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媛媛

在评论何多苓的绘画时，钟鸣写道， “风格的选择，无不是分析性经验、历史、伦理与个性所使然”。并转述罗兰·巴特的观点作为佐证， “历史像是在若干语言伦理中的一种必要选择的降临”。深入钟鸣多维的诗歌空间内部时，他的“个性”也在读者面前明朗起来，正如他所自述的一般：

回想起来，我的基本格局是这样的，在别人写抒情诗的时候，我延续过去的爱好跑去写叙事诗了；在别人写‘史诗’时，我却热衷于短诗或相反；而在许多人大获成功接近自封的‘大师’，或以过来人自居的时候，我却开始对诗歌保持距离，采取陌生化的方式写上了随笔；当别人开始成年人的文学路线——青春期诗歌，中年小说时，我又像小学生亲切地回到了诗歌的门槛上——其中有下意识的成分，但绝不是存心作对，而是性格所使然，命运所使然。

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相比，钟鸣的格局与风格始终同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当代文学史的线性脉络中，钟鸣被认为是“第三代”诗人，虽然钟鸣与许多朦胧诗人年纪相仿，甚至年长一些，但他的写作却同锐意变革、蓬勃爆发的前一代（即朦胧派诗人）相比稍微滞后了一些，这个短暂的间隔也使他相对“冷却”了一些，以致于有更丰富的维度去思考现代汉诗的新出路和“诗的语词表达的可能性”；从诗歌地理的角度来看，久居川渝的钟鸣被称为“巴蜀五君子”之一，但这个“冠名”并不意味着四川五君具有某种一致的“主义”，恰恰相反，他们更看重的是个人写作（亦可以理解为“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