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达

伴随世界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愈益重视，环境保护特别成为全球治理领域亟需应对的标的，其虽不像政治、经济、军事等“高政治”议题一直都是各国对外政策怀揣的“掌上明珠”，但却发挥着从软实力建构影响硬实力运作的“标签”效用，成为评判国际博弈的“游戏参与方”是否履行应有国家责任的关键基准。较有代表性的国家便是日本，作为儒家文化圈的“元老”，受到中国儒学较早较深影响的日本，对于生态、环境的“天人合一”理念一直存在潜移默化的关注；而其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环境保护为核心对外运作的“绿色举措”，在助力实现国家正面形象软实力建构的同时，也推动日本企业更好与世界接触从而带来国家经济增长的硬实力缔造。

若将绿色举措仅仅理解为环境领域的相关政策运作，国内外学界目前已呈现一定数量的相关研究，[注]可各举一例相关有代表性的中英日语种的研究：董亮：《日本对东盟的环境外交》，《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Shunji Matsuoka，“Japan's Asian Strategy：Japan's Asian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a Soft Power of the 21 st Century，”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Ministry of Finance，Japan，Public Policy Review，Vol.10，No.1，March 2014．金原達夫、村上一真「タイ日系企業の環境経営移転に関する実態調査」、『修道商学』，2013年第54巻第1号。本文立足前人优秀研究成果，并梳理日本相关一手政策文件，认为日本海外发展的绿色举措还特别呈现两大特质：其一，从内部看，绿色举措的政策制定经历了从国内多元主体联合推动到政府积极作为的内涵深化；其二，从外部看，绿色举措的相应实施经历了从“绿色+”到“+绿色”的外延拓展。就前者而言，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已注意到需要强化重视对外环境政策，同时国内非政府团体等联合努力的成效也不容忽视，其对政策实施形成倒逼机制，助力政府日后积极将相关理念运用于驻外企业，从而生成较为成熟的对外战略运作模式。就后者而言，日本的绿色举措经历了从“绿色+”到“+绿色”的站位提升，“绿色+”着眼生态环境领域的专门应对，典型表现是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参与多个国际性环境条约；而“+绿色”则将领域从单一的生态环境范畴拓展至产业发展、人才培育、文化传播等各个领域涉及环境友好内容的具体措施或内容传递。从后者思考出发界定的绿色举措，不仅涵盖范围更深更广，而且对于国家软实力的正面建构，以至于促进软实力向硬实力缔造的转变，都更具举足轻重之效用。

一、从“绿色+”到“+绿色”：多元主体推动下的日本对外举措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CHE)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国际会议，标志从属低政治领域的环境问题也开始得到世界关注，伴其相生的还有1973年签署的旨在管制野生物种国际贸易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华盛顿公约》)、1975年生效的旨在保护各国湿地的《拉姆萨尔公约》、1975年生效的旨在控制海洋倾倒行为的《海洋倾废公约》(《伦敦公约》)等。在首次将环境问题作为世界性议题提出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日本着眼发展中国家公害问题的协同应对，继美国之后向联合国环境基金筹款，并与美国签署《美日候鸟、濒危灭绝鸟及生境保护公约》。但在环境保护领域展现积极姿态的日本，因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便再次将重心转回经济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拒绝承担初期展现的责任，同时没有加入多项关涉环境保护的重要公约。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才又将环境问题纳入对外政策考量范畴，运作环保领域的“绿色+”举措，加入多个环境公约。该时期，大平正芳、大来佐武郎等政府领导推动日本对外绿色举措的努力值得重点关注。

1978年就任首相的大平正芳，将包含粮食、能源等的“综合安全保障”观念的范围延伸到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并将国际环保努力融入日本的外交理念。同时，大平首相任命大来佐武郎为外相，推行“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和ODA强化等典型的“中等实力国家”外交政策。[注]添谷芳秀『日本の「ミドルパワー」外交』、筑摩書房、2005年、153-158页。多数中等实力国家的外交策略，是将本国的生存及发展依赖于国际秩序的安定和他国的助力，故积极贡献于多国间的制度形成，以此获得外交领域的“名声”，从而降低他国在关键时刻愿意助力本国的“交易成本”，同时也增加其他欲对本国采取敌对行动国家的“评价成本”。[注]B.Wood，The Middle Powers and the General Interest(North-South Institute，1988).R.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113(2002)，pp.3-28.很显然，日本希望通过加入与环保相关的国际组织来提升自己的外交“名声”。日本的环境厅(2001年日本环境厅才升格为环境省)长官当时也相应设立了“地球环境问题恳谈会”，大来佐武郎外相任主席。当时，罗马俱乐部因发表《增长的极限》报告而为世界所知并唤起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大来佐武郎正好是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之一，也是日本政治家中少有同国际组织存在如此关联的人物，由此引导日本外交朝环境领域转向。在日本的积极倡导下，198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设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不仅如此，日本在这一时期还相继加入《拉姆萨尔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海洋倾废公约》等，展现“绿色”关注。

不过，此时的很多决定更多是大平首相、大来外相等个人层面的努力，重视环境的外交方针在日本政府内还未完全形成共识。因在更多情况下依旧将经济发展视为最优事项，外界便认为日本虽作出绿色举措姿态，但在具体政策运作中依旧只着眼经济等收益，而未考虑对他国带来的环境生态影响。例如，日本当时没有加入旨在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并在高速发展中产生了大量会破坏臭氧的氯氟烃类物质；日本企业持续在东南亚热带雨林的滥砍滥发行为；在太平洋采用大规模流网捕鱼的手段使得海洋生物不论大小一网打尽，带来滥捕、混捕的严重后果；即便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但也没有严格履行公约内容，而继续纵容野生动物的违法交易。[注]ランダ·A·シュラーズ『地球環境問題の比較政治学』、岩波書店，2007年、109页。因此，日本当时被称为“经济动物”“非法环保”，饱受世界非难。

冷战结束前后，旨在谋求应对全球环境问题领导地位的日本，开始更为认真思考对外发展的绿色举措。一方面，不仅政府内外力量联动，将地球环境问题应对提升为政府重点关注对象；另一方面，日本高层不仅从“绿色+”视角出发来加入环保相关的国际组织，而且立足“+绿色”考量，在经济等各个领域均开始强调出台政策的环境友好属性，较为有代表性的便是日本ODA(政府开发援助)的“绿色化”。

1988年，日本成为世界上提供ODA最多的国家，但接受ODA援助的国家并没有在发展中减少对当地的环境破坏，由此导致日本的ODA也饱受外界诟病。针对外界质疑，日本开始思考如何在提供ODA助力他国发展的同时又敦促其考虑环境保护，即把一般的ODA拓展为“绿色ODA”。

在政府层面，积极推动相关问题成为政府内重要议程的关键人物是1987年就任首相的竹下登。竹下登于1988年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多伦多峰会之后，便对地球环境问题抱有强烈关切。彼时地球环境问题已是峰会必定讨论的主题之一，特别在被称为“环境外交之年”的1989年，各国都欲争当该领域的先导者。同年3月在伦敦召开的有关氯氟烃类物质和臭氧层相关的阁僚会议上，各国争相表明废除氯氟烃类物质的决心。之后，法国倡导各国于海牙召开环境峰会，竹下登在美国没有参会的前提下毅然出席，力陈世界有关臭氧层问题的反省已明显较晚，并宣示要率世界之先来应对全球变暖问题。[注]阪口功「日本の環境外交——ミドルパワー、NGO、地方自治体——」、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第166号、2011年8月、29页。与此同时，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设立环境评估部门的经验，日本环境厅也于1986年设置开发援助环境保全研讨会，同时于1988年成立从属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环境领域研究会，根据该研究会的调研报告，国际协力机构与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制定了环境指导方针，1992年通过阁僚会议后写入日本的ODA大纲，明确强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同等重要。

虽然竹下登于1989年6月因丑闻辞去首相职务，但地球环境问题已进入日本政府的议程，并继续在该领域于全球范围发挥领导作用。1989年7月，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七国首脑峰会上，时任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就地球环境问题率先发言，承诺在3年内提供3000亿日元的环境ODA，并强化监督受援国家ODA的环境保护使用途经。同年9月，基于竹下登构想诞生的与地球环境保全相关的东京会议得以举办，而日本政府内部也逐步形成着眼环境外交的多数共识。这一时期，外务省为改善一再恶化的日本形象，也认为需要在全球环境领域打造日本的主导地位，以形成国家的“软实力”影响。

借助1989年7月在法国举办七国首脑峰会的契机，日本环境ODA占比实现迅速增长，从1986年占其ODA全体的4.8%，上升到1996年的27%。[注]大石和博「転換期のODA」、『中央大学大学院论究 经济学·商学研究科编』31巻1号、1998年、133-135页。当然，日本ODA的快速绿色化，也离不开非政府层面团体形成的强大倒逼力量。[注]K. Hirata, Civil Society in Japa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98. D. Arase, Buying Power (Lynne Rienner, 1995).

在社会层面，1986年日本诞生的市民联盟，通过媒体针对ODA存在的幕后交易、环境破坏、人权侵害等问题开始进行严厉批判。同年9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三次世界森林资源危机会议上，参会的日本市民团体“考虑亚洲热带林会”，争取到世界自然保护基金(WWF)的资金援助，决定于1987年1月设立“日本热带雨林行动网络(JATAN)”，消费者运动家黑田洋一就任这一组织的代表。之后不久，黑田洋一飞往马来西亚的沙捞越(现在的砂拉越州)，参与当地普南族的封锁砍伐森林道路的活动，而该条道路建设此前得到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资金援助，此事后来发展为国际性丑闻。1988年，“日本热带雨林行动网络(JATAN)”“地球的朋友·日本”“世界自然保护基金·日本”等NGO联合组建“ODA研究会”，与日本国内外多个NGO联合起来准备改革日本的ODA运作。该时期，日本外务省也认识到需注重ODA运作的质量，特别要关注环境政策方针的制定以及诸多NGO形成的批评态势。[注]外務省経済協力局『我が国の政府開発援助(上巻)』、国際協力推進協会、1989年。

1989年，在法国举办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地球环境问题成为主要议题，各国政府特别针对热带雨林问题，注意到当地及外界对日本的负面评价。同年4月，接受世界自然保护基金资助的黑田等人，写作发表《热带雨林破坏和日本的木材贸易》，其中详细呈现日本企业热带木材贸易与ODA关联的实际情况，引起外界关注。对此，时任首相竹下登也临时决定暂缓4月末遍访东南亚诸国的行程，日本政府很快推出用千亿日元援助森林保护的构想，同时在之后7月法国举办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承诺日本将在热带雨林的保全上贡献力量。1990年，鉴于承受“ODA研究会”“地球的朋友·日本”“日本热带雨林行动网络(JATAN)”等NGO的游行压力，以及受到国会的激烈质询，日本政府中止对印度“讷尔默达大坝(Narmada Dam)”工程的追加融资，这比世界银行的融资中止决定还早了3年。就这样，有关认真对待ODA的环境考量以及巨额的森林保护援助提案，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的日本市民社会组织的活动，对政府产生了强力影响。日本在1989年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达成约定的基础上，超过既定数额决定提供4000亿日元的环境ODA，从而使其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上备受关注。[注]赤尾信敏『地球は訴える』、世界の動き社、1993年，274―275頁。在会上，当其他的发达国家针对签订资金提供约定犹豫不决时，日本决定在接下来5年内进一步将提供的环境ODA数额从9千亿日元增加到1万亿日元，与其他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当然，针对日本环境ODA的批判声音也没有完全消失，如认为环境ODA中，下水道修整、废弃物处理等居住环境改善方案占据所有内容的70%左右，这几乎是此前社会基础设施建设ODA的重复，故所谓的绿色ODA只是换汤不换药。[注]大石和博「転換期のODA」、『中央大学大学院論究 経済学·商学研究科編』31巻1号，1998年、132-135頁。不过，官民联合努力的结果，也确实让日本在软实力建构上迈出重要步伐。

20世纪90年代，日本除力推以ODA绿色化为代表的“+绿色”举措，在“绿色+”层面也积极参与并引领涉及环境生态的国际公约，如于1992年积极申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八届缔约方大会(COP8)，加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国际环境技术中心(IETC)；于1993年申办《拉姆萨尔公约》第五届缔约方大会(COP5)，于1997年申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届缔约方大会(COP3)。日本对外发展的绿色举措，为其正面形象的软实力建构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进入21世纪，日本对外发展的绿色举措运用得更为娴熟，而较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便是日本针对泰国的具体运作。

二、绿色举措的典型案例：日本对泰国的政策运作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便开始经营东南亚，其中针对泰国的绿色举措运作较为典型。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方略特别依托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模式，[注]有关日本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分析，可参见杨达：《日本国家战略背景下的“泰国+1”企业路径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即让企业来承载国家发展意志，成效较为显著，同时企业对“+绿色”实践的落地也是对国家顶层理念的贯彻。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依托日元升值、国内劳动力不足、人工成本高企等一系列契机，日本企业吹响进军海外的“冲锋号”。不过，绿色举措还不是当时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关注，特别在东南亚，日本投资因很少顾及对当地社会产生的影响，因此更多被当地民众负面看作资本入侵。特别地，相关国家因感觉受到经济控制威胁而进行联合抵制，反日运动风起云涌。泰国是当时反日的典型代表，学生组织于1970、1972年发起声势浩大的日本商品抵制运动，斥责日本向泰国输出会产生环境污染等公害的企业。[注]荒井利明『ASEANと日本』、日中出版，2003年、189-190頁。日本政府深受冲击，于是不仅感受到极有必要尽快修复同当地民众的关系以正面建构软实力影响，同时也决定要让进军海外的企业更多担起“绿色”职责。日本企业也相应开始努力寻求与当地社会的更好融合，特别从经济发展中考虑环境友好属性的“+绿色”角度进行相关举措尝试，探索正面建构软实力形象。

泰国对日本形象认知改变的契机，是1997年始于泰国并蔓延至整个东亚的经济危机，日本则借此机会率先对其伸出援手。鉴于泰国经济形势已趋恶化，日本从1995年开始便加大对其援助额度，1995-1999年的ODA分别高达6.67、6.64、4.68、5.58、8.8亿美元，援助总额位居对泰援助国家榜首，是排名第二的德国数额的约20倍。[注]日本外務省「タイの開発と日本の協力」、『タイ国別評価報告書』，2003年3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youka/kunibetu/gai/thailand/kn02_01_0200.html。而为助力泰国渡过危机，进入21世纪，日本对泰国的ODA数额，到2002年也占到泰国接受外国援助总额的70%-80%。由此，与其他援助方相比的显著差异，让日本得到泰国政府及民众的高度评价。凭借金融风暴中的“雪中送炭”，在21世纪初泰国对日形象认知逐渐转变背景下，日本加大了中小企业进军泰国的数量及进程。特别伴随泰铢暴跌，在泰国的大型日企开始放弃从日本购买生产所需的相关部件及物品，转而寻求泰国内部的性价比更高货源。日本大型企业的行动转向成为一大重要风向标，负责转包分销业务的诸多日本中小企业便纷纷入驻泰国，并集中布局曼谷周边。

2010年左右，泰国迎来经济的迅速成长期，但双刃剑效应也同步显现，在人口和产业集中的曼谷及周边4府(暖武里府、巴吞他尼府、北榄府、佛统府)，环境问题日益显著。河流的水质污染，汽车及关联产业的工厂造成的大气污染、未能很好处理的废弃物污染带来极大负面冲击，特别是有害废弃物导致污染的进一步深化。为应对环境问题，泰国政府出台环境法令，强化环境规制办法，并完善相关环境应对设施，但泰国针对环境问题的应对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此，入驻泰国的日企，一方面积极运用应对环境问题的先进技术，弥补泰国应对不力领域，另一方面也对自身产生的环境污染不断改善。

事实上，注意到泰国国内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日本企业在更早以前便已将该问题作为自身运作的重要关注。进驻泰国的日企组成的日本人商会，于2004年9月以从事制造业的会员为对象，进行“有关泰国日系企业应对环境问题的问卷调查”，其中，针对“环境问题作为企业经营课题的重要性程度”，选择“非常重要”的占49.7%，选择“重要”的占42.5%，高达9成的会员都认为环境问题与其企业经营紧密相关。[注]日本環境省「平成17年度 我が国ODA及び民間海外事業における環境社会配慮強化調査業務」、平成18年3月、http：//www.env.go.jp/earth/coop/oemjc/H17_csr_asia/index.html。也正是因为多数人都抱有强烈的环境关注，便决定其不断降低生产流程中可能对环境带来的负外部性。进驻泰国的日本汽车企业数量最多，其在环境对应上的努力也最引入注目。日本的汽车生产商在进入21世纪后便开始积极思考如何导入利用新能源的“生态友好型汽车”以改善当地环境。在泰国的诸多汽车制造商，通过技术改进，于2009年开始销售混合动力汽车，于2010年开始销售新能源汽车。类似地，也有日本企业于2010年12月与泰国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在泰国国内进行电动汽车的合作研发，同时于2012年让生产新能源环保汽车的工厂正式运转。同时，日本也积极响应泰国对新能源发展的需求。在太阳能发电领域，泰国拟导入太阳能发电产业，日本太阳能产业于2010年12月一次性接受20.4万千瓦的太阳能电池生产订单，还于彼时打算于未来几年内在泰国东北部建立34个太阳能发电站，旨在助力泰国环境友好型能源产业的发展。在废品回收再利用领域，日本企业帮助泰国将诸多废弃物进行再循环生产后，出口到日本实施再加工。[注]日本環境省「平成17年度我が国ODA及び民間海外事業における環境社会配慮強化調査業務」、平成18年3月、http：//www.env.go.jp/earth/coop/oemjc/H17_csr_asia/index.html。日本不仅帮助泰国保护当地资源，防止当地废气、废水、废渣排放以保护环境，同时，还将其混合动力、太阳能发电、循环再利用等先进技术带到当地，从而为泰国创造出更多“+绿色”的新产业。

显然，日本借关键时刻的积极援助实现与泰的“亲密接触”后，又关注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转变当地民众对日本形象的认知，从软实力层面积极建构正面影响；而软实力的正面建构，又激发当地民众对日本产品的好感，从而助力日产汽车等各行业在泰的销售，实现国家经济收益，并最终转化为整体的硬实力，打造软硬实力互促互进的良性循环。

而若考察日本对泰国绿色举措的最新进展，其明显呈现于同当地国家发展战略“泰国4.0”对接的特质。现任泰国总理巴育于2015年8月重组内阁后，便开始推出一系列大胆的经济政策，旨在实现泰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强化。2016年，泰国政府制定“20年长期国家战略2017-2036”，而“泰国4.0”便是这一战略的简称。回顾2006-2015年，泰国的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制造业方面形势不佳，关键领域的年平均数据，除工业制品输出增长率保持在还不错的5.4%，其他一些重要指标表现较差，如工业增长率3%、制造业投资增长率2%、全要素生产率0.7%，特别是能够反应国民经济创新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低。判定过去10年的发展，泰国大致陷入三大发展陷阱：其一，中等收入陷阱；其二，经济不平等陷阱；其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不均衡的陷阱。相应地，“泰国4.0”战略则希望探索未来的创新驱动型发展、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发展三条路径。泰国拟在2017-2036年期间实施这一长期战略，希望实现平均GDP增速4.5%、投资增速10%、出口增速8%、全要素生产率增速2%，并最终在2036年获得高收入国家身份。[注]末廣昭『「中所得国の罠」の克服――「Thailand 4.0」とタイ大企業の対応能力」』、『経済志林』第85巻第4号、絵所秀紀教授退職記念号、2018年3月、82頁。而“泰国4.0”的具体落地，则主要包括“东部经济走廊开发”和“集群发展”。

首先，从地理区位出发，“东部经济走廊开发”聚焦泰国东部沿海的差春骚、春武里和罗勇3府，不仅实施优惠政策吸引外界投资打造新产业，而且旨在提升泰国内部物流效率，同时也强化泰国与周边的柬埔寨、越南、缅甸等国家的物理连接，希望助力制造业部门的联动发展。就此，已扎根泰国开展商业活动的日企，以及接下来更多派驻到泰国的日企，都会迎来与当地合作发展实现共赢的东风，同时不断改善的“+绿色”举措，也能实现日本企业与当地发展的更好对接。特别地，以制造业为中心，大规模进驻泰国的日企为降低成本，已开始运作“泰国+1”战略，[注]“泰国+1”战略，其核心是针对日本企业在泰国打造的生产基地，强化其技术密集型产品供应及高附加值生产功能，并转移该地的劳动密集型工序到周边的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甚至更远的越南)等国，将此前主要围绕泰国打造的日本企业国际生产供应端拓展为布局泰国和柬老缅三国的整体产品输出地，以实现经济收益提升并在加强对关涉区域影响的同时，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助力成就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目标。详细内容可参见杨达：《日本国家战略背景下的“泰国+1”企业路径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而伴随“泰国4.0”的提出，泰国正在出台相关优惠政策留住更多在地企业，一方面可看出泰国对外界投资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看到以汽车制造为主的日企在“+绿色”领域做出成效后得到当地青睐。由此，日本也正在酝酿将其战略聚焦为“曼谷·东部经济走廊+1”。[注]江川暁夫「タイのコネクティビティ開発と日本企業·日系企業の対応の在り方」単著、日本地域学会年次大会(於：立命館大学)、2017年10月。

在东部经济走廊上，日泰合作努力不断，这些都为日本经济硬实力的缔造奠定坚实基础。2017年6月，泰国副总理颂奇、工业部部长长乌东率团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展开合作，同时就“泰国4.0”和东部经济走廊召开说明会，并特别访问了与机器人和医疗器械技术开发相关的关西企业团体。同年6月，泰国工业部部长乌东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交换《东部经济走廊及产业高度化合作备忘录》。2017年9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带领600人以上的经济使节团访问泰国，表面目的是参加“日泰国友好130周年纪念典礼”，实际是为参加泰国工业部、商业部、东部经济走廊政策委员会和日本的经济产业省、贸易振兴机构·曼谷(JETRO Bangkok)等重要部门、人员参与的关涉东部经济走廊的讨论会，日本大使馆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向泰国政府传递了在东部经济走廊全面开展合作的构想。

然后，就更为具体的“集群发展”而言，泰国政府界定了10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并着眼相关业态聚集的特定区域，推出“集群发展(Cluster Development)”政策。其中，泰国将汽车·零部件、电器·电子·通信机器、环保的石油化学制品、数字产业这4个领域界定为“超级集群(Super Cluster)”，拟优先培育相关业态；同时，将农产品加工、纤维·衣物2个领域的业态界定为“一般集群(Other Cluster)”，拟强化支持力度。[注]大泉啓一郎「タイ·プラユット政権の新成長戦略―国際競争力強化のためのクラスター政策をスタート―」、『タイの集積地をどう活用するか②』，2016年2月18日、2015-049号、1頁。基于地理位置考量，泰国把阿育他亚等府选作“超级群集”的核心所在，并挑选发展潜力最强的产业作为接下来重点投资标的。巴育总理希望引导投资向阿育他亚府等区位集聚，分散首都曼谷的过重“负担”以实现单点“减量”发展及多点均衡发展，最终让泰国民众在曼谷之外从事经济活动也同样获得较好收益。

对日本而言，对接泰国战略的一项极大地理区位利好，在于超级集群涉及的区域正好与驻泰日企的集聚地存在重合。考查1973-2014年日本对泰国的投资情况(泰国于2015年正式出台“集群发展政策”)便可看到，日本集中投资的一般机械·运输机器、电气机械、化学·造纸三大领域，便与泰国“集群发展政策”致力于打造的汽车·零部件、电器·电子·通信机器、环保的石油化学制品三大业态，存在对应关系。如下页表1所示，日本企业对泰国的投资分成一般机械·运输机器、电气机械、化学·造纸三大领域，并按照1973-2014年的投资件数多少进行排序；同时表格阴影部分是“集群发展”政策包含的汽车·零部件、电器·电子·通信机器、环保的石油化学制品三大业态集中打造区位。很显然，日本企业主要投资一般机械·运输机器排名前8位的府中，除了排名第4的北榄府，其他7府均是“集群发展”政策涉及的汽车·零部件聚焦发展的区位。同样地，另外两个类别也存在地理区位的高度重合。由此，泰国的“集群发展”为日本企业在泰国的发展形成政策利好，或者从泰国出台政策时便有意选择日企投资较多地域，也可看出其对日企带动当地发展的期待，以及其对日企生产已越发“+绿色”的肯定，泰国的“集群发展”便也形成日本企业进一步在当地实现规模发展、规模经济的马太效应助力。

表1 1973-2014年日本企业对泰国的投资件数

注：表格中标有阴影的府为泰国实施“集群发展政策”的区位。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总合研究所资料制作而成，参見大泉啓一郎「タイ·プラユット政権の新成長戦略―国際競争力強化のためのクラスター政策をスタート―」、『タイの集積地をどう活用するか②』，2016年2月18日、2015-049号、7頁。)

而泰国“集群发展政策”的可持续性推进，则有赖于充足财政资金的不断补充、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引入。针对泰国“集群发展”需要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和优秀人才培育的基本“低线”，以及发展理念特别着眼规避环境污染的不可逾越“高线”，日本正在着力进行的基础设施支援和人才培育援助，具有领先优势的环境保护技术，环境友好型建筑材料生产、生态环境领域尖端人才培育等多元领域的环境友好关涉事项，都是广义的对泰绿色举措积淀。与此同时，知识性的基础产业和物流关联产业也形成了关键性支撑。相关需求便是日本的供给，例如泰国所需的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便与日本积极进行的基础设施输出建设紧密相关。另外，日本外务省于2015年明确表示，要在接下来3年间针对亚洲地区培育4万人左右的产业人才，而与泰国的人才需求对接也是其中的关键一环。特别在环境保护的绿色领域，双方于2018年5月18日签署《日本环境省和泰王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的合作备忘录》(「日本国環境省とタイ王国天然資源環境省の間の環境分野での協力覚書」)，并召开第一次环境政策对话会议。日本环境大臣中川与雅治与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素拉沙·甘乍那拉上将(Gen.Surasak Karnjanarat)签署合作备忘录，表示两国将在环境领域加强合作。签名仪式结束后，双方召开第一届日泰环境政策对话，两位大臣确认根据这次签名的备忘录推进全面合作，同时在适应气候变化、3R(垃圾减量Reduce、重复使用Reuse和循环使用Recycle)、废料管理、PM2.5对策等领域关于合作的方向性进行了讨论。[注]日本環境省「日本国環境省とタイ王国天然資源環境省の間の環境分野での協力覚書」の署名及び第1回環境政策対話の開催について，平成30年5月18日、https：//www.env.go.jp/press/105502.html。

三、日本绿色举措的中国应对

日本对外发展的绿色举措，助力其实现软实力建构，以及随正面形象而来的经济实力增长和政治外交利好的硬实力缔造。很显然，同处东北亚的中国与日本恰巧在21世纪初迎来“同时崛起”的历史未遇情境，同时日本雄心勃勃的政治大国方略与中国希望将成长红利福泽世界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共赢合作的同时，也有不可避免的同质性竞争，因此日本对外战略的较成功运作，尤其是相关政策的落脚点与“一带一路”涉及区位存在重合时，中国便需特别关注。值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近年来摩擦不断的中日关系出现缓和，双方均有寻求合作意愿：5月，访问日本的李克强总理与日方签署《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之后，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办公室、中国驻泰使馆、日本驻泰使馆联合主办的“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中国-日本第三方市场合作国际研讨会”在曼谷举行，中泰日三国政府和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合作可能；9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在参加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首脑会谈，之后，以“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现状及展望”为主题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会议首次在北京召开，而泰国则极有可能诞生中日“一带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

秉持合作共赢根本原则，透视他国对外战略运作机理，中国也可通过国家倡议的企业路径，特别针对东南亚地区，积极实现自身的软实力建构和硬实力缔造。

其一，顶层倡议的企业路径宏观应对。虽然日本企业进军东南亚的时间较早，但需客观自信地看到，中国企业品牌近年来在东南亚国家的存在也不断强化，而中国代表性企业与外界交好，自然能为中国外交加分。不仅在中国擅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且包括小米、OPPO、Vivo等中国的制造业，也凭借价廉物美的手机等产品在东南亚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特别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正在积极进入东南亚国家，巨头阿里巴巴更是表现突出。东南亚的电子商务市场大约从2010年起步，而阿里巴巴则于2013年便开始探索尝试进军该区域，并于2014年发起正式“猛攻”。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不仅拓展相关国家市场，还与各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

阿里巴巴与马来西亚的合作最具代表性。马云2016年应马来西亚时任总理纳吉布之邀出任其政府顾问，主要负责数字经济领域的智力咨询。2017年3月，纳吉布与马云共同发表声明将在马来西亚建立“数字自由贸易区”，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与阿里巴巴签订关涉“数字自由贸易区”的备忘录。“数字自由贸易区”为跨境电商的无间断运行提供了平台，促进以马来西亚中小企业为中心的本土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把马来西亚打造为电商业态的区域支点。2017年5月，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阿里巴巴以及杭州市市政府签订三方备忘录，马来西亚的“数字自由贸易区”与杭州市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开展合作，以期促进马来西亚与杭州之间跨境电商活动。2017年11月，在毗邻吉隆坡国际空港建设的“数字自由贸易区”中，阿里巴巴主导的“电子世界贸易平台”项目的海外首个“电子枢纽”(e-hub)正式启动。

同时，阿里巴巴针对泰国、印尼、菲律宾展开的友好交往也值得关注。针对泰国，阿里巴巴于2016年12月与泰国商务省达成协同发展电子商务的相关协议。阿里巴巴不仅针对泰国的中小型企业举办与电子商务相关的研修活动，助力泰国数字化人才的培育，而且积极支持泰国物流、电子技术等领域的发展。特别地，针对“东部经济走廊开发”涉及的差春骚、春武里和罗勇三府，阿里巴巴打算在春武里府的拉差县设立“数字园区”以打造电子商务和物流的支点。针对印尼，印尼政府联手阿里巴巴于2016年推出天猫国际的印尼在线产品市场Inamall，印尼政府希望借此让本国企业改变此前依靠进口商或经销商的模式，通过线上平台直接向中国的消费者出售印尼商品。与此同时，印尼政府还于2016年邀请马云出任政府顾问。印尼为了推动电子商务发展而专门成立了由10名内阁经济实权官僚组成的“电商指导委员会”，马云则向委员会提供相关智力支撑。[注]岩崎薫里「東南アジアで攻勢を強めるアリババ」、日本総研No.2017-036、2018年3月1日、8-9頁。针对菲律宾，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于2017年10月接见马云，指示政府相关部门要探索同阿里巴巴合作的可行路径。2018年1月，包括财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预算管理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中行副行长等菲律宾政府及民间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杭州阿里巴巴总部，用3天时间探索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创新，特别参加阿里巴巴的“新经济研讨会”进行学习。来自菲律宾的参观团队已将相关理念运用到国内的政策制定及运转，并表明此后要进一步与阿里巴巴开展深入合作。[注]“Jack Ma to partner with Duterte to improve Philippines' technology，”Bloomberg，February17，2018，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2-17/duterte-seeks-jack-ma-s-help-on-governance-business-technology.

其二，顶层倡议的具体国家微观应对。针对日本经营时间最长、投入精力和资本最多的泰国，中国近年来也积极努力与其加强联系。中泰双方开始致力于构建“一带一路”与东部经济走廊的合作发展渠道，2016年9月，巴育总理访问中国期间，双方便达成互惠协议，中国将加大对“泰国4.0”战略的投资支持，而泰国也会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扮演积极角色。2017年5月，中国工商银行与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办事处、泰国银行业协会签订合作备忘录，而在紧接着的同年6月，泰国政府便与阿里巴巴商定在春武里府拉差县设立“数字园区”实施全面合作。2017年9月，在中国厦门召开的金砖国家首脑峰会上，作为非金砖国家领导的巴育总理获特别邀请并与习近平主席进行首脑会谈，双方确认了“泰国4.0”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彼此需要。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特别能体现包容性发展的顶层设计，倡议没有限制固定的发展合作模式，同时因为有“丝绸之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支撑，能够让中国与相关国家基于落到实处的合作点位来建构“荣辱与共”的相对牢固关系。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本的关键支撑，“一带一路”倡议便具有极大吸引力，如泰国内阁于2016年1月同意出资105亿泰铢加入亚投行。对泰国而言，针对东部经济走廊实施的发展计划，需要巨额的投资资金，其最开始寄希望于公私合营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Act)模式，但若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不高，那么亚投行某种程度则会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另外，就连接曼谷和罗勇府的东部高速铁路的建设而言，巴育总理主要依靠本国民营企业正大集团。[注]末廣昭『「中所得国の罠」の克服――「Thailand 4.0」とタイ大企業の対応能力」』、『経済志林』第85巻第4号、絵所秀紀教授退職記念号，2018年3月、82頁。而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于2017年5月作为侨界代表受邀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表示正大集团愿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将在技术、融资、建设等方面同中国企业开展合作，参与并支持泰国总理提出的从曼谷到罗勇府的高铁项目，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组成部分。而正大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洪波女士的另一个头衔，便是“一带一路”事业部首席执行官。

在接下来的对外方略运作中，中国一方面可着眼泰国等重点东南亚国家推进软硬实力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放大互联网优势企业能够承载的多元效应。考察在东南亚的日本互联网企业，日本很多企业设立了风险投资基金来支撑相关业务在当地开展，有代表性的包括软银、Cyber Agent、GREE等知名企业。当然，在东南亚直接从电子商务领域进军的企业只有乐天一家，而乐天也于2016年宣布该领域的市场打通得并不成功。对比而言，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东南亚却表现突出，因此还可进一步凸显其两大优势。

其一，探索企业承载国家绿色举措理念的运作方式。在20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注]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2017年5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4/c_1120969677.htm。。很显然，“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信息技术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绿色举措层面意义重大，其可助力收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保、生态、和绿色产业发展及相关政策、法规等情况，形成企业对外投资和在地经营的环保基础信息。而基于大数据的信息整合，由中国生态环境部和联合国环境署共同发起的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便可更方便地把沿线国家政府、关联企业、相关NGO及智库等整合起来推动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还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出台《“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规划》、发起《履行企业环境责任，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等，举办“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国际高层对话会、推动“一带一路”环保产业技术合作、实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环保能力建设的中国-南南合作绿色使者计划等。在中国对外发展的绿色举措框架构建中，引领中国互联网及大数据发展的相关企业，可在承载国家发展责任的实践中积极作为。

其二，探索企业具象化“一带一路”的“包容性发展”全球治理模式。以阿里巴巴为例，马云提出的“电子世界贸易平台”构想，可进一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所欲实现了包容性增长理念。阿里巴巴追求的“电子世界贸易平台”构想，不仅是为营造跨境电商平台以实现利益的增加，更是为实现“包容性全球化”发展取向。一直以来，全球化更多惠及发达国家和大型企业，而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女性、年轻人在国际贸易进程中一般处于弱势地位，特别地，若是缺乏交易渠道及信息搜集能力，要参与国际贸易几乎不可能。就此，跨境电商不仅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高效处理商品及资金，直接联通顾客，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也可在交易成本大大降低的背景中参与进来与发达国家、大型企业进行公平竞争，真正实现包容性的全球化。

在中国内部实现成功普及的阿里巴巴，也想将能够实现更大多数乃至所有参与者共赢的理念带到全世界。电商赋予了中国中小企业直接参与世界贸易的机会，中小企业成长起来呈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中国可将这一理念带到全球，以实现全世界的“包容性增长”。“电子世界贸易平台”所承载的“包容性全球化”理念，对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极具魅力，东南亚相关国家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阿里巴巴的相关技术而积极与其开展活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上述能够真正落地的共赢理念的感召。通过与类似阿里巴巴互联网巨头的合作，中国可将“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从线上贸易领域，拓展到环境保护、文化沟通等多个领域，深度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广域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