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实

一、历史记忆

周涛在其长篇小说《西行记》的开篇，引用了莎士比亚剧作《亨利四世》中的一段话：

“在这风雨飘摇、国家多故的时候，我们惊魂初定，喘息未复，又要用我们断续的语音，宣告在辽远的海外行将开始新的争战。我们决不让我们的国土用她自己子女的血涂染她的嘴唇;我们决不让战壕毁坏她的田野，决不让战马的铁蹄蹂躏她的花草。那些像扰乱天庭的流星般的敌对的眼睛，本来都是同种同源，虽然最近曾经演成阋墙的惨变，今后将要敌忾同仇，步伐一致，不再蹈同室操戈的覆辙;我们决不再让战争的锋刃像一柄插在破鞘里的刀子一般，伤害它自己的主人。”

当我们读过这部作品以后，就会明白，这段话即是打开这本书的密钥。没错，没有对已逝岁月的“记忆犹新”，没有对荒诞现实的痛心疾首，没有对某一段“过去”的深刻反省与坚定告别，便不会有这部小说的写作。

周涛写小说，既让人意外，仔细想，又在意料之中。他早期以诗成名，后以散文独步文坛，其语言的优美、直觉的敏锐和表达的机智让无数读者为之倾倒，想来都只是在不断磨练思想、积蓄智慧。年逾七旬之后，他以长篇小说示人，再次让人刮目相看。我之所以用“刮目相看”这个词，是因为一般人对所谓专业能力和素质的认可，都与该专业工作者在固定领域长期历练的信任有关。诗人写散文，散文家写小说，虽不是没有先例，但毕竟少见集大成者。然而，文学的奇妙就在于，如果一个匠人足够伟大，那么他的文体区别就不那么重要了，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谓百川归海，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吧。一个无视一般意义上的文体界限而专注于表现或是表达的艺术家，最终呈现给读者的不是具体的作品，而是一个趋于无限复杂的灵魂，一个能带给世人启示的思想者的思想。

周涛作《西行记》，首要贡献在于他对历史的奇特记忆。关于五十年前的文革岁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文学的表达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是相当暧昧的，有些人借以实现通俗的社会批判，有些人纠结于个人的苦难与得失，更多的人出于明哲保身等原因而彻底回避。周涛作为见证者、亲历者，心中不能说没有伤痛，但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龄，他突然什么都不在乎了，不吐不快。他回首那段岁月，俯仰天地之间的混沌，细察作为标本的自己，倾注大量心血，动用毕生练就的武艺，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未经雕凿、涂改的世界，展现我们一些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岁月气息。周涛的记忆近乎神奇，他没有使用显微镜或者是放大镜，他的技术手段类似于血管造影或人体造影，他提供的数据，他描述的危害，他发现的病灶，让人惊讶到无话可说，他完美验证了文学与人学之间的重要关系。是的，战马的铁蹄蹂躏花草，同室操戈、兄弟阋于墙，天庭中流星般的敌对的眼睛，这种一再上演的历史活剧，是否可以被轻易遗忘？或者可以超越？当条件再度具备时还有没有重演的危险？这就是《西行记》这部长篇小说的立足点所在。

所以，对历史记忆的寻访永远也不会过时。今日中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日益重要，但社会矛盾、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分配不公，经济上的两极分化、阶层固化、包括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经济和金融寡头的坐大等等，实际上都会刺激人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或左或右，或激进或保守，极端化的思维方式，简单化的道德义愤，乃至“文革”式的恶斗遗风，包括网络世界里的语言暴力，正日渐成为人们化解焦虑、寻求精神秩序的方法。在这样的情势下，重拾历史记忆，检点社会的癫狂与个人生命世界，建构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透过过去的苦难与惨痛代价，我们也会更珍惜眼前得来不易的历史进步，毕竟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开放的、价值多元的时代。

《西行记》中所涉及的内容，对年轻的一代人而言，他们或许不会有什么感觉，因为他们会觉得眼前的社会条件是天经地义的，人的自由发展、思想的碰撞交流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生活并成长于那个非理性时代的一代人来说，肯定更容易感同身受，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周涛的这部作品甚至带有精神自传的性质。另外，就我们今天对那一代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旁观”而言，这部作品也是具有文献价值的。不管被锻造还是自我塑造，他们基本上完成了自我塑造，并在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居于社会政治舞台的中央，对今日中国的历史定位、發展方向，他们的作用可谓是决定性的。

二、自传体

从《一个人和新疆》到《西行记》，周涛的表达有什么变化吗？前者是明白无误的自述，也就是自传，后者是长篇小说。说实话，除了叙述中的人称变化、人名虚构之外，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文笔、诗思、幽默感、透彻肺腑的坦率，相信读者都很熟悉。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可能在于，《一个人和新疆》是周涛对自己艺术人生的检点、反省与告白，是其对几十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诚恳对照，是对交往过的人的点滴回忆，偏重文艺方面;《西行记》则是陈酿：一瓶密封了四十多年的老酒，一旦开启，浓烈的时光味道逼人！一个人生命中被压缩、藏匿，以为已经消失却又突然被拿出来的“事实”：茫然、恐惧、悲哀、咸涩、苦衷、庆幸、希望……个体的命途，朋辈的成长，人在特殊时期认识能力的增长及认知方式的建构，南疆的人文地理讯息，维吾尔族智慧而又具有活力的身影，1970年代中国边疆小城的社会政治，最后，是有关历史意义、生命存在的哲思冥想，矛盾与困惑，自由和飞跃，否定之否定……一样都不少。

我相信，已经读过《西行记》这部作品的人，或是与周涛个人交往密切者，可能会辨认出张三李四，甚至不排除有人会对号入座。不过且慢，恐怕只有愚蠢透顶的人，才会纠缠于这部作品表面的真实或者是“自传”色彩是否过于严重的问题。如同《一个人和新疆》中所呈现的，在《西行记》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赤子的纯真，一种镜子般的清晰和明确，还有一种无所不在的作者因素。这种与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和社会观察不可分割的文学呈现，客观上是一种人性科学素材、一个特定时空人类生活的丰富资料——在另外的情况下我曾经称之为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考察笔记”，这样的资料，在虚构作品中绝难找到，即便天才的想象也无济于事。所以，我们首先看重的，应该是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大量真相、实相，是此类叙事对世界的本真反映。毫无疑问，《西行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一部上乘之作，尤其是在写作的诚实、记忆的准确和社会认知的穿透性方面，目前少有人能比。原因很简单，相对于一切“文学”的把玩摆弄，相对于人类参差不齐的审美诉求和道德判断，“真”才是最不可或缺的。周涛笔下的诸多世相，是坐在书斋里无论如何都创造不出来的。从更为宏观的意义上看，文学本来就无所谓体裁，写作也不见得拘泥于习惯。自传就自传，局限于个人记忆又如何？当个人记忆未加涂改矫饰，映照出一段动乱时代的人心与罪恶时，这样的记忆亦可上升为一代人的心灵史。直言不讳，周涛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我们尊敬的。

为什么是自传体？因为除了这种体例，他没有更好的方法。诗人和散文家习惯于在“自我”这个容器中盛装甘露或泉水之类。好的一面是直截了当、直抒胸臆，虚情假意、谎言妄语这些东西都无处藏匿;不好的一面是自以为是、自我欺骗，容易囿于一孔之见，常常表露褊狭心胸。《西行记》虽然尽可能地改变了叙述人称，但主人公姬书藤的视角，基本上也就是全书的视角，而姬书藤的视角，难免会使人想到作者的视角。种种证据可以表明，姬书藤差不多就是作者周涛早期的某种化身。如此的话，《西行记》采用自传体的优点就非常明显：虽然小说是从个人成长、家庭变迁这样的层面展开，实际上却触及到了中国特定的历史悲剧，或者说是我们民族的一段苦难史。这取决于一个作者的思想高度，取决于他对文化、文明的思考及觉悟。同样，由于作者无可匹敌的语言能力，就同类题材的表达而言，一般匠人式的小说家根本无法达到，同时代作家中恐怕也没有几个，尤其是对社会畸形、人性黑暗的事实进行描绘时，对生命高贵与卑贱进行观察时，信手拈来的那些精妙之笔。

自传体当然也有太多的局限。在《西行记》中至少有那么几个人物，像柳司理（哈皮）、成志敏、屈铭，这些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其实各有不同，他们其时对社会的“投入”、投机或逃避，也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程墙这个人物，作为那个时代极左势力的一个代表，其血脉贲张的生命剧目，实际上大部已经展开，或可成为一种反向推力，成就这部小说中的思想价值。否则，当代政治文化中的赢者通吃，就会以虚化、弱化、丑化、最终屏蔽对立面的方式，反过来损毁“胜利者”的荣耀。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总不彻底、现代主义也永不到位的根本原因。设想，如果他们每个人的内在世界，也都可以像姬书藤一样展开，特别是，如果对司马义·艾合买提江的个人精神世界、文化性格乃至民族属性，有深入挖掘、呈现的话，那么这部作品中的众声喧哗，包括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将会构成多么巨大的张力。

三、喀什

在《西行记》中，对1970年代的喀什，周涛的记忆是这样的：“喀什噶尔这座城，整体是土黄色的。这座离海很远离沙漠很近的小城，一年下不了几场雨，非常干燥;拥挤的居住区，全是用土坯和木材筑成，一片土黄色。”这是否就是历史学家头脑中的王国？是，又不是。这是否就是玉素福·哈斯·哈吉甫、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和阿曼尼莎汗的故乡？是，又不是。千年丝绸之路上的这座古城，一直都在经受历史风雨的冲刷洗礼，也许每个人看到的喀什都是不一样的，但周涛牢牢地记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既有变化又不会有多大变化的喀什：“你看那些郊区进城的维吾尔族农民，光着双脚走在土路上，脖子上挂着一双靴子，肩头搭着褡裢。快进入这座城时，在路边的渠沟里冲洗一下脚，然后蹬上他的靴子迈步进城。你还看见一长串赶着毛驴车进城赶巴扎的外县农民，毛驴车上铺着毯子，坐着一家人，乐呵呵的，满心欢喜。”

还有建筑学意义上的喀什：“所谓旧城区，就是早在解放以前——以前的以前、一百年、一千年以前就存在的维吾尔族聚居区，屋似蜂房，路如蛛网，土木建筑，一片浑黄。看起来一家和一家挤挤挨挨，几乎是无缝对接;空中搭桥，房上有房，甚至房顶上有走廊、有花圃、有厕所。这些房屋连成一片，似乎没有尽头……你明明走进了一个拥挤的居住区，却很少人影，听不到人声，临街的门都紧闭着，仿佛独自走进了一座空旷沉寂的山林。”周涛曾经居住并悉心观察，又过去四十多年后，喀什的变化可想而知。

小说中还写到了叶尔羌河畔胡杨林下的烤鱼宴：“古老的麦盖提人变戏法似的，从河里捕捞出活蹦乱跳的大鱼！鱼有多大？有人的小腿那般粗细。从中劈开，用红柳枝串上，撒上盐、孜然、辣子面，木炭炙烤，托盘呈上，那种滋味，真是香透脑片骨！”若作为散文、游记的话，这或许就够了，勾起食欲，大展异域风情之类的。但作为小说人物，作为1970年代南疆地區的一位干部，姬书藤内心其实非常复杂，“忽然心生愧疚，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盛宴和虔诚的礼节，对不起这些在篝火边跳刀郎舞、在果园里画农民画的沙漠人。我们为人家做了什么值得人家这样隆重接待？”

在姬书藤刚刚到达喀什的某天晚上，当地随便派出的一个醉汉，给他上了一堂诗歌和音乐课：在自己的家中，醉汉阿不都克里木摘下挂在墙上的乐器，自弹自唱：

爱情是什么，

哎……我问你爱情是什么？

不是融化的冰山，

不是燃烧的烈火，

让我来告诉你，

让我来告诉你，

爱情是什么？

哎……是两个青年的春天

姬书藤在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语地感叹：“我也许一眼就能看透乌鲁木齐的五脏六腑，却永远也读不懂喀什噶尔那双迷蒙的眼睛……那是从沙漠里变出来的活蹦乱跳的大鱼，是冬天光着脚穿着一双塑料凉鞋的农村小姑娘转眼变成身姿窈窕的美丽公主，是从破草棚里爬出来的孤寡老人举起一只枯枝般的苍白手臂低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是荒诞？是魔幻？是不可思议的嘲讽和幽默还是什么别的？”

《西行记》还有对麦盖提人的刀郎麦西来甫的描写：“那不是跳舞，那是向沙漠示威！”这完全是神来之笔！有关喀什地方民族艺术的描述与评价中，谁见过这样的画风？在与风沙的千年搏斗中，那里的人们虽不能说胜出，但也从未失败过，人和沙漠只是在共处而已。那块土地上子民的乐观与旷达、苦难和忧伤，若非“卧薪尝胆”，谁又能体会得到？无论如何，这就是某个时间与空间中的喀什，亦即小说中的喀什噶尔。主人公姬书藤的八年生命时光，并没有在那里白白度过。

四、失败者

《西行记》中为什么会写到屈铭这样一个人？从方方面面看，他显然是个失败的人。小说中有关屈铭的笔墨不少，主人公姬书藤则经历了从对这个人肃然起敬到最终抛弃的过程，意味深长。除了结构安排上的考虑——姬书藤和作品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程墙，是在屈铭家里相遇相识后来又分道扬镳的——还有对一个在革命上不彻底、在文学上半吊子、在社会历史认知上也摇摆不定的人物类型的精彩塑造。

屈铭是一个流寓喀什的“三八式”老干部。姬书藤在1970年代遇到他时，他被从行政十二级降到十七级，正挂职一个公社副社长，整天看看书写点东西，听说是个作家。这让对文学抱有热情、人生尚未真正开始的姬书藤喜出望外。屈铭对自己的早期经历难掩骄傲：“噢，那个，我是三八年到了延安，十五六岁，爱好文学，就想上鲁艺。小孩子啥也不懂，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上鲁艺学习，毛主席同意了，批给胡耀邦，胡耀邦那时是中组部长，我就进了鲁艺……我们那个班，李季呀，老杜（鹏程）呀，贺敬之、郭小川，这些都是小同学。李季你应该知道吧？”

还有一点是姬书藤自己没想到的，屈铭竟然是自己父亲的老战友。所以最初在屈铭家，“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秘密联络员找到地下党组织那样，在喀什噶尔这个地方有了据点。这是一个和他气味相投的地方，可以读书，可以聊天，还可以了解到很多正面宣传之外的真实情况”。屈铭也欢迎他，两个人成为忘年交。

屈铭还有一个忘年交，比姬书藤小一岁，名叫程墙，是《西行记》中的另一个失败者。程墙是个“盲流”，小学文化，因为出身问题在内地混不下去，跑到新疆找饭吃来了。他流落到屈铭挂职的羊大曼公社，給人家打土坯。但程墙爱读书，经常找副社长屈铭借书，立在门外，读完一本，再借一本，如饥似渴，这让屈铭很赏识。“文化大革命”爆发，程墙造反。一场“革命”下来，他摇身一变，成了喀什地区有名的造反派头目，“经常披一件棉军大衣，出现在战火纷飞的两派武斗现场，那个劲头看起来就很像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位纵队司令”。在造反这件事上，屈铭和程墙完全默契，心领神会。程墙在台前冲锋陷阵、叱咤风云，屈铭在幕后不露声色、出谋划策，似乎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

姬书藤不满现状，实际上是不满当时的现实。本属革命者后代的他，还有他的家庭，在这场“革命”中都受到了严重冲击。他隐隐感觉到，他的不满与程墙完全不一样，“程墙看样子是要砸烂这个‘旧世界，而他怀念和依恋的，恰恰是程墙正想要拼命砸烂的那个‘旧世界”。这就是四十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政治运动，在具体参与者身上非常具体的表现。后来公开的文献，包括一些大大小小人物的传记、回忆录，都印证了这一点。那场五十前的“革命”实际上有两个方向、两种冲动。所谓的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斗争已经发展到白热化、明朗化的程度，从中央到地方各有一脉相承。屈铭是寄望于程墙这一派成功，借以改变自己长期下放边地的命运。后来程墙一派失利，屈铭也遭遇批判，机关党委书记命姬书藤在批斗会上发言，被他拒绝，虽然在造反问题上，姬书藤并不认同屈铭的做法。屈铭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因为他早期的革命文艺生涯，不仅没有给他带来荣华富贵，反而被贬边地，所以他寄望于另一场“革命”的成功和新的利益分配，这是姬书藤逐渐摆脱屈铭影响的主要原因。

姬书藤和程墙之间的思想认识分歧更是致命的。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总理去世，人们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纪念，演变为后来的“四五”事件，运动被镇压。程墙有一次曾当面问姬书藤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姬书藤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认为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悼念活动是人心所向，不准悼念是有问题的。程墙提醒他，毛主席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姬书藤被逼得说出了“毛主席也是人，是人都可能犯错误”这样的话。“程墙听姬书藤竟然这么说了，似乎一块石头落地，谈话的目的达到了。他也是想探探对方的底，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是不同营垒的人。”被视为接班人的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路过喀什的短期停留中曾点名召见程墙，王对程赏识有加。

“四人帮”倒台，程墙的政治生命也告终结。小说给出了这个失败者令人瞠目的一段内心独白：“我这样一个跑到新疆找口饭吃的小盲流，终于混成了一个政治犯，在这个喀什噶尔，还是‘要犯。从‘要饭到‘要犯，一字之差，十年拼搏。值了，也算值了。从明天开始，随时就等着公安局的人登门拜访了，来吧，抓来吧，我就在这儿等着！不逃，不躲，也没处逃没处躲。也不反抗，我要笑眯眯地让他们抓走，政治犯嘛，总要有一点政治风度才对。他奶奶的，咱认了，不就是栽了吗？没什么了不起！要是反过来想，这四个人得了势，不是照样举国欢庆、彻夜游行庆祝吗？人民是什么？人民就是政治风向下的墙头草！如果真是那样，我程墙就是喀什噶尔的大英雄，天才的青年政治新星，我走进的就不是监狱，而是主席台。我也会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啦、面带微笑啦，那时公安局的干警全都成了我的保镖，乖乖地给我敬礼，为我站岗。奶奶的就这么回事！”如前所述，在文学触及到当代政治文化的实际时，作家们缺失的，往往并非政治正确的方向或结论，而是对政治力量的性质、政治家的怀抱，以及政治发展情势的文学呈现。《西行记》的不同就在于，作者正视并恰当地处理了作为历史内容的某种社会现实，从而实现了对表现对象的“知识性”穿透。

姬书藤不喜欢程墙，但是当程墙成了囚犯以后，他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程墙近乎于勇的跳崖自尽，更是让他惊心。“他见不得别人落难，就像他不能容忍任何人飞扬跋扈……热爱自由，崇尚平等，姬书藤也是逐渐看到了自己天性中的另一面。一个人或一些人欺负、凌辱另一个人或一些人，并不是什么稀松平常的事，这是那种非常恐怖的行为;这种事一旦开了头，迫害、虐待、杀戮和毁灭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姬书藤在喀什所得到的历练，可以说主要是在所谓的社会政治方面，更深入一点，则是在人性层面。两个失败者屈铭和程墙，对姬书藤而言是某种塑造力量，几乎具有人生的向导意义，最终都被他超越了，这取决于姬书藤本人的某种天性和觉悟，但姬书藤并未因此逃脱更为可怕的精神恐怖与心灵磨难。

五、荒诞与真实

蜕变脱皮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人身上？如果真的发生了，是由于心理原因还是一种偶然的奇特生理现象？在一部看上去中规中矩的写实风格的小说中，这突如其来的一笔，很难让人想到是文学上的怪诞手法。《西行记》的整体氛围是压抑、低沉的，很多地方甚至是非常苦涩的，因为一个青年四顾茫然，因为命运的安排意想不到且猝不及防，还因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开始就是扭曲变态的。尽管如此，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并没有任何僭越：没有添油加醋，没有撒胡椒面，没有对苦难的任何玩味，也没有对史实的歪曲，一切对于那个年代的戏谑、恶搞或者是肆意的杜撰都被克服了。所以当一个令人瞠目的荒诞场景最终出现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与作家的想象力无关，这只能属于某种不可抹杀的事实，它真切地发生过，并被诚实地记录下来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姬书藤原本觉得天朗气清，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一些谨慎的期许和很有分寸的幻想。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突然开始的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中，他竟被地委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因为有人揭发，他说了“毛主席也是人，是人都可能犯错误”这样的话——事实上出卖他的并不是程墙，这位落草的“政治家”在监狱里什么都没有说，是他们谈话时一直躲在厨房里没有露面的程墙妻子小巩揭发了他，他因此陷入可怖的无妄之灾。

他开始写检查，不过关继续写。月余时间，检查字数快赶上一部长篇小说了，人形销骨立，精神头儿没了，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精神痛苦可想而知。他在检查里写，自己一定要“脱胎换骨”云云，谁知道他真的就像蛇一样蜕起皮来。

“他开始没当回事儿，看到胳臂上翻起一些薄皮，自己随手撕扯掉。后来发现越来越严重，不光胳臂，胸部、腹部、后背、大腿小腿，全都开始蜕皮。那皮已经不是薄皮，更不是指甲盖那么大的一块了，而是像塑料薄膜，像纸一样，大块整张地往下揭了。他自己往下揭，好像有瘾，不揭不舒服;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妻子庄延帮他揭。背上的皮厚，一揭好大一块，庄延看着发怵，一边轻轻地揭，一边担心地问‘疼不疼。

‘不疼，一点都不疼，你就放心揭它，没事！

庄延揭下来一块，放在旁边让他看。又揭下来一大块。‘哎哟，好大的一块！他偏过脸去一看，有半张小报那么大一块，白纸一张，质地坚韧，便说‘别扔了，还不如在上面直接写检查呢。人皮检查，比稿纸上的更深刻！”

印象中，这种让人毛骨悚然、让人恐惧，甚至有几分厌恶的情景，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虚构中都从未发生过。张贤亮写到过极度的饥饿感和性压抑，但饥饿感和性压抑恰好是一种最正常的人类生理反应。在《无命运的人生》一书中，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也曾写过：即使是在集中营里，“在那些烟囱旁边，在痛苦的间隙中，也有过某种与幸福相似的东西” 。但这些经验依然不那么反常。在各种极端条件下，人出于生存本能而释放出来的任何力量乃至想象，可以说都在常理之中，并不会太悖谬于我们的经验。唯有《西行记》中的这个细节是极度骇人的：姬书藤拿着从自己身上揭下来的皮，舍不得扔，居然想到了用来写检查，或者是表忠心。“毕竟是从自己的肉身上蜕下来的啊，薄如蝉翼，柔若宣纸，扔了多可惜……何不在自己的皮上写一段忠于毛主席的决心呢？这不是对那个揭发的有力反驳吗？他思前想后，觉得可以，就小心翼翼地在皮上写起来。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在支部召开的批判帮助会上，姬书藤首先从一个纸盒子里拿出这张写着自己忠心的人皮。他希望支部把这个和他的检查一起收入他的档案。他对那些人说：“不是有人说我反对毛主席么，我用实际行动证明，对毛主席，我从来没有二心！” 这一招果然奏效，他赢得了大部分人的同情，检查算是过关了。

这个惊心动魄的细节，让我们想到的只能是一种“非人”的状况。当社会变得癫狂、失序，而人又陷入其中不得自拔时，不堪残酷压力的个体就会出现这种可怕的变异：脱发、掉皮、一夜白头，甚至最终精神崩溃、丧失理智。然而，更具悲剧性的地方在于，当我们习惯上认为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条件都丧失了以后，剩下的就是绝望和走投无路的时候，“文革”中的种种残酷，或者是其他诸如此类的暴行，却让我们看到，在起源于时尚之都巴黎的“革命”声浪和我们祖先千年文化哲学的交汇处，苟活者还是会有一条生路。继续借用凯尔泰斯在上述小说中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荒谬是我们不能够自然地生活于其中的”。这就意味着，为了应对历史的畸变，人甚至可以自我非人化：“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这其中有着无数微妙的变化和动机：恐怖;意识形态的诱惑;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短视地渴望任何形式的权力，即使荒唐地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懦弱;还有，最后的精明的算计，希望逃避强加的命令和秩序。人们会同时带有一种或多种动机，但无论如何都是在形成灰色地带的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这样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被称之为“政治”或别的什么的异化力量，如同狂风和雷电一样发作，而人也在以非人方式迎合着那自然力一样的暴行。今天看来，在“文革”中出现的大量施虐与受虐，其实是在任何时空、社会或种族背景下都可能会发生的惨剧，只要条件具备。因为非人化根植于人类的本性，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在历史中不断重现，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到新世纪美国军人在伊拉克虐囚，都是例证。正如史密斯在《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中所指出的：“人性包含一种特殊的成分——在很多地方被描述为理性、情感能力、灵魂等，这在其他动物身上是缺失的，而正是这种特殊的成分使人权成为可能，所以，认为对他人施暴是得到了种族、宗教或国家授权的人，完全没有认识到什么是人称其为人的深刻真理。”屠殺、虐待和奴役等等非人化现象的出现，原因可谓无限复杂，既关乎历史和文化，也关乎我们对人的本质的了解，而真正重要的，恐怕还是对非人化之所以能够运作，以及其运作机制的形成，保持足够的警醒，这就是《西行记》让人深思的地方所在。因为比之内乱性质的文革，暴行还“正当”地存在于更为可怖的战争中，小说中对革命“前传”的勾陈索引，读来同样引人深思。

六、背影

除了屈铭这样一个文不文武不武的角色，《西行记》中还出现了另外几个“西行”的革命者的背影，之所以说“背影”，是因为他们都并没有被当作主要人物来写。不过，虽非主要人物，他们的存在却不可随便忽略。小说开始曾提及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干部子弟刘西，此人的父亲是个老红军，任农垦厅厅长，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江西永新县人，年轻人闹红时一起出来，先是跑到南泥湾种地，后来竟然一路跑到了新疆。老红军自我调侃：“早知跑新疆来种地——农垦厅长不是种地的吗？种荒地，还不如在永新老家种地呢！”和刘西的情况差不多，姬书藤和柳司理（哈皮）也都是少年时随父母到新疆的，他们的父辈都是扛过枪打过仗的一代人，和平时期被调遣到新疆，在相对优越的家庭背景下，他们一起打球游泳唱歌朗诵诗度过青少年时代，生活也曾无忧无虑充满阳光，直到“文革”开始重新洗牌。

这样，《西行记》实际上有意无意触及了一九四九年后新疆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形态：从解放、军管、军垦逐步过渡到正常的和平建设时期，相当一部分喋血太行、逐鹿中原，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及其后代们，注定要忠骨埋天山。姬书藤的父亲姬承先和岳父庄元兴即为其中之人。不同于“贬谪”，不同于一般情况下“打江山——坐江山”的顺理成章，这些革命者携家带口从内地到新疆，还有屯垦戍边的使命，管理和建设边疆的责任对他们而言也是义不容辞。然而，他们中个体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兢兢业业躬身普通岗位，“革命”到头告老还乡者有之，被政治运动无情捉弄而陷于绝境者有之，从风土礼俗、饮食文化乃至婚姻关系等方面彻底融入边疆之地的多民族社会，终老西域者亦有之。无论如何，他们精神上的流落和飘零之感是存在的，对他们的情怀、欲望和生命行状的书写，也理应是当代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这个题材领域，表达几乎空白。

周涛在作品中“捎带”出的革命人物，新颖之处在于他们都被摘除了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光环、花环甚至勋章，他们是和宏大叙事无关的世俗人物而非历史功臣，他们自己也在挣扎、争斗，以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认可与自我价值感的平衡，他们会再度遭遇生命中的黑暗，一如从前在血腥的战斗岁月中。据屈铭指证，姬书藤的父亲姬承先是解放军一野六军的一个营长。一九四二年，姬承先被日本人俘虏过，但不是在战场上，而是他得伤寒病住院的时候。日本人包围了医院，严刑拷打姬承先。吊起来用木棒打，大冬天用一桶一桶的凉水浇醒，再打。姬承先咬死没有暴露身份，只说自己是小学教员。其实他知道八路军兵工厂和三八六旅的情况，但这些都没有受到损失，他怎么可能是叛徒呢？后来，日本人让他做苦力，他说服另外一个苦力，伺机偷上一支王八盒子，逃了出来。这个英雄行为却成了“历史问题”，结论是“有叛变嫌疑，不宜重用”。“这个往档案里一装，建国后第一批外交官当不成了，发配到了新疆，当了个图书馆馆长。再遇上文化大革命，干脆打成叛徒，开除党籍，下放农村，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还活着。”像这样理想信念坚定，革命意志坚强，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义无反顾，到头来个人命途却如此多舛的，在新疆何止姬承先一个？

姬书藤的岳父庄元兴，位居南疆军区司令员，是老红军出身，战争年代打仗无数，算是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老革命。红军时期，苏区肃“AB团”，他和另外一个莲花入伍的红军战士被认定为AB团分子，两人被捆在一起，拉到河滩上。为了节省子弹，就用河滩里的鹅卵石砸脑袋。那个莲花的红军战士先被砸死了，该砸他时正好贺老总骑着马过来，一眼认出了他，对杀人者说他不是AB团，才免于一死，是贺老总救了他的命。

庄元兴承认，除了在战场上杀敌，自己也亲手杀过自己人。抗战的时候，他是个保卫科长，组织上说有个人是叛徒，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是把这个人处决掉。“我们把他骗到一个山上，用绳子勒死了。他走到半山腰有感觉，死活不肯再走，我们就把他勒死了。后来又说是搞错了，不是叛徒。白白把人家搞死了。”说起这些，庄元兴显得平静而又自然，就像完全置身事外一样。只是他的身世，还有他所讲的故事，让姬书藤、柳司理、王镰几个成长于1960年代的青年人的历史认知可能瞬间就被颠覆了，革命不仅是神圣的，而且也是极其残酷的。但真正残酷到让他们目瞪口呆、以至根本无法想象的，是庄元兴侥幸活下来以后发生的事情：当发现肃AB团误杀错杀了太多的人之后，反过来又开始清算执法队的人。对这些当时也就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头脑中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一类精神堡垒的坍塌，瞬间的思想裂变可想而知。事实上，姬书藤那一代人身上的政治嗅觉，的确很早就被激活了，他们比一般人能更清醒地看待眼前正发生的另一场狂热“革命”。对“文革”中从中央到地方的斗争派系、干部渊源，也就是当时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脉络，他们了然于心，甚至早已经本能地选边队，等待“黎明”的到来，有别于一般群众的随风摇摆或者是逆来顺受。

《西行记》正是通过对这类非常现实的、任何情况下都头脑清醒的革命者类型的刻画，完成了对“老一代人”革命素养和政治眼光的不一样的呈现：没有那么多“主义”，不需要多复杂的理论，一切都可以简化为对实际工作的继续推进，这就是继续革命了，只要操作起来简单、实用、有效即可。这样的革命者类型，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不是没有，只不过往往被概念化了，经常被漫画为马列主义和农民思想的混合体，和这与作家生活经验的缺失有很大关系。《西行记》对这类“背影”的勾画，当然不是要消解革命意义、解构制度理想，而是基于自然的还原、真诚的记叙，这同样建立在作家的生活经验之上。恐怕只有在家庭场景中出现，而且可以经常切近观察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认识并理解这样一种脚踏实地的人。他们把一切浪漫的、诗意化的、辞藻或知识层面的东西，都实际化为饮食男女日常的生活问题了，更接近“食色，性也”，而不是伟大的乌托邦。

七、诗思和独语

除了自传体特征，《西行记》还有一个很容易辨认的特征，就是诗思和独语，这点一望而知。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讲故事的不老练、叙述经验的不地道、人物塑造的残缺变形，完全可以被抒情的酣畅和哲思的深邃所弥补。一般来说，小说家们擅长绘声绘色地编故事，而诗人们偏重抒情、议论和思辨。在《西行记》中，作者甚至直接阐明了这一点：“诗人和小说家完全像是两种动物，诗人是禽类，它们用心感受世界，心会飞翔;小说家是非常实际的，终生匍匐在现实的土地上，用靈敏的嗅觉低着头嗅来嗅去，它们是兽类——它们对自己的那块领地（用尿味标示出来的）了如指掌。因此，真正的诗人是写不了小说的，同样，真正的小说家也是写不出好诗的。”

不过，中国作家们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尤为极端，诗人和小说家往往互不搭界，小说家们只迷信故事和人物，而大部分诗人的叙事才能相当匮乏。这往往导致一种糟糕的结果：我们几乎看不到一部为理性精神所统摄的小说，也看不到一首情景交融的叙事长诗。这里所谓理性精神的统摄，并不是指理念的引导或主题先行，而是说文学人物形象不能只是对生活的简单模仿，小说对人的社会和历史属性应当有所把握，而作者也应当提供有精神价值的人类意识形态;所谓情景交融的叙事性诗歌，也并非意味着作品浅表的故事性或者戏剧因素，而是说抒情主体除了修辞的华丽和意境营造，还必须有能力建构叙事的框架和时空规模，至少要有朝向“史诗”迈进的信心和愿望。离开了这一点，中国文学的现代价值就是可疑的。

在《西行记》中，周涛不可救药地使其主要人物姬书藤时常陷入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独语和沉思，这其实是诗人的抒情习惯使然。他在诗歌、散文创作时惯有的第一人称视野，那种凌驾于众声之上的领唱、独唱，在小说主人公身上“灵魂附体”般出现了。比如像这样的对同代人生命意义的自嘲：

“可悲呀，我们这一代如此愚昧无知却自以为聪明绝顶，如此野蛮粗俗却想去解放全人类，如此辱没中华文明却认为是空前绝后的一代……荒唐不荒唐？愚蠢不愚蠢？谁把我们塑造成这个鬼样子的？谁让我们把凶残当成勇敢，把虚妄当成理想，把文明当成敌人……”

首先我们或许应该承认，这些对特定社会历史的直接质疑，是不大可能出现在一般的叙事文学中的，可能只有托尔斯泰之类的“古典”作家例外。问题是，在我们已经看到过的所谓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中，有夸张的指控，有哭泣和哀嚎，但就是少见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忏悔意识更是极为罕见。更多的文学作品，对经历了十年浩劫的那代人精神面貌的刻画，基本上都是不到位、不准确的。所以即便过去了四十多年，周涛的这种检讨仍然有必要：

“你只要看到这一代人的那些破碎的面孔，疲惫无聊的表情，愚蠢而又哈欠连天的嘴脸，喋喋不休却又毫无意思的语言垃圾，你就会明白从前他们曾经受到过怎样的蹂躏。今天你要是看到他们不停地像马一样放屁，你也许会原谅他们的，他们只剩下了皮囊，空洞的、乏味的皮囊，那里面装满了比豪言壮语更可笑的臭屁。他们始终都还保持着过去那种关注现实的习惯，对许多事物跃跃欲试不甘落后，不知老之将至。似乎过去岁月的犁铧并未触动过他们什么，只是浅浅地在额头和眼角划出一些沟纹而已。他们一般来说都喜欢回忆往事，有一种回忆录式的心态，也有一些甜蜜的伤感和忆苦思甜的满足，自艾自怜的兴趣有增无减，但是没有什么人理解自己的经历。”

尽管小说家们可能不会或不屑于这样做，但诗人写起小说来就会毫无顾忌。还有一种可能是，小说家们根本写不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周涛这样的人生经历，没有周涛这样的语言优势，也缺乏周涛这样的直觉和敏锐。周涛小说中这种大段充满反讽的议论，还让我们想到艾伦·金斯伯格长诗《嚎叫》的首句：“我看见我们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似乎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癫狂之中，那些以为自己可以拯救世界的人，和那些眼睁睁地看着世界被损毁的人，其实是同一代人，他们共同的悲剧就在于：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在《西行记》中，还有大量独语式的东西，是对革命者后代的成长逻辑及心路历程的如实披露，这也是以往同类题材小说鲜有人触及的。因為主人公姬书藤出身于所谓的红色家庭，小说中的不少篇幅都关乎这类人的心灵样式。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向来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血统论、出身决定论这些东西的，但在和姬书藤背景相似的一大批人那里，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社会阶层或者说血缘的、血统论式的意识，反而更强烈一些，甚至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这与“天下”或者是“江山”之类的古代政治观念不无瓜葛，还可能隐含着权力的代传、世袭等思想。所以当姬书藤在入党问题上遇到麻烦时，他的思维特点就很有代表性。本来，“他的家庭从小就让他理所当然地觉得共产党是自己的党”，父母都是老党员，他母亲说他三个月的时候就参加支部会并非玩笑话，他怎么可以不入党呢？可是自从父亲姬承先被开除了党籍，他原来的那份理所当然的信心凉了，他知道自己入党没指望了，至少难度会很大。他的这份气馁、沮丧，很大程度上和自己的社会阶级地位的突然失落有关，他原本属于一个优越的群体——高干子弟，该群体因父辈抛头颅洒热血之故而理当蒙受祖荫。

姬书藤比较熟悉的，大部分是些干部子弟：“这些人小时候不是虎头虎脑的就是清俊秀朗的，都很聪明可爱，望之皆如人中龙凤。有个小家伙才上小学三年级，就可以历数十大元帅、十个大将和六十几位上将的姓名、职务、军衔。人奇之，问道：‘那你长大能当什么将？答曰：‘至少上将。这些小孩聪明、健壮、自信，有优越感，都是些共和国的宝贝呢。及至长到十六七岁，愈加高俊不凡，体育文艺多有天赋，似乎父辈的革命生涯真有什么血脉遗传。”

正如有人一针见血地总结出的：“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家长里短，如谁本来是谁的人，谁1955年得的将星，谁后来享受了‘大区正职待遇，特别津津乐道。在他们那儿，中国革命被血缘化成了一群‘爸爸‘叔叔‘阿姨什么的。”（黄纪苏《中国革命的两份遗产》）同样，《西行记》也指出了这些人“后天不足”的一面，他们得天独厚，赢在起跑线上，百米冲刺遥遥领先、神气十足，后来到了社会上，大部分不能适应，许多人三十岁以后渐趋平庸，锐气消磨，不复有任何竞争力……至于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追求社会平等，崇尚利他主义的新文化，到了他们那儿更是全然不见了踪影。毫无疑问，姬书藤自己就是这类人中的一员。他很清楚，自己“是被严格筛选过的食品喂大的”。他也确信：“正是这样，我们这一代人正是这样满怀信心地像一块石头一样地长大了，水泼不进，针扎不透，任何别的事物都很难再渗入我们的头脑。”所有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内容，实际上都包含着令人震惊的社会学事实，这种社会学同时也在呈现某种中国人特有的人性事实、政治文化事实。《西行记》看似不经意的表露，令人叹为观止。

可以说，正是不可遏止的诗思、固执的独语，是诗人在写作上的“偏科”现象，成全了周涛的这一次写作，让《西行记》获得了任何虚构作品都不可能实现的还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