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远喆

摘要：本文通过对《旧约》和《新约》中所记载的内容以及表达情感的比较分析，阐释了两部基督教经典之中蕴含的民族情感的差异性，并由此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原因进行了分析。《旧约》和《新约》两者存在差异，但都是犹太民族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成果和文化结晶。

关键词：民族情感;《旧约》;《新约》;“出埃及记”;“长子之灾”

1 引言

《旧约》与《新约》均是基督教的重要教典，也是犹太民族文化的宝贵结晶。在犹太民族百年的流亡历史中，《旧约》与《新约》成了维系整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旧约》所讲述的是上帝创世及犹太人走出埃及独立建国的一系列故事，一些情节具有极强的民族情感趋向。然而，在《新约》中，则由于信教人群的扩大而针对部分民族情感趋向进行了弱化，不再仅仅隶属于犹太族，而是扩大到其他民族，这便为基督教成为西方的普世宗教奠定了情感基础。虽然二者在犹太族的民族情感上有着差异和不同点，但它们都是犹太民族在动荡和被压迫之中创作的作品，是犹太民族历史、民族情感的重要表现形式。

2《旧约》当中的民族情感倾向

《旧约》与《新约》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古基督教典籍，其中的许多内容都为人们所熟知。这两本典籍的产生也同时是犹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里程碑。它们在犹太族内部的广泛传播成为全体犹太人共同的宗教精神纽带，而其中的许多故事都带有显著的民族情感倾向。

2.1“出埃及记”

其中《旧约》中的“出埃及记”是典型的例子。“出埃及记”这一章节的主要内容便是上帝和他的使者摩西带领备受埃及人压迫的犹太人离开埃及，寻找奶与蜜之地的故事。故事的一开篇即是法老收到预言，因而命令埃及士兵捕杀所有刚出生的犹太婴儿，以防止未来会动摇他统治地位的上帝先知的出现。这一情节本身就反映了犹太民族在埃及受到残酷压迫，而摩西的得救与被收养则表现了犹太民族对于走出苦海的迫切希望。

2.2“长子之灾”

上帝为了逼迫埃及法老放走犹太人而降下的十场灾难[1]则是犹太民族情感一次集中表达的高潮。从起初的蝗灾到烟尘之灾再到后来的黑暗之灾，无不反应了庇护犹太人的上帝的绝对力量。而最后一场的“长子之灾”[1]则是“出埃及记”这整个故事的一个重点。上帝为了惩罚顽固不化的法老，杀死了埃及全境内一切头胎出生的物种，这就是所谓的“长子之災”。上帝对犹太民族的庇护这个情节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而牺牲另一民族数以万计的生命，这种不对等的惩罚正是书中所隐含的被上帝保护的犹太人的民族情感的体现。

2.3犹太人的上帝形象

在摩西带领犹太人到了西恩[5]时，队伍遭遇了无水无粮食的饥荒。此时，上帝再次给予摩西指引，并从天上降下“吗哪”这种食物来帮助犹太人渡过难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旧约》中的上帝，与其说是全人类的上帝，不如说是犹太人的上帝。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根据犹太人的利害标准来进行的，这恰恰如上帝本身所言，犹太人是“属他的民”[1]。因而，《旧约》中的“上帝”形象，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化的神明形象。这种想象在其他同时期的宗教典籍中是少见的。圣·保罗曾说过，“犹太人索求神抵，而希腊人则探求智慧。”[2]“上帝”这个形象，真切地体现了犹太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可以说整个《旧约》所讲述的就是犹太人怎样理解上帝，从而能够更好地跟从上帝。[3]其中，就是《旧约》的上帝用语言来创造了万物[4]，而语言正是民族情感的重要基础之一。

2.4民族情感的来源

那么，《旧约》中如此强烈的民族情感由何而来呢？犹太人自从被巴比伦人击败之后，就沦为了巴比伦人的奴隶，过上了悲惨的奴隶生活，而即便是当巴比伦王朝覆灭，波斯人将他们解放，他们也还是处于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古代的宗教情感和对先辈光辉历史的怀念糅合在了一起，适应了犹太人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需要。这种情节的安排和设计并非出自《旧约》的一个撰写者的杜撰，而是它的确来源于犹太民族的艰苦生活和远离家乡的流亡状态。

3 新约中的民族情感

同样地，《新约》里也讲述了耶稣带领犹太人出走，从而逃脱了罗马政权对他们的压迫的故事。从内容上看，《新约》和《旧约》的情节具有相似性，表达的民族情感也十分类似。这种情况的产生与《新约》的创作背景也不无关系。当时，罗马人扶植的犹太政权与犹太平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越来越尖锐。自公元1世纪至公元3世纪，巴勒斯坦地区曾多次爆发反罗马的犹太人叛乱，而《新约》的创作也迎合了当时号召犹太民族反抗压迫的需求。

3.1《新约》当中的普世宗教性

与《旧约》中狭隘的民族宗教概念相比，《新约》中的普世宗教意味更浓。例如说，当耶稣向众人宣讲教义时，有一位信使前来寻找他，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即圣母玛利亚）因耶稣的兄弟们有事要召他回去。然而耶稣却仍然面对着他的信徒，说：“看哪，那环绕在我身边的，听着我言语的人，便都是我的兄弟与姐妹了。”[1]这与《旧约》中的上帝单纯将犹太人作为自己信徒的观念截然不同。《新约》的宗教主张是信者皆有救，这也为以《新约》为教典的基督教日后成为欧洲的普世宗教奠定了基础。

3.2民族独立与民族自由

在《新约》中，罗马人扶植的犹太政权始终扮演着反面角色。压迫犹太人民及诬告并钉死耶稣都出自这个傀儡政权之手。这体现了《新约》对民族这一概念的进一步扩展，即从狭义的血统观转变成了行为观。即便一个人有着犹太人的血统，如果他帮助外族人压迫本族人的话，那么他也不算是本民族的一员。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犹太人对民族独立与民族凝聚力的追求，这和《旧约》表达的主题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4《新约》与《旧约》的区别

4.1民族宗教与普世宗教

《旧约》追求的是崇拜一种严格的民族宗教。在《旧约》中，摩西带领犹太人民出走埃及之后，上帝和摩西在西奈山进行约定，要求犹太人民不能遵从别的神明，也不许犹太人民建造任何上帝的偶像来对上帝进行崇拜。但由于犹太人感念上帝的恩德，摩西之弟亚伦就在众人的请托下，用筹集来的金戒指铸造了一座牛形的神像，以供众人顶礼膜拜。他们的这种行为招致了上帝的愤怒，他命令摩西武装其他忠诚信徒前去杀死祭拜者。大屠杀过后，摩西砸毁了神像并且责备了他的弟弟亚伦[5]。从这段西奈山十约的情节可以看出，上帝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性而不惜对自己的信徒大开杀戒。而相似的情节也出现在《列王记》中所记载的亚述帝国攻打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事件中。上帝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过度依赖埃及人的庇护而借亚述人的手惩治以色列的民众。亚述人横扫以色列国境，烧杀抢掠，最后只有锡安幸存。这类情节意在彰显上帝之权威的绝对性和不可侵犯性，即上帝掌握着犹太人民的命运。最终，耶和华在亚述军中降下瘟疫，从而使入侵者退却。与之相呼应的，是《旧约》中种种要求信徒们无条件为上帝牺牲的情节。《旧约·约伯记》中写道，上帝与撒旦进行了一场赌约，是犹太人中的大善人约伯蒙受重病缠身与丧子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从而考验他对上帝的忠诚。当约伯痛苦地向上帝询问原因时，上帝却未曾给出任何理由。此外，还有《旧约》中的亚伯拉罕献子的故事，上帝要求亚伯拉罕无条件地献祭自己的儿子以表对上帝的忠心。这个情节与犹太教中犹太民族单一信教的模式是相互关联的，同时与民族情感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帝与摩西的西奈山十约的第一条便是：“我是耶和华，万物之主，是我的手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逃出来。我是唯一的神，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1]由此可见，对上帝的绝对尊崇，是建立在上帝对本民族进行了解放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对神的尊重就是对本民族的尊重，而耶稣同样鼓励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但他在对待自身教义和信教群众时并未如《旧约》中的上帝那般严苛。《新约》表达的则是一种普世宗教的观念，《新约》中圣保罗在耶稣被逮捕后三次否认自己与耶稣的师徒关系，但他却并未遭受神的惩戒并最终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第一任教皇。

此外，《旧约》中还描述了犹太民族生活习俗的种种起源，例如：逾越节上犹太民众需要食用无酵饼、苦菜、甜酱，这三者分别代表着犹太人逃离埃及时的匆忙、犹太人在埃及时受到的苦难以及犹太人在埃及做苦工时砌砖时用的泥浆，这无不体现了犹太民族对逃出埃及的追忆，在对上帝感念恩德的背后，这更是一种对民族脱离压迫的纪念，因而被作者赋予了民族情感的意义。《旧约》中还记载了许多犹太民族的传统，这也是这本书带有强烈民族情感的重要例证。与之相对的是，《新约》中的纪念多是处于一种宗教的目的，例如复活节便是为了纪念耶稣在被害之后于以马忤斯显圣复活的事件，而非出于一种针对特定民族团体的纪念。这些也体现了《新约》作为一个普世宗教教典的特性，即《新约》中的宗教性成分大于它所表达的民族性成分。

4.2主体成分的不同

《旧约》和《新约》中记载的主体成分也有不同。《旧约》所记载的主要是犹太人先祖的事迹，如《旧约·列王记》便是记载以大卫为代表的犹太众位先王的丰功伟绩，表达了犹太人辉煌过去的怀念。而《新约》记载的则主要是耶稣及其诸位门徒的事跡，即基督教诞生的过程。《旧约》所强调的主要是犹太先祖的伟大和上帝对他们的庇佑，赋予了犹太民族伟大性和神圣性。而《新约》则注重为基督教这一宗教本身增添神性，其主要目的是吸引信徒。前者则是强化犹太民族的民族自信心。虽然《旧约》中也有为犹太教宗教服务的成分，但倘若将只有犹太人才可信教的教规联系起来，那么不难看出它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犹太民族而非犹太教服务。

4.3民族宽容与宗教宽容

《新约》比《旧约》的民族宽容度和宗教宽容度都大了许多。例如耶稣的十二使徒中，便有身为罗马人的圣保罗。而身为出卖耶稣者的犹大，则并未被打上民族叛徒的烙印。当时，基督教在公元一世纪已经初具规模，但它仍然面对着来自其他教派的挑战，其中最大的对手便是从埃及传来的崇拜生殖女神伊西丝的太阳神教。《旧约》中原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很明显已经不适合信徒人数日益增多的基督教，而过于严格的教规也会让基督教在宗教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新约》中的民族情感相对于《旧约》要淡化了一些。

5 结语

由此看来，《旧约》和《新约》中的民族情感以及情感程度的差异，都是受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所影响的。处于流亡状态的犹太人需要《旧约》来给予他们对自身民族的信心从而达到重振整个民族的目的。而《新约》作为《旧约》的继承者，则为了扩大信众而有意识地对原本的单一民族性进行了弱化。二者固然在内容、情感以及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种种差异，但无论如何，这两者都是犹太民族智慧和文化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两颗璀璨明珠。

参考文献：

[1][美]米耶斯.《出埃及记》释义[M].田海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7，128，179，208，356，223.

[2][美]霍尔顿，霍普尔.欧洲文学的背景[M].王光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138.

[3]Sternberg M.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41-57.

[4]刘意青.《圣经》的阐释与西方对待希伯来传统的态度[J].外国文学评论.2003（01）：26-33.

[5]冯象译注.摩西五经：希伯来法文化经典之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73-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