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宝华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质量兴农要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在质量兴农之后增加了绿色兴农，这不仅为云南打好“绿色食品牌”和“健康生活目的地牌”明确了路径和方法，而且为有效转移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指明了方向。鉴于云南多数劳动力还滞留在农村，且多数乡村劳动力以一产就业为主的现实，需要把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重要途径，进而为广大小农户提供全程服务，在带动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同时，强化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提高小农户的质量兴农和农业生产率水平，带动全省农业的全面升级。

一、云南农业受困于低下的生产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云南获得了长足发展。1978-2017年，农业总产值由40.02亿元增加到3808.84亿元，增长了94.17倍，年均增速达到了12.06%，年均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1.52%快了0.54个百分点；一产增加值从29.46亿元增加到2310.73亿元，增长了77.44倍，年均增速为11.52%，年均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0.97%快了0.55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从130.6元增加到9862.2元，增长了74.51倍，年均增速为11.42%，年均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2.22%慢了0.80个百分点。

这组数据表明，云南农业总体发展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为好，但农村居民收入不仅总体水平与全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增长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云南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又受制于较低的农业生产率水平。2017年，反映土地产出率的每亩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总产值和一产增加值分别达到了3802.10元和2295.63元，比1978年的64.60元和47.55元分别提高了57.86倍和47.28倍；反映劳动生产率的一产就业人数人均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和一产增加值分别达到了25501.08元和15396.98元，比1978年的353.88元和260.50元分别提高了71.06倍和58.11倍。[注]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7》表2-1、表7-8、表7-18和表15-9计算。

然而，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云南农业的土地生产率水平较低。2017年，全国每亩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总产值和一产增加值分别达到了4382.07元和2623.97元，[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3-1、表12-3和表12-8计算。比云南省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了15.25%和14.30%，究其原因，除了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和劳动力素质较低等客观因素以外，关键还在于粮食生产率水平较低。2017年，尽管云南省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下降到了61.39%，比全国平均水平的70.94%低了近10个百分点，[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12-8计算。但全国的粮食单产水平达到了每亩373.82公斤，而云南只为294.76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26.82%，其中小麦单产全国平均水平为365.42公斤，而云南只为142.95公斤，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9.12%，玉米单产全国平均水平为407.36公斤，而云南只为345.05公斤，[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12-8和表12-10计算。云南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8.06%。

从劳动生产率水平看，每个一产劳动力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和一产增加值分别达到了52201.92元和31258.40元，[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4-3、表3-1和表12-8计算。比云南省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了104.70%和103.02%。之所以云南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如此低，主要原因是错过了全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大好时机，大量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得到有效转移，从而使多数劳动力被捆绑在了土地、特别是耕地上。全国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两个时期分别是1983-1988年和1992-1997年，有学者称之为超常规的发展跃升。[注]陈锡文等：《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208页。第一个时期全国乡村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乡村劳动力的比重从9.07%增加到19.51%，提高了10.44个百分点；[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4-2和表4-3计算。而云南仅从1.20%增加到5.15%，只提高了3.95个百分点。[注]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8》表15-9和表15-10计算。第二个时期全国从19.90%增加到29.46%，提高了9.56个百分点，而云南只从5.65%增加到11.15%，只提高了5.5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全国乡镇企业快速跃升发展的这两个时期，乡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重提高了整整20个百分点，而云南仅提高了8.45个百分点，并没有形成跃升发展之势。这对云南省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产生了长期影响。1978-2017年的40年间，全国乡村就业人数占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从76.31%下降到45.31%，下降了31.00个百分点；[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4-2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计算，见http：//www.clssn.com/html1/report/20/1135-1.htm。云南从83.53%下降到72.46%，只下降了11.07个百分点，[注]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7》表15-10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云南省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17年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云南比全国慢了18.93个百分点；全国一产就业人数占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从70.53%下降到27.00%，下降了43.53个百分点，[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4-3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计算，见http：//www.clssn.com/html1/report/20/1135-1.htm。而云南只从86.11%下降到50.75%，仅下降了35.36个百分点，[注]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7》表15-9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云南省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17年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云南比全国慢了8.17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在这40年间，全国一产就业人数从28318万人减少到20963万人，净减少了7355万人，[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4-3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计算，见http：//www.clssn.com/html1/report/20/1135-1.htm。而云南则从1130.90万人增加到1518.72万人，净增加了387.82万人。[注]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7》表15-9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云南省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17年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这是云南一产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云南劳动生产率低并不是土地资源数量不足，哪怕是其中的耕地资源总量也并不少，2017年全省耕地面积6213.3千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61%，按2559.00万乡村人口计算，人均3.64亩，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3.51亩)。[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表2-8和表8-20计算。但除了耕地质量较差以外，由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并以农业为主，致使每个劳动力占有的耕地数量在持续减少，大体上说，全国目前只有45%的劳动力在乡村就业，而云南还高达72%以上，且云南还有一半多主要从事一产，而全国只是1/4多一点(27.00%)，打个形象的比方就是，1978年10个人耕种的耕地，2017年全国只是7.40个人耕种，而云南是13.43个人耕种。

二、困局中的理性思考

云南农业需要走适度规模经营的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也需要理性思考过去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农户土地所走道路的利弊。上文提到，云南的耕地流转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近16个百分点，而仔细观察全省16个州(市)的情况不难发现，流转率最高的昆明市为45.81%，是云南省16个州(市)中唯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最低的怒江州仅为4.38%，两者相差了10倍以上，详见表1。为什么云南省耕地流转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各州(市)之间差别很大，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有耕地的立地条件、区位特征、农业生产条件、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等多种原因。其中可以肯定的是，各地农民收入情况与耕地流转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并非线性相关，如农民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保山市(11239元)的流转率只有15.70%，[注]这里的收入为农业部门统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是同一个概念。所引用的数字是2017年的，全省平均为9667元，见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编)：《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17年》，内部资料，第173页。临沧市(10192元)仅为14.17%，大理州(10262元)为20.47%，楚雄州(9990元)为15.81%，而曲靖市的耕地流转率高达32.68%，但其农民收入也只为9966元，迪庆州的流转率仅为5.14%，但农民收入达到了9255元，详见表1。

表1 云南省2017年各州(市)耕地流转情况和农民人均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编)提供的《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17年》有关表格整理，内部资料。

各州(市)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耕地流转率的另一个方面是非农就业的机会及报酬水平。从理论上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非农就业的机会越多，且获得的报酬水平越高，也更容易吸引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丽江市、大理州等就属于这种情形，其从事一产的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的比例都低于云南省的平均水平。当然，也有几乎相反的一种情形，即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加之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生产率水平较低，迫使大量年轻劳动力离开土地远走他乡从事非农就业，昭通市就是典型代表，其从事一产的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的比例仅为44.72%，比云南省平均水平的59.26%低了近15个百分点，是16个州(市)中最低的，2017年的农民人均收入仅为7178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了2489元，在16个州(市)中仅高于怒江州(5863元)，居倒数第2位，详见表1。

从每个乡村劳动力占有的家庭承包耕地面积来说，也可能出现本地劳动力不足，进而需要通过耕地流转来吸引外来劳动力的情况，西双版纳州就是一个例子，该州的耕地资源较丰富，且立地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均较好，不仅有利于机械化的充分利用，而且具有发展热区特色农业的极大优势，其从事一产的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89.02%，是16个州(市)中最高的，比云南省的平均水平高出了29.76个百分点，但由于人均拥有承包耕地面积高达14.50亩，是云南省平均水平2.98亩的4.87倍，是16个州(市)中最低的玉溪市(1.64亩)的8.84倍，比第二高的普洱市(4.29亩)也高出了2.38倍。即使扣除流转耕地面积，每个从事一产的劳动力仍拥有11.37亩，详见前页表1。

情况更加复杂的是，云南省的农业与全国农业共同面临一个政策选择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的着力点是通过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流转小农户的土地，进而实现所谓的适度规模经营。这逻辑上并没有错，但实践结果却使中国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在农业成本地板不断抬升和农产品价格遭遇天花板制约的背景下，农业竞争力持续下降。仔细观察中国重要农产品的成本构成不难发现，最主要的是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使用成本。我们把这两个成本视为中国农业的两大陷阱，即劳动力成本陷阱和土地使用成本陷阱。

从劳动力成本陷阱来说，关键原因是以小农户经营为主，机械化程度较低，从而使劳动力使用规模居高不下，成本难以有效降低。2017年，云南省的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了3535万千瓦，按农作物播种面积计算，每亩为0.33千瓦，比全国平均水平的0.40千瓦低了17.50%。[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12-1和表12-8计算。当然，对于像云南这样的地方，也有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农业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缺乏非农就业技能，难以获得有效的非农就业机会和较为合理的非农就业报酬；另一方面是土地对他们的羁绊，不种地可惜，种地又难以获得较高收益。2017年，全省农户数多达1031.4万户，其中经营耕地面积小于10亩的农户数多达928.6万户，占全部农户数的90.03%。[注]根据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编)提供的《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17年)》第1-2页有关数据计算，内部资料。这可以从中国与美国主要农产品的劳动力使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得以说明，详见表2。

表2 中国与美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及收益比较 单位：公斤、元

注：中国资料来源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7》；美国资料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中心。

更进一步讲，中国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用于劳动力和土地，而美国农业生产的成本则主要是农业服务成本。这意味着前者主要是传统生产要素成本，而后者则主要是全要素生产成本中的科技、管理和服务。中国上述三种农作物的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分别为65.28%、57.31%和60.18%，而美国仅分别为30.75%、28.00%和26.09%，中国分别比美国高出了34.53、29.31和34.09个百分点。而相反，美国以上三种农作物的物质装备和技术服务费用分别占总成本的69.25%、72.00%和73.91%，中国只分别占34.72%、42.69%和39.82%。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上述三种作物每亩的物质技术装备费用只分别相当于美国的78.24%、184.05%和65.09%，详见表2，说明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和装备对农业的支撑作用还非常有限。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是脱困的有效途径

在此特殊背景下，云南更需要探讨适合自身农业资源条件的农业发展道路，特别是更加有效的农业经营体系。笔者认为，除了需要重新审视过去以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外，更需要探索如何有效推进十九大提出的“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大政策部署。换句话说，十九大之所以提出此重大政策部署，除了是对中国“大国小农”基本农情的科学分析和定位外，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及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根本要求。效益是竞争力的核心，而质量又是效益的基础。提高农业竞争力，除了做好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这篇中国农业发展的大文章外，更需要探讨如何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益，以实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的乡村振兴伟大目标。

不论是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还是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益，最终都是为了持续增强农业发展的竞争力。走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之路，除了努力推动适度规模的生产方式外，更需要把效益作为重点。为此，需要基于中国农业“大国小农”的本源性制度安排，探索实现规模效益的有效途径。正如上文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农业正面临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使用成本居高不下两大陷阱。[注]魏后凯：《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政策转型》，《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5期。这两个陷阱对于云南这样的山区省份更是如此。在这种两难情形下，通过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来完善农业经营体系，也许是跳出这两个陷阱的最有效能途径之一。

之所以说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可以是最有效途径，主要是由于社会化服务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其与中国“大国小农”本源性制度的内在一致性。从社会化服务的本质属性来讲，它不仅可以使农业经营体系更有效率，而且可以使农业生产体系更加高效、农业产业体系更加完整。这正是中国当前农业发展政策的核心。笔者对青海省互助县一个以土地托管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发现，合作社全托管的马铃薯种植，每亩的费用为830元，油菜为320元，蚕豆为225元，分别只是2016年全国这三种作物平均成本的52.15%、47.17%和24.42%，详见表3和表4。

表3青海省互助县五十林财种养合作社托管费用

托管服务内容马铃薯(元/亩)油菜(元/亩)蚕豆(元/亩)机耕费(种、收)33012080种子3002080有机肥12012035生物农药806030合计830320225

表4 2016年全国马铃薯、油菜和蚕豆的生产成本及劳动力成本占比

主要作物总产值(元/亩)总成本(元/亩)其中人工(元/亩)人工占%马铃薯2483.521591.45779.6948.99蚕豆468.63678.44218.1132.15油菜590.22921.20580.0862.97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7》表1-9-1、表1-12-1和表6-2-1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另外，四川省成都市下辖的崇州市所推动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综合服务”“三位一体”的“农业共营制”，也是以较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为核心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这里，“土地股份合作经营”解决的是“谁经营土地”的问题，“农业职业经理人”解决的是“谁来种地”的问题，而“农业综合服务”解决的是“谁来服务”的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谁来服务”处于基础地位，没有好的服务，不仅新型农业职业经理人无法施展才能，而且“土地股份合作社”也可能徒有虚名。崇州市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多元合作”的发展思路，从完善服务保障入手，构建新型农业科技、农业全产业链、农村金融等服务体系，为土地股份合作社提升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已初步形成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目前，崇州市已有土地股份合作社246个，入社面积达31.6万余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61%；[注]如果按现有耕地586725亩计算，也达到了53.86%。入社农户9.26万户，占全市农户的61%。2017年，土地股份合作社应用测土配方施肥等节本增效技术面积30万亩以上，农机化率达90%以上。[注]成都崇州“共营制模式”引关注，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径，http：//finance.newssc.org/system/20180123/002352743.html。2016年，崇州市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工人达4.2万人，占全市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力16.11万人的26.07%，农业产业工人收入达7.56亿元。2017年，全市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率达71%，其中粮食规模经营率达75%，水稻单产552公斤、生产粮食28万吨，分别比2012年增加19公斤和5200吨。[注]王成龙：崇州农业“共营制”解决现代农业发展三大难题，http：//www.farmer.com.cn/wszb2018/fz2018/xwjb/201802/t20180225_1358780.htm。

崇州市“农业共营制”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最核心的是实现了土地的集中、现代生产力要素的聚集，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破解了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瓶颈，实现了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在降低了土地使用和劳动力成本的同时，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2016年，崇州市土地股份合作社水稻单产达到了583公斤，比农户未入社前每亩增产52公斤。多数农业职业经理人经营的水稻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左右，约90元。广大农民不仅通过拥有的土地股权能分红，在家务农的村民也可以在土地股份合作社打工挣钱，大部分家庭则能够从对耕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促进了农民向职业农民与产业工人的专业化分工转变。同时，“农业共营制”还延伸了农业产业链，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信息、金融信贷、生产资料以及现代农业物流业等新型社会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服务手段现代化，实现了整体规模经营和效益的提升。

而从云南来讲，农业社会化服务不仅是短板，而且也是成长较快的农业经营方式之一。2016年，云南省发生了土地托管的只有曲靖市、文山州、楚雄州、红河州和大理州5个州(市)，总托管面积仅为10063亩，接受托管的农户数仅为3057户。[注]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16年)》，内部资料，第27页。2017年，云南省的土地托管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全省16个州(市)除了迪庆州以外都有土地托管，托管面积猛增到839964.2亩，接受土地托管的农户数达到了223161户，承担托管任务的组织达2353个，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10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483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6户，其它专业服务组织1738家。[注]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17年)》，内部资料，第28-30页。

基于农业社会化服务所具有的重大意义，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除明确要求“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研究制定扶持小农生产的政策意见”外，还特别强调建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具体措施：“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这是做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本遵循和工作重点，结合云南实际，应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1.加快制定实施扶持小农户生产的政策举措

要在加快土地确权、继续鼓励小农户把土地流转出去实行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支持农户通过相互土地调整，尽力做到“一户一地”或“一户几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时，在金融、技术、信息、市场等方面制定实施优惠政策，帮助小农户获得更多支持和服务，降低其间接经营成本。尤其应为小农户提供有效市场信息服务，使其生产的高质量农产品能够获得公平的市场回报。应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保护小农户依法获得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防止地方政府借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之名，侵害小农户的合法土地产权，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和发展环境。

2.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以土地托管为重点的农业服务组织

要在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同时，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的功能，重点是鼓励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积极发展以农机、农技及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营销等为重点的农业服务组织。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结合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政策导向，通过政策引导等支持其组建土地托管服务组织，积极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在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的同时，让更多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农业小农户家庭经营，从事农业和非农就业，扩大收入来源，提高收入水平。对于经济条件差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从提供市场信息、农业生产资料集中供应和农产品统一营销入手，为小农户提供更多有效的农业专业化、规范化服务，在降低他们相关生产经营环节费用的同时，提高农产品销售和农业生产资料购销的谈判权，并保障农业生产资料的质量和供给的及时性、有效性。

3.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小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

建议省委、省人民政府进一步完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重点由以扶持其自身发展的前端转向他们对小农户提供后端服务的支持上来，在改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扶持的同时，增强他们对小农户扶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尤其需要以扶持和带动小农户为重要评价标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分类扶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拓展为小农户提供产前市场和信息服务、产中生产资料和农机农技服务、产后农产品加工和营销服务，以此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4．进一步完善农业龙头企业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一是鼓励龙头企业与小农户通过平等协商谈判，为小农户提供保底收益，获取为小农户提供产前、产中有偿服务的机会；二是建议省人民政府完善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举措，建立品牌培育基金，对龙头企业品牌经营效果显著，并在带动小农户方面成效明显的提供奖励性扶持，并明确其中给小农户的奖励占比；三是鼓励龙头企业创新服务方式方法，通过向小农户提供有效科技推广、农机应用获得分成收益，并以此强化互信和利益连接机制；四是支持农业科技园、产业园、创业园以及田园综合体等孵化科技服务团队，专门为小农户提供有偿科技和农机推广服务。

5.进一步强化基层科技服务组织的服务功能

充分发挥政府基层科技服务组织的主体作用，是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最可靠的资源之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基层科技服务组织和服务人员的潜力，核心是改革现有评价体系，把他们为农业经营主体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作为重要标准，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通过科技承包、入股等有效形式，切实为广大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小农户提供有效的科技服务。要制定相关管理办法，把评价基层科技工作者的主要标准由科技和学术论文为主转向以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主，并对服务小农户的科技人员在职称评审、晋升等方面给予优先。要进一步总结完善以购买公益性服务为重点的科技服务供给制度，让基层科技工作者在为广大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有效服务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经济回报。

6.细化农村一产和三产有效融合的政策举措

充分发挥云南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加快其与农村一产的深度融合发展水平，围绕创意农业、健康农业、休闲农业等新型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业，在拓展旅游空间、提高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同时，带动云南农业向着新业态、新平台方向发展，为一产与三产的深度融合发展形成新的支撑。重点是结合实施国家的相关政策，强化部门间的政策协调与联动，为一产与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以全域旅游示范区和田园综合体等为重要载体，分类推进，集中打造具有较高品质的乡村旅游业。同时，要以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提升农村一产与三产融合发展的水平和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