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锦霞，黄 鑫，方 妍，鲍海君

（1. 浙江财经大学土地与城乡发展研究院，浙江·杭州 310019；2. 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9）

近年来，浙江省城镇化率由2011年的62.3%上升到2016年的65.81%。与此同时，省内各县市的城中村改造、城市棚户区改造、商业地产开发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满足市场对非农用地日益增加的需求及政府财政收入的提高，政府部门频繁通过征收农用地、拆迁居民楼等方式增加土地供给量[1]。为维护自身利益，这些被拆迁户和被征地农户通过上访、打官司、暴力抗拆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等权威机关调查显示，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每年全国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67%，征收拆迁行政诉讼案件在浙江省行政诉讼案件中占65%。各种矛盾的叠加使得由征收拆迁活动引发的矛盾不断演变升级，辐射至社会各个方面，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据研究表明，未来1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仍将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环杭州湾地区是浙江省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人均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该地区的拆迁补偿标准也较高。但事实上，虽然这些发达地区的拆迁制度逐渐规范、补偿额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也不断完善，拆迁过程仍纠纷严重、多发，甚至引发大量的矛盾冲突行为。地方政府期望通过提高拆迁补偿费用的方式缓解拆迁纠纷并未起效，一味提高补偿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拆迁补偿的受偿人来说，拆迁问题不能与拆迁补偿问题画上等号。

很多专家学者对土地冲突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经济、社会—文化、人口、法律、行政、技术、生态和精神等10种，并从土地产权确定、土地所有权行使、土地使用、土地流转、土地征收等，实证分析了中国征地拆迁冲突的影响因素，揭示了城市扩张与征收拆迁冲突之间的关联[2-18]。已有的研究过多的关注拆迁冲突发生的客观条件，习惯将拆迁矛盾的原因归结于既定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主体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等。研究者们主要从社会、人文及地理空间视角展开对冲突根源的挖掘，较少从社会空间视角分析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源要素在城乡资源配置中引发的冲突及与冲突相伴而生的空间正义缺失问题。忽视了拆迁本身是城市规划建设的一环，是对城市各类资源在空间上的重分配。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将空间的公正作为优先价值，忽视了公民的权利和社会正义，造成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空间与地理空间的隔离与割裂。此外，这些研究大多为共时性研究，缺乏较为完整的时空数据统计与整合，因此未能较为完整地总结征收拆迁冲突在时空进程中出现的已有图景与规律。重要的是，现有的研究严重忽略了征收拆迁冲突的空间异质性，即同一个区域不同区块间以及不同区域不同区块间的征收拆迁冲突案件空间上存在的显著差异性。研究者们早已将空间分异理论应用于城市居住空间、住宅地价等研究，而将征收拆迁冲突与地理空间的空间分异理论结合起来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浙江省拆迁冲突案件在空间上的分布极不均衡，主要分布于环杭州湾地区，其他地区的拆迁冲突案件分布较为零散，且数量较少。因此分析高补偿下环杭州湾地区拆迁冲突的空间异质性及其驱动机制对征收拆迁政策的制定十分重要。

因此，本研究建立环杭州湾地区拆迁行政诉讼案件的时空演化数据库，分析2014-2015年浙江省杭州湾地区征收拆迁冲突的时空分布规律，选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环杭州湾地区高补偿背景下征收拆迁冲突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为政府征收拆迁管理及其决策提供定量依据。研究结果对于后续开展东中西部规律的比较以整合提出全国性的征迁规律，帮助政府合理、合法、高效地完成组织工作，并更有效地引导“和谐征拆”行为，从而规避集体土地上征收拆迁冲突事件的发生。

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环杭州湾地区位于浙江东北部，包括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湖州，区域总面积为44 965 km2，占全省总面积的44%。该地区涵盖了环杭州湾和宁绍平原，地形以平原、丘陵为主，地势起伏平缓。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光照条件好。年平均气温16℃，年平均降水量1 272.8 mm。地带性植被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环杭州湾地区是浙江省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截至2018年，区域GDP为2.65万亿元，城市化率达68.9%，人口总计3 079.6万，占全省总人口数的53.7%，人均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据《浙江省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规划》，2016-2017年全省将完成城市危旧房、城中村征收（拆迁）9.7万户，实施城市旧住宅区综合整治8.2万户；到2017年末，基本完成全省现状存在且急需改造的集中成片城市棚户区改造，力争实施改造68.7万户。根据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中国裁判文书网浙江省征收拆迁行政诉讼案件统计结果，浙江省2006年至2015年发生的征地拆迁案件，样本总数为672个，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绝大部分集中于杭州主城区范围和宁波主城区范围。拆迁冲突点在衢州、金华等浙江中南部地区的分布则相对零散且数量不多。同时，从全省的拆迁冲突案件的时间分布上来看，2013-2015年发生的拆迁冲突案件较为集中，合计564个，占案件总数的83.9%，省内各县市各年份发生的拆迁冲突案件数量之间差异较大（表1）。

表1 2006-2015年拆迁冲突案件统计Table 1 The statistics of demolition conflict case from 2006 to 2015

2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数据包括浙江省2015年间的司法审判书、社会经济数据和地理数据。其中社会经济数据包括地区生产总值（GDP）、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房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地理数据包括河流、绿地公园、国道、省道等POI数据、浙江省内各县市地图以及遥感影像数据。研究用到的社会经济数据除房价以外均来自于各县市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房价数据来自各地区的房地产研究报告。对于社会经济数据和地理距离数据为便于进行比较，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GDP、GDP增长率等社会经济数据和地理数据中距离河流、绿地公园、国道、省道等区位要素的距离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环杭州湾地区拆迁冲突样点的全局Moran's I指数值为0.44Z值为8.126大于1.96，表明在该区域征收拆迁冲突点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说明环杭州湾地区的征收拆迁冲突点在空间上集聚，相邻征收拆迁冲突点相互影响。

拆迁冲突案件中所涉及的拆迁面积不仅能够决定被拆迁者所能得到的补偿金额的数量，而且还可以反映拆迁冲突数量的多少，选择拆迁面积作为GWR回归分析的因变量。同时，由于部分案件的审判文书中未提及案件所涉及的拆迁面积，导致环杭州湾地区的拆迁案件的拆迁面积数据部分缺失。为避免由于因变量缺失而导致回归估计的误差扩大，剔除拆迁面积数据缺失的案件。因此，环杭州湾地区实际参与GWR分析的样本数为113个。

土地的供求关系受到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19]，经济驱动是征收拆迁冲突的核心驱动力量。选择被拆迁地区的房价水平，地区生产总值（GDP），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收入水平、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以及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占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等经济驱动因素[19-20]。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征收拆迁对人居环境的影响是被拆迁人考虑的重点，选择拆迁点交通便利程度（高铁、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的可达性）、居住环境舒适度（周边公园、河流的可达性）等环境驱动因子[21-23]。同时，文化动力学认为，人类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选择被拆迁人所在居住地的教育资源（学校可达性）、基础设施便利程度（特别是生活设施）等文化驱动因子[24]。政策驱动中关注度最高的当属征地补偿与安置标准[25-29]。在征地过程中，征地补偿及安置标准收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并且不满足由市场调控的供给价格，这是导致征收拆迁冲突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选择各市县征地补偿标准、安置标准作为政策驱动因子（表2）。

表2 各要素数据信息表Table 2 The information of factors

3 研究方法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是通过对传统的回归模型的扩展，使得参数可以进行局部估计，其模型的表达式为：

其中，ui为第 个样本点的空间坐标，vi是与样本点i的地理位置ui,vi有关的函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GWR回归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两种。

空间滞后模型主要用于研究相邻区域的变量对整个系统内其他区域的同一变量存在影响的情况，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Y为n×1阶的拆迁面积的向量，X为n×k阶自变量的矩阵，ρ为空间效应系数，β为n×1阶的参数向量，ε为随机误差向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误差模型用于描述空间扰动相关和空间总体相关，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λ为空间误差相关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

4 结果

4.1 驱动因子的共线性检查

从共线性检验系数表得到，剔除VIF值均大于10后剩下房价水平、GDP、GDP变化率、收入水平、医疗服务点、餐饮服务区、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绿地公园10个因子（表3）。同时，从显著性检验P值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GDP增长率和房地产占比，及地理距离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剔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因素和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以拆迁面积为因变量，GDP增长率、拆迁冲突点距离铁路的距离以及距离绿地公园的距离为自变量进行GWR回归分析。

表3 共线性检验系数表Table 3 The coefficient of collinearity test

4.2 环杭州湾地区拆迁冲突的空间分异机制

空间滞后模型（SLM模型）得到的结果如表4。SLM模型的Breusch-Pagan test的P值小于0.05，说明该模型可用于解释征收拆迁冲突的空间变化。征收拆迁冲突点距离绿地公园距离和年GDP增长率因素的显著性检验P值小于0.05，表明征收拆迁冲突点距离绿地公园的距离和年GDP增长率均对拆迁冲突有显著影响。从各影响因素系数的绝对值来看，征收拆迁冲突点距离绿地公园的距离对拆迁冲突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年GDP变化率。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子在不同空间位置对拆迁冲突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各影响因子对拆迁冲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表4 空间滞后模型参数估计结果Table 4 Results of spatial lag model parameter estimation

5 讨论

征收拆迁冲突点距离绿地公园的距离对冲突呈负向影响，即征收拆迁冲突会随着拆迁点距离绿地公园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这说明被拆迁人愿意居住在植被覆盖率高的地方，主要因为绿地公园不但能够增加城市景观，而且还能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提供极具价值的生态和社会服务。说明在目前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环境，而不仅仅热衷于追求金钱上的满足。其次，虽然现有的补偿标准较高，且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占有土地量、区位、地类、产值以及相邻地区之间的平衡等因素，但是绿色空间的生态补偿没有纳入拆迁补偿制度。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多考虑经济、政治因素，极少考虑到公共资源的环境正义性。人们对绿色空间表现出越来越强的需求，而绿色空间稀缺性以及分布不均衡性极易导致其与居民需求的空间不匹配，环境正义性缺失[30-31]。当拆迁发生的时候，被拆迁户丰富的绿地资源环境被破坏，根据政治生态学理论受影响的群体将会采取生态抗争与生态选择方式帮助自己逃离“破坏的环境”，征收拆迁行为与绿色空间环境正义性两者的叠加效应凸显。当政府无法为被拆迁者提供较高的拆迁生态补偿或公共资源公正配给政策时，冲突爆发。因此，征收拆迁点附近绿地资源的丰富程度及可达性主导的环境正义性缺失成为高补偿下环杭州湾地区冲突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年GDP增长率对拆迁冲突具有正向影响，即随着GDP增长率的增加，拆迁冲突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现有的以空间效益为目标的城市开发突出强调GDP的贡献。GDP增长率不仅是衡量一个地区年度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且也是政府部门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城镇化水平。即年GDP增长率的增加，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在高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旧城区的城市规划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并且对城市继续发展的潜力构成威胁。为加快城市发展步伐、提升城市形象，政府往往通过制定年度征地拆迁计划来推进旧城区改造，进而实现提升城市发展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但随着征地拆迁范围的不断扩大，受征地拆迁影响的人数急剧上升。过快的城镇化发展造成土地征收拆迁活动的频繁发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因利益受损而引起的拆迁冲突。因此，年GDP增长率是征收拆迁冲突空间分异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

6 对策建议

6.1 基于“紧凑城市”理论优化配置征收拆迁区域

当下在城市规划与征收拆迁中，还存在大量与理论政策相违背的情况，例如粗放地进行征收拆迁活动。首先应站在精明的、紧凑的城市发展理念高度，放弃传统以粗放、盲目的土地征收政策观念，提倡城镇化的“精明增长”理念，严格控制城市无序扩张，提高城镇用地效率，挖掘城镇用地潜能。在城镇化发展的合理用地指标上制定征收拆迁的范围和规模，优化配置拆迁区块。

6.2 环境正义性管控的绿地资源优化配置引导策略

强化政策对绿色空间的正向引导作用，构建环境正义性引导下的绿色空间优化配置政策设计，合理构建城市建设与绿色空间关系，减缓征收拆迁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同时不应只注重绿色空间“量”的发展，更应该注重其“质”的提升。

6.3 基于需求理论的拆迁生态补偿政策

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以人为本”着重体现在“以民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中。生态环境的资源属性决定其区域性、外部性的特征，难以对资源价值进行有效而准确的评估。需要在补偿评估过程中，建立不同层次的拆迁生态补偿金制度，以多种方式拓展实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征收拆迁冲突的影响。

7 结论

构建了环杭州湾地区拆迁冲突案件的空间数据库，环杭州湾地区拆迁冲突分布具有空间非均衡性和依赖性，不同区域的拆迁冲突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关系。其中，被拆迁点区域距离绿地公园的距离和年GDP年变化率是导致环杭州湾地区拆迁冲突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同一影响因子在不同空间位置对拆迁冲突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拆迁冲突点距离绿地公园的距离对拆迁面积呈负向影响，GDP增长率对拆迁冲突具有正向影响。政府在制定拆迁政策的时候应针对影响因子的不同空间非平稳性特征制定不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