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丽萍

摘要：晚清政治体系在原有的清王朝体制之外，形成了以李鸿章等汉臣主导的北洋体系，两种体系相互交融，形成晚清特有的双轨制政治。恭亲王奕訢一度作为王朝政治的核心，又兴办洋务，与北洋体系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奕訢在人生上升期总揽王朝大权，兴办洋务，而被慈禧打击后虽重返政坛，却渐失在北洋体系的中枢地位，笔者将在本文中简单探讨，恭亲王在王朝体制及北洋体系相互作用的双轨制下如何辗转，求教方家。

关键词：双轨制;王朝体制;北洋体系;奕訢

晚清政治因各种因素杂糅而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状态，其中政治制度体系内呈现出“双轨制”的运行状态。旧的王朝体制，新形成的北洋体系，两者在皇权的主导之下，相互作用。恭亲王奕訢生于皇家，却具备现代化视野，这样的特殊性，使得奕訢在双轨制形成前期，在体制内游刃有余，却在遭受慈禧打压后，一蹶不振，甲午战败后，奕訢重登政治舞台，却失去了在北洋体系内的中枢地位，王朝体系风雨飘摇，晚清政治权力格局也由王朝体制渐渐向北洋体系倾斜，也已呈现出双轨制的定向发展状态。

一、王朝体制下的宦海沉浮

（一）皇权下的三权分立

咸丰五年，奕訢因上请追封生母为皇太后之事与咸丰起争执，人生跌入第一个低谷。加之与肃顺等大臣们的对立，咸丰即位后五年的奕訢并没有大作為，原有的皇权体制也没有因为奕訢的初涉政坛而有巨大变化。

咸丰十年，皇帝逃亡至热河行宫，命奕訢留京处理政事。期间，奕訢“借师助剿”，还练兵、初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打开了清王朝对外交流的官方平台，但因“功高盖主”之嫌，陷于“重蹈土木之变”的漩涡之中。咸丰十七年，咸丰去世，奕訢并未在八大顾命大臣之列。

此时，咸丰的打算则是采取“三权分立”的体制稳定自己去世后的政局。咸丰遗命，一是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三是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但咸丰皇帝并没有想到自认为可以稳定政局、保清王朝万年永昌的遗命却开启了政局不稳的先兆，“三权分立”的政治权力格局也只是短短维持了103天。

（二）辛酉政变与“垂帘听政，亲王辅政”

奕訢和桂良、文祥任总理事务大臣，在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步建立对外联系通道之后，清廷无形中出现了两个政治中心，一是以咸丰皇帝为首的，由肃顺、载垣等在热河行宫随驾的一班近臣组成，掌握着清廷的最高权力，另一方是以奕訢为首，由在京的王公大臣组成，凭借总理衙门这一机构，最初掌握清朝外交大权，以后又逐渐经营通商关税等事务，把握了清廷的财税大权。双方在咸丰皇帝是否回銮以及借师助剿等问题上明争暗斗。

除此之外，咸丰去世前，肃顺等人曾向咸丰提起西汉“钩弋夫人”之鉴，要求去母留子，保证皇权的稳定。加之，慈禧在咸丰去世前与八大臣积怨已深，两宫太后难以自主，肃顺等赞襄王大臣又深知身为皇子生母的慈禧潜在的政治危险，就采取了“抑西扬东”的策略，从礼仪封号上先后为东宫、西宫封号，以示嫡、庶之别，通过对西宫的贬抑，以图分化慈安与慈禧两宫皇太后。奕訢和慈禧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有了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

奕訢从京师赶到热河行宫后，欲见慈禧，被杜翰以“叔嫂当避嫌，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的理由阻止，但奕訢坚持，他与两宫太后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谈话。这其中的具体详情外人很难得知，但从一些史料的片段记载之中，可以看出这次密谈大概有三个议题：一是两宫皇太后向奕訢哭诉肃顺等人的跋扈;二是双方商定回到北京发动宫廷政变;三是奕訢向慈安、慈禧保证回銮北京后，外国势力不会干涉。（1）

咸丰十一年，奕訢与慈禧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罢免八大臣，晚清正式开始了“垂帘听政，亲王辅政”的政治权力格局，奕訢也迎来了人生中的政治巅峰时代。同治初年，奕訢以议政王名分主持朝政，实握相权。慈禧太后实握帝权，把持朝政。在此期间，政务处理遵循“慈览”、“详议”、“请谕”、“缮拟”、“阅定”、“颁发”六个步骤。（2）有人将这种制度称为中国的“一国两制”——太后的“垂帘听政”，恭亲王的“亲王辅政”。（3）

（三）创总理衙门，兴办洋务

1860年奕訢受命为议和全权大臣，与英、法、俄列强签订《北京条约》。与洋人交锋，奕訢倍感世界历史潮流之不可抗拒，资产阶级正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亦想改造中国。为形势所迫，奕訢等满族贵族首先奏请朝廷增设外交机构，以改变其外交、通商制度，兴办洋务。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成立，奕訢受命主持总理衙门。自此，志在“富国强兵”、“怀远招携”的洋务运动，遵循着奕訢上述战略步骤渐次展开。

洋务运动举办之始，清王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因循守旧的顽固势力占据优势;咸丰皇帝与奕訢有嫌隙，洋务开展困难。上文所提，咸丰去世后，奕訢与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成为议政王，总揽大权，洋务运动迎来了第一个春天。“自强求富”基础上的洋务运动，成为有识之士拯救中国命运的共识，一大批早有洋务思想的仁人志士，聚集在奕訢的麾下，走上了“洋务”救亡之路。在中央，主要有奕訢、文祥、桂良;地方上，多是汉族封疆大吏，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沈葆桢和后起的张之洞等，包括一批深谙洋务之道的冯桂芬、郭嵩焘等官员。洋务运动蓬勃发展，大规模启用汉臣，使得晚清政局逐渐形成了新的权力体系。

（四）慈禧打压，奕訢退出洋务体系

辛酉政变之后，奕訢实际上成为了清廷的相权掌握者，直至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以奕訢不守礼仪之名，取消议政王名号，收回了相权。

光绪十年，中法之战爆发在即，奕訢主动避战求和，向法妥协。李鸿章，曾国藩等人赞同这一做法，而左宗棠等人则主张与法交战，双方相持不下。在此情况下，慈禧接到弹劾奕訢的奏折，即召见奕譞进宫密谋，第二天发动“甲申易枢”政变，罢免奕訢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撤销双俸，令居家养疾，李鸿章翁同龢等人或降或撤，被全班休致。从此，奕訢闲居长达十年。（4）自此慈禧得以一宫“垂帘”，独揽朝政。

这样的大小打击在甲申易枢政变之前，亦层出不穷，譬如，奕訢与同治在修建圆明园上的龃龉，也让他遭受了打击，然而两宫太后顾忌，復其亲王之位。《清史稿》载，“（同治）十二年正月，穆宗亲政，十三年七月，上谕责王召对失仪，降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夺载澂贝勒。翌日，以两太后命复亲王世袭及载澂爵。”（5）多次、反复起落，奕訢渐渐失去了朝政的把握权，不再像辛酉政变时处于的皇权核心，而同时，汉臣的崛起与重用，李鸿章借湘淮而起等因素，洋务体系最终将奕訢挤出队列。

二、北洋体系内渐失中枢

（一）太平天国后王朝体制的变化

咸丰帝即位当年即爆发太平天国起义，震惊朝野。咸丰被迫安排奕訢以度危局。奕訢调动军队，协调僧格林沁和胜保的关系，最终打败北伐军。辛酉政变后奕訢执政，继续执行重用汉人镇压太平天国的政策，奕訢的《请设总理衙门折》中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害，故而“两害相权则取其轻”，首先是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王朝之统治。于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官员的地位日益崇隆：曾国藩于1860年 8月，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1月，奉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862年，为协办大学士，1864 年破天京后，寻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6）;李鸿章1861年封曾国藩编练淮军，1862年升江苏巡抚，1864年，天京攻陷后，封为一等肃毅伯，1865 年署两江总督，继续对捻军作战（7）;左宗棠1860年由曾国藩保举为四品京堂襄办军务，1861年任浙江巡抚，1863年迁闽浙总督。（8）

此外，彭玉麟等曾国藩集团的首脑人物与骨干成员在奕訢主持下被任命为战区各省的督抚、藩、臬及提、镇大员等。这些措施对清王朝之政局产生了无可挽回的影响。

（二）北洋体系的形成与王朝体制的衰微

湘军在太平天国平乱之后，部分因农民自身的局限性自行解散，部分因曾国藩平乱后“功成身退”的思想强制解散，湘军的主力被所存不多。而淮军，在太平天国平乱后，因太平天国残余势力仍然存在，战争仍未结束，清王朝内部动荡，同时僧格林沁去世，左宗棠等人陷入内战之中等因素使得淮军有存在的必要，加之李鸿章个人因素趋势，淮军逐渐走上历史舞台。

同治九年，天津民众为反对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庇护下肆行宣教，而攻击天主教会机构而造成数十人被谋杀，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清政府对外妥协的行为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此后，中外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人们意识到应对西洋的不是一时而是长期的，对外关系的认知发生改变，官员也认识到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其次，李鸿章军队调入直隶地区，海防建设的逐步开展，淮军的对抗对象也从内战转为西洋，使得李鸿章与淮军有了转变的机会。第三，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时的妥协措施，引起人民不满，随后，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调至直隶总督，逐渐主导政治舞台，曾国藩威望下降。清王朝为主体的官僚体系逐渐被李鸿章集团主导的北洋体系的形成而替代。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清廷派沈葆桢赴福建解决台湾事件，李鸿章作为幕后指导，调配淮军，从此淮军占据了海防战线，淮军实现了全面转型。此后，所设南洋大臣、北洋大臣，清政府广泛授权，拨付经费，加之沈葆桢个性原因，北洋体系最终形成。

而在此期间，奕訢连番受挫，同治四年第一次罢免，后虽因难违众论，恢复了奕訢的职务，但经过辛西政变建立起来的听政、议政联合政体不复存在，奕訢从此权威大减。此后，总理衙门主导新政的失败，也使得晚清王朝体制进一步崩溃。奕訢主导总理衙门，陆军建设之上，总理衙门吸收湘淮军，改变绿营，建设新式军队，海军建设上，向英国买卖舰队，两个方向皆遭失败。海关体制建立后，不断抵押关税借款，使得海关关税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教育之上，奕訢试图打开缺口，改革科举，却侵犯读书人的既得利益，遭到保守派和顽固派的抵制。上述种种使得奕訢在王朝体制及外交事务等领域的权力地位不断下降，总理衙门主导的王朝代表体系，在清末地位也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逐渐被北洋体系影响进而取代。

三、结语

奕訢初步政坛时，王朝体制在皇权的主导之下，继续得以维持，随着时局不断变化，奕訢的权力地位不断上升，王朝体制得以得到短暂的维持。奕訢开阔的外交视野和眼界缔造了总理衙门数十年的光辉，重用汉臣的举措使得晚清取得了“同治中兴”的回光返照现象。与此同时，奕訢平太平天国之乱及外交等事务方面时，汉臣的权力不断上升，以曾国藩集团与李鸿章集团的兴替为典型代表，王朝体制开始崩溃，北洋体系在时代局势下应运而生，逐渐占据一席之地。而奕訢则是在双轨制之下，不断辗转，从巩固王朝体制出发，亲身参与了北洋体系的形成，而最终又被排除于北洋体系之外，在夹缝中生存。

注释：

熊崧策：《奕訢搭台慈禧唱戏，辛酉政变：年轻叔嫂的政治翻身仗》，《国家人文历史》，2011年22期，第43-47页。

寇德印：《晚清前清流研究——以李鸿藻为核心的探讨》，2010年。“慈览”，一切中外奏章，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请注意，是“览”，而不是直接处置;“详议”，即“慈览”后发交议政王（即恭亲王）和军机大臣详议;“请谕”，两宫皇太后代表小皇帝发出具体指示，实际上，基本是军机处拟好了处理意见报批，形式上的意义为主;“缮拟”，根据太后的批复（往往是“知道了”三字），军机处缮拟谕旨;“阅定”，太后审阅;“颁发”，发至内阁正式施行。

雪珥：《叔嫂共和，一国两制》，《中国经营报》，2010年5月17日第 D07 版。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七·恭忠亲王奕訢》：（光绪）十年，法兰西侵越南，王与军机大臣不欲轻言战，言路交章论劾。太后谕责王等委靡因循，罢军机大臣，停双俸。家居养疾。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七·恭忠亲王奕訢》。

https：//today.supfree.net/shuiping.asp？id=598

《正说清朝十二臣》，《第十章 李鸿章》http：//www.quanxue.cn/ LS_Qing2/ZhengChen/ZhengChen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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