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国伟

“筝”首见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李斯列传》，为秦地常用乐器，“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乎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①，从李斯的描述中知道，战国时期筝已在秦国流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但是筝在先秦及汉代的文字记载却出奇的少，形制描述更是到东汉末期才有人提及，今天“红遍全国”的民乐重器，与其在东汉之前凄凉的生存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出土东周筝

考古发现的筝常常伴有争议，江西贵溪两件筝形器和江苏吴县一件同类器是认可度比较高的。前两例于1979年出土于贵溪县鱼塘乡仙水岩崖墓群中的第2、3号墓葬，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②（图1）。2号墓器通长167.3厘米，3号墓器中部和尾部断残，残长173.5厘米，基本情况与2号墓筝相同。此2器显然不属于琴、瑟、筑的任何一种，与后世筝接近，称为筝应没问题。与贵溪筝情况类似，也出土于南方的另一件稍晚的筝是江苏吴县长桥筝，出土时也置于棺盖上，为12弦筝③。

图1 江西贵溪2号崖墓古筝

绍兴306号墓伎乐铜屋出土6件铜俑，后排有一俑，其身前置一琴，演奏者左手五指张开抚弦，右手拇指微曲作弹拨状④（图2）。其船形形体与上述越地见到的筝非常相似，双手姿势也不应是琴、筑，应亦为越地筝。湖北枝江姚家港楚墓也称出土一筝，且有筝架⑤，但其筝只剩一残木，发掘报告中也见不到能证明其是乐器的形制特点，难以确认。

图2 绍兴306号墓伎乐铜屋弹筝俑线图

筝在先秦可能属于非主流乐器，从考古资料看多出于越地，江西、江苏、浙江都有见到；李斯所提的筝流行于秦，后人称秦筝。越筝是否与秦筝不同、谁先谁后？就说不清楚了。从考古所见筝的情况来看，筝在越地的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筝整体呈船形，首部上面凿有弦槽，槽内底部横列12或13弦孔（贵溪崖墓为13弦制，余为12弦制），筝尾对应有相同数目的枘孔用作系弦；筝面中部斫有长方形凹槽，用作音箱，箱面有覆盖的面板；音高调节用到码子，因为在贵溪崖墓中采集到了1件筝的木质桥形码子。筝在先秦为什么倍受冷落？它应该出身于民间，李斯在写《谏逐客书》时说“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⑥，这是说秦王在选用音乐时因“弹筝”与“《昭》《虞》”的美观、俗雅对比而摈弃了前者，弹筝是与“击瓮叩缶”相类似的音乐活动，看来在越地以外的地方，使用者群体多为中下层平民。除了缺乏一个像琴、瑟那样华丽的出身外，它受冷落恐怕也与其性能有限直接相关。越人却比较注重这种乐器，所以从见到的几例实用器看，木材尚可，音箱较大，设计合理，但琴弦安置情况不得而知。

二、汉代筝

筝进入汉代后，仍在一段时间内都只作为典型的民间乐器，如西汉《盐铁论·散不足》就说到：“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⑦。出土汉代筝的实际器物较先秦更少，且形制仍很不稳定。

先秦至西汉，筝的文献极少，也没有涉及形制的文字。东汉虽在一些传世诗赋中见有筝的身影，但也未及形制描述，终于在东汉末期应邵《风俗通》中记述到：“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孟恬所造”⑧。这里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有记载早期筝曾有五弦制（但今本《礼记·乐记》并无相关信息），二是到应邵的时代，筝已经有改制，如瑟形，弦数显然不止五弦了。汉代的考古资料刚好五弦与多弦（12弦）的筝都各出土一件。

图3 长沙王室墓五弦筝

1993年发掘的长沙王室墓出土了一件与筑不同的五弦器，与琴、瑟更是相差很大，项阳、宋少华等学者认定其为“五弦筝”⑨（图3）。这是目前仅见的一件五弦筝，其一头用枘系弦，说明其系弦方式应与瑟相同，或许传说中筝是“破瑟为二”而来的说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关于筝的弦数，文献有五弦、十二弦、十三弦等不同说法，而且一般认为是依次递增的。目前所见的先秦筝有十二弦、十三弦两种，而五弦筝却在汉代发现，这可能与材料的不完全性或乐器使用的地域性有关。而筝的弦数不稳定现象，表明了筝依然作为一种地域性乐器存在，未得到中原太多关注，在制作上未得到规范和提高，这是先秦到西汉初期一直存在的情况。

图4 贵溪崖墓与罗泊湾汉墓出土筝附件

在西汉初期还出土了一件十二弦筝，出土于广西罗泊湾汉墓的椁室之中，已残破，首部一块可见一排12个弦孔，但不是向下穿透，而是“横向内侧呈直角拐出”⑩，可惜未见到实物，不能知道具体置弦方法，至少在系弦上有了新的考虑。据记录与此器同出“岳山”4件⑪，一般只有瑟才有这么多岳山，而事实上，这4件器物并非岳山，其形制为各带4个弦孔的长方形木块（图4下），而岳山显然不用穿孔过弦。事实上这种器物在上述江西贵溪崖墓中已经与筝一起出土过一件，当时发掘者认为其是码子（图4上）⑫。相对于“岳山”的说法，码子似乎存在一定可能，在同一件码子上开4个孔，要比一弦一码简便的多，易于制作。但这样的“连码”比起“独立码”来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一个码子控制了4条弦的音高，当一条弦音不准以后，移动码子的一端，至少会让3个音游移，所以用这个码子调音时只能顾及其中两音，另两音将就，否则就需要重新施弦，并不好用。罗泊湾墓显示了墓主人具有足够身份和财富，不至于如此贪图简便。那么此器也很难理解为码子。而此器又显然与过弦有关，如此，笔者认为此器只能是置于筝尾或筝头系弦处，用于张弦时提高弦的张力所用，即筝弦系好后，通过加塞片状物于此器与筝身之间，使弦加紧。有类似琴轸通过旋转拧紧的功用。

罗泊湾汉墓是有明显越民族特色的墓葬，这件12弦筝完全可以看作是先秦越筝的后裔，弦数未变。但是他们也在已有基础上不断尝试改进乐器性能，系弦及张系方式的探索有着重要突破，这与整个时代丝竹音乐的兴起不无关系。

图5 四川资阳奏乐俑·弹筝、鼓琴

以上基本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汉代之前的所有筝的实物资料了，东汉时期出土了很多乐俑，其中不少抚琴俑。判断这些抚琴俑哪些是筝哪些是琴有一定难度：见到抚琴俑所执之器没有凸出的枘的，则识为琴；如若其上设枘，则断为瑟，故而少见“筝俑”。其实照上文的介绍，五弦筝带有一个枘，先秦十二、十三弦筝无枘，所以东汉这些无枘或单枘乐俑中不能排除有筝的可能性（但目前都难以武断）。如1951年从四川资阳县出土了多件东汉抚琴俑⑬，皆不设枘，但却分为两种演奏状态，图5左边琴俑所示为琴的一端置于膝上，另一端着地，右手拨弹，左手抚弦，乐人引首高歌；而图5右边琴俑的乐人则正襟危坐，琴的大部分都放在双膝之上。很可能前一种是筝而后一种是琴。贵州黔西汉墓有一乐俑所执之琴琴面微弧而箱体较厚，岳山外侧还有一段空间应是类似调音盒的设置，也似为筝⑭。在东汉画像石、画像砖上更有不易辨识的情况，出土于南阳卧龙岗崔庄的乐舞画像石中的弦乐器体窄长，弹姿奔放在为百戏伴奏，更像筝⑮。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的这些筝出现在各种场合，说明这种乐器已经受到关注而流传开来。筝的形体比瑟轻巧，音响比琴明亮，后期又吸取了琴轸、瑟码等器件进行了改良，所以就越来越得到了重视。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筝已经愈发流行，侯瑾、阮瑀、傅玄等文学大家及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南朝梁简文帝萧纲都曾作过专门的《筝赋》，出土乐俑、图像也渐多。

总的说，筝在先秦和西汉初还是有地域限制的乐器，秦地和越地是筝常出现的地方，其中越筝形制有一定统一性，从先秦到西汉都是全箱式的12或13弦。但这个时期的筝形制仍不稳定、使用数量少、制作较粗糙。不过筝一直是全箱式的琴体，在声音上较早期半箱式的琴和筑有优势，而形体又比瑟轻简，这样的条件为其后的改进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好基础。所以在东汉往后，由于民间俗乐的不断兴起，筝也受到重视，性能随之开发，使用面越来越广。

三、余论

关于筝在汉代发展情况的研究非常困难，无论它在今天如何的普及，但其在先秦两汉时期，显然是一种相对“弱势”的存在，这种弱势在资料上的表现就是文献记录少、考古发现少、图像资料模糊。前二者显而易见，而后者即以汉画像石/砖为基础的图像资料中，筝的分量如何仍难以界定。

从文献来说，如果定睛于汉代文献及前三史这些描述汉代情况较为可靠的资料，就会发现汉代筝的运用非常有限，远不如琴、瑟，甚至其在汉代的影响力也远不如性能平平的筑。比如，文献中常以筑形来描绘和解释筝形，而少有用筝形来解释它器，如《说文解字》说筑是“以竹曲，五弦之乐”，而筝是“鼓弦竹身乐也”，由于“竹身”不通，故段玉裁注中认为应是“五弦筑身”，这是因为另一部汉代文献《风俗通》正是如此描述的筝：“五弦筑身也”。事实上，筝在汉代文献中出现很少，特别是有关筝在西汉的记载，仅有《史记》《盐铁论》两种文献提到，且较明确的说到其为民间性质的乐器。东汉、三国方在一些文学作品上出现。以这样的情况推测的话，汉画像作为墓主生活向往的反映，筝出现的概率也应不大，故大量抚琴俑中，筝的占比应较有限。当然，汉画像多有对当时俗乐的反映，东汉时筝在俗乐中应有一定应用，故也很难否定汉画像中存在筝的可能。

应邵《风俗通》后，关于筝的弦制时有记述，如魏时阮瑀《筝赋》“身长六尺，应律数也，弦有十二……”（也有版本无“弦有十二”句）；西晋傅玄《筝赋》“弦柱拟十二月”；东晋贾彬《筝赋》“设弦十二”；南朝顾野王《玉篇》“筝，似瑟十三弦”；《隋书·音乐志》“筝，十三弦”；颜师古《急救篇注》“筝亦瑟类也，本十二弦，今则十三弦”；唐杜佑《通典》注云：“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皆十有三弦”；等等。从中可以梳理出，三国后十二弦多见，南北朝后并见十三弦筝，隋唐后十三弦筝使用最广。

筝的定弦应为五声级进，阮瑀《筝赋》“惟夫筝之奇妙，极五音之幽微”，傅玄《筝赋》“鼓之列（一作则）五音发”等文献即是说明。

三国后筝的音乐表现力很强，多篇《筝赋》多有渲染，阮瑀甚至夸其“五音之幽微，苞群声以作主，冠众乐而为师”，文学总有夸张，但筝在隋唐以来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燕乐多部乐中燕乐、清商乐、龟兹乐、高丽乐、西凉乐等部都有使用。唐代飞天伎乐及墓室壁画中也经常见到，虽亦是图像，但不再模棱两可，筝形桥码清晰可辨。这充分说明，南北朝往后，筝已如今天这般，受到各层人士的普遍喜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