“不觉”，皆因在更大的风雨突变中练就了坚定、从容的心理。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是感觉具有适应性的结果，适应可以引起感受性的提高，也可以引起感受性的下降。历经人生风雨打击的苏轼，乐观应对淡然处世的信念提高了，遭受打击后的悲苦之情被消解了。

“余独不觉”并非仅停留在心理上劝慰的层面，在词的上阕中，作者更从行为层面全面展示了它的内涵，“莫听”“吟啸”“徐行”皆是以主观行动渲染出词人的从容与洒脱，这不仅是身处逆境时的坦荡、乐观，更是作者豪迈高亢人格的再现。当然，这一豪迈的“吟啸”“徐行”的形象也并不是不可触摸的，苏轼还对自己能有如此乐观心境的现实境遇进行了交代：“竹杖芒鞋”，不为官，不忧心也，故而一身轻松。苏轼就是这样一个着眼于现实的诗人，他总能寻求现实的闪光点作为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

二、“一蓑烟雨”构建人生信念

历来评论家认为黄州是苏轼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点，这显然不是政治挫折的改观与坎坷命运的逆转，因为此后苏轼在出任了杭州、颍州、定州几任地方官之后，再遭贬谪，先贬惠州，接着又被贬到海南岛的儋州。这转折是指苏轼精神境界与人生哲学观的确立。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十五日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也言明黄州是自己思想历程转变的分界：‘镝居无事，默观自省，回顾三十年以来的所为，为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停今我也。”从故我到今我正是苏轼人生价值观的一大转变。在《定风波》里，苏轼以委婉的笔法交代思想价值转变过程中自己心灵调适的痕迹，确立了随缘自适、超越自我积极抗争精神——“一蓑烟雨任平生”，任凭风雨肆虐，我自岿然不动。

“蓑”，雨具也，初言雨具先去，后摹率性之相，自是矛盾，可见词中“蓑”乃虚指，实指即是自己的人生信念。苏轼自言平生任由风雨突变，我自不变，以不变应万变。“一蓑烟雨任平生”道出了他坚不可摧的人生信条，我们可以理解为任凭人生历尽坎坷，我自坦然处之。这样的人生哲学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这是他思想积淀与阅历升华的表现。屡遭挫败能坦然处之者，必有自己人生信念的支撑点。那么苏轼的支撑点是什么呢？

苏轼的精神世界里，儒家思想是他的立身之本，更是他积极进取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所以苏轼虽屡遭政治打击，但他始终抱着人世的热隋，并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的人生哲学在黄州贬谪的困境中更显弥坚。在《与李公择》中，他表白：“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环坎壕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在《与滕达道》中也表白：“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纵观其贬谪之旅，“尊主泽民”“有益于世”一直是他处世的信条，也是他任风雨肆虐、泰然处之的支撑点。其中“有益于世”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我们可从苏轼历任地方官的实绩中窥见“济世泽民”的精神。通判杭州期间，协助太守陈襄修复钱塘六井;在密州灭蝗抗灾;在徐州抗洪;再仕杭州知州，疏浚西湖。在儋州，苏轼推广内地的秧马等耕作技术，传播中原文化，传授医药卫生知识。

大多数的儒家仕子在实践“济世泽民”的重任时伴有自己精神上的苦闷，苏轼则不然，他能够在重任与处世之间搭建一种融合。这得益于他在黄州的躬耕自给。谪居黄州，苏轼躬耕自给，广泛接触底层人民，体味自然之闲适，有了更多的时间思索自然与人生。历经风雨，站在高处反观来时路，风雨何足挂齿。这样的超然物外、物我两忘，在其散文中亦有表现。其赋体散文《前赤壁赋》辩证地道出宇宙中人与物的变化关系，角度可谓新矣！“盖将自其变者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以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这种融人自然，寄生于天地，复归纯朴的情怀，使苏轼构建起自己面对人生打击时泰然处之的态度。

三、“也无风雨也无晴”获得心灵超脱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微冷”生动地刻画出苏轼历经磨难之后的真实心境。尤其是乌台诗案后，身陷囹圄，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这件事件在人格和尊严上受到的屈辱，无罪而见谤，忠心而不为所用，心灵的创伤肯定是无以言表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这惊恐不安、孤独无助、远处栖息的孤鸿形象不正是作者初贬黄州时生存处境和生活心态的写照吗？痛定思痛，不甘屈服的苏轼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辩证地思索了自然与人生的关系，再回首来时路，心情豁然而释。

《定风波》可以说是作者在历经风雨之后，心灵超脱艺术化的表白。苏轼对人生起伏变换，泰然处之，并能迎风雨昂然前行，将自己乐观超脱的形象在风雨中定格。这一切缘于他“回首向来萧瑟处”的顿悟：对于苏轼来说，风雨也好，斜阳也罢，一切过后“也无风雨也无晴”——不足挂齿。这种心灵的超脱是苏轼对儒、释、道精神的择取与融合的结果，也是苏轼在词中以自然之体味，告诉我们的人生哲理：只有经历人生的风雨洗礼，才能晴好安适，风雨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