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笛扬 杜茂林 李权虎

◆2018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做好年轻干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地方上对选拔年轻干部做了具体的指标要求，须在一定时限内提拔一定数量的年轻干部到某一层级上。”

提拔年轻干部有具体指标

“最近，市里建立了优秀年轻干部库，要求每个单位上报一到两名优秀的‘90后干部。”2018年12月17日，浙江省桐乡市组织系统的一名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桐乡正在要求按年龄形成梯队，副科级干部的年轻人数量要达到一定比例。

这名干部告诉记者，他们的领导已经“年轻化”了——2018年11月30日，嘉兴团市委原书记于会游被任命为嘉兴市下属的桐乡市代市长。获任后，36岁的于会游成为浙江省最年轻的县级政府主官。

此前，浙江最年轻的县长是出生于1980年5月的石一婷。2018年9月，她被任命为湖州市长兴县代县长。

就在于会游获任桐乡市代市长的前几天，11月21日，浙江省委专门召开了一次年轻干部座谈会。省委书记车俊指出：“今天的年轻干部遇上好政策好环境，浙江的年轻干部必须个顶个、呱呱叫。”

“座谈会之后，全省都在抓紧落实，近期对年轻干部的提拔使用明显加速。”浙江南部某县县委组织部领导张通（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所在的县最近刚刚提拔两名“90后”副科级干部。“这与顶层设计的要求有关。”张通说。

2018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做好年轻干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四天后，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于7月3日至4日召开，会议要求，“优秀年轻干部既要数量充足，又要质量优良”。

这两个重要会议结束不久，从省到市再到县里都层层发文，要求加大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力度。

“地方上对选拔年轻干部做了具体的指标要求，需在一定时限内提拔一定数量的年轻干部到某一层级上。”张通介绍。

不仅是浙江，近半年来，已有多地公开表示在短时间内集中提拔了不少年轻干部。据江苏省如皋市委组织部2018年8月披露，当年前八个月已提拔21名成熟的优秀年轻干部，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先后组织召开了“80后”科级干部、“90后”优秀公务员等专场座谈。

同属江苏的宿迁市宿城区，在2018年8月选拔一名“90后”年轻干部担任乡镇长，选拔两名扶贫工作成效明显的“80后”扶贫专干为副科级干部。

宿城区提拔的这位“90后”乡长，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2011届“大学生村官”亓俊先。他自2016年4月起担任宿城团区委书记，后挂职宿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亓俊先在母校就读期间算是“红人”，在中国人民大学2013届毕业典礼上，时任校长的陈雨露在寄语中专门讲了亓俊先的故事，称他家境贫寒，在大学毕业之际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毅然选择到江苏农村当一名“大学生村官”。2014年8月，陈雨露还代表校方专程到宿城区洋北镇下口村看望当时在该村任党支部书记的亓俊先。

年轻干部政策几经微调

“选拔年轻干部是永恒的话题，是干部群体代际更替的要求。”全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王通讯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年轻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制度经过一系列调整。

在干部队伍出现严重青黄不接的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就提出“干部年轻化”的要求，并使之成为一个常态政策。

20世纪90年代，中央连续出台文件，要求加大对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力度。1991年、1992年、1995年、2000年，中央都專门下发了培养年轻干部的文件。

这些文件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提出明确要求，并逐步加码。1992年明确提出，在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干部一般要有三名，政府班子中要有两名，其中至少要各有一名45岁左右的干部。1995年的文件进一步提出，省级党政正职中，应该有一定数量50岁左右的干部。

2000年，中央首次召开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座谈会。会后，中央组织部再次发文，要求省级党政班子中，凡50岁以下的干部没有达到五名的要抓紧配备，50岁左右正职干部的数量要有所增加。

经过20多年的努力，随着干部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年轻干部”政策开始出现一些微调——自2005年起，正式文件中就很少出现“干部年轻化”的提法，更多的提法是“选拔年轻干部”。2009年，中央又强调指出，“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党的十八大之后，“年轻干部”政策再次出现变化。2014年年底，中央办公厅印发《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要求不再简单以年龄划线，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不简单对每个领导班子搞硬性配备，不把换届提名年龄作为干部调整年龄界限。

此后，地方提拔年轻干部的政策开始收紧，类似“最年轻市长”的相关报道也越来越少。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了浙江省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县级党委换届的相关数据——2011年，浙江共公示了161名区县党政“一把手”换届人选，其中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有33人，约占20.5%。最年轻的人选是1978年11月出生的朱林森，换届后任平湖市市长，时年33岁。

到2016年浙江县级党委换届时，在拟提拔任用的115名县级党政主官中，仅有18人为1975年之后出生，占比不到15%。当时这批干部中最年轻的是1977年7月出生的庄继艳，被提拔为舟山市定海区区委书记。

也就是说，在2016年新就任的这批县级主官中，最年轻的一位的年龄比五年前最年轻的还要大。

张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年来，组织部门对破格提拔，尤其是针对年轻干部的破格提拔非常谨慎，“担心一公示就会招来议论”，而选拔出来的优秀年轻干部也是放到基层培养、锻炼的多，真正提拔的少，“节奏慢下来了”。

“有些年轻干部经过反反复复锻炼，也没真正提拔。”张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导致一些年轻干部难以晋升，不仅本人有想法，干部所在单位领导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张通曾遇到这样的难题——选派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时，因为觉得派去锻炼的干部短期内很难提拔，各单位往往不愿派最优秀的干部下去。有一次，组织部要求各单位从后备干部中选人到基层挂职，一个县直单位便选派了在后备名单中排名最后的干部。令许多人没想到的是，因为那名干部有了基层锻炼经历，没多久就赶上了选拔年轻干部的机会。

“近期，这种状况已经发生变化。”张通说，最近选派干部时，各单位都派出了真正的骨干。

打开年轻干部“被积压”的通道

党的十九大之后，部分地区的干部老龄化现象引起组织部门的注意。

2018年上半年，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委组织部成立了课题组，针对干部年龄的分布情况开展调研，结果并不乐观——全区1112名公务员，平均年龄39.21岁。在352名科级干部中，正科级平均年龄46岁，副科级平均年龄40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的情况更为典型。据2018年2月《黑龙江日报》的报道显示，此前南岗区二级班子成员年龄老化、结构不合理问题十分突出：全区二级班子平均年龄49.5岁，正职50.9岁，副职48.6岁，街道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8.7岁，40岁以下处级干部14名，35岁以下处级干部仅1名。

张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所在的浙江南部某县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因为之前积压了一段时间，不少年轻干部很长时间都是备而不用”。

据张通介绍，除了对年轻干部有到基层锻炼的要求，因为对干部调整年龄不再设限，不少按之前惯例到了退“二线”年龄的干部还留在“一线”，“这就把年轻干部晋升的路堵住了”。

注意到“年轻干部被积压”的情况后，湖北省郧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师文明撰文提出，要大胆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有计划地腾出一定数量的领导干部职数，为年轻干部成长进步创造条件”。

上海市奉贤区委组织部在全国性政策发布之前，已在2018年2月设计了一套制度办法。当时，奉贤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苏军表示，未来5至10年内，要使区管领导班子成员中4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占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的比例，其中要有适当数量的党政正职。

奉贤区委组织部还要求，各处级单位新提拔的正科级干部中，35岁以下者应占四分之一左右，并注重选拔30岁以下的优秀年轻干部，对表现特别优秀的干部要破格提拔使用。

“70后”省部级干部增多

全国首位“70后”副部級干部时光辉曾主政过上海市奉贤区。2013年2月，时任奉贤区委书记的时光辉升任上海市副市长，当时刚刚43岁。2018年11月，时光辉迎来仕途中的首次跨省交流，赴贵州出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在时光辉跻身副部级后，第二位“70后”副部级干部过了两年才出现——2015年，1971年10月出生的周亮升任中央纪委组织部部长。2016年，也只有一位“70后”干部新晋省部级，在江西省委换届中升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的刘捷，就任时46岁。

直到2018年，“70后”副部级的提拔进入快车道，一年内提拔了七人，其中有六人是在2018年6月后集中跻身副部级的。2018年11月28日，国家电网原副总经理杨晋柏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45岁的他成了全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一篇报道称，正是在2018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后，“‘70后省部级官员日益增加，年轻干部队伍壮大”。

客观地看，12名“70后”跻身副部级时的年龄并不小，都已年过四十，与之前同级别的“年轻”干部相比，晋升速度整体慢了下来。在现任中央部委领导中，不少人都是在不到40岁时升任副部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晋升副部级时只有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