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悦 孙宝国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理想，作为与美国梦、欧洲梦、日本梦等其他国家诸多民族想象共同体并驾齐驱的国家形象的话语表征。纪录片作为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载体，对于“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影像叙事元素的彰显尤为重要。在国际传播语境下，面临西方国家掌握媒介话语权以及中国形象长期处于被动“他塑”的窘境，纪录片作为大众叙事媒介所蕴含中国梦的叙事话语，对于国内本土受众的民族凝聚力与自豪感，以及异域国家受众对于中国梦的评价与全球想象的海外跨文化传播具有新闻传播媒介、文字印刷、对外宣传所无法实现的说服传播效果。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纪录片在做好对于丝路沿线国家对外国家形象传播、发挥其叙事传播优势、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建构中国梦话语的海外传播与全球想象也是其应有之义。

一、作为影像话语呈现的中国梦

(一)中国梦与国家形象的话语建构

“话语”作为术语最早出现在语言学中，米歇尔·福柯赋予了话语的哲学内涵后，“话语”一词便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话语是从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表达语言或表达系统，其目的是表达或传播关于某个重要主题域的一套连贯的意义[注][美]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齐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3页。。福柯认为：话语是根据某些分析标准而被人们确认为属于同一系统的陈述群(group of statements)[注]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 Book，1972，pp.38-47.。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话语是由一系列语言或标准构成，是建构事物的表征方式，因此如何塑造中国梦话语，不在于“表达了什么”而在于“如何表达”。斯图亚特·霍尔则在福柯的基础上认为：话语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的知识的方式：亦即一系列(或型构)观念、形象和实践活动，它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议题、社会活动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并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以及在制度层面引导人们[注]Hall Stuart，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97，p.6.。在全球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形象作为一种“信息资本”的运作与流动，成为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力，而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全球扩张的手段之一。[注]Manheim J.B.，Albritton R.B.，Changing National images：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and Media Agenda Setting，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2(3)：pp.641-657.匡文波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客观现实经过文化价值观、国家利益观、大众媒介三重偏曲后投射在国内和国际公众意识中的主观映像[注]匡文波、任天浩：《国家形象分析的理论模型研究——基于文化、利益、媒体三重透镜偏曲下的影像投射》，《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2期。。时至今日，国家形象的话语生产更是已经脱离其母体而存在，并不断地在“传播-解构-重构-再传播”的后现代意义生产逻辑中发生嬗变。国家形象的地位在国际关系与政治交往中至关重要，并且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存在[注]Joshua Cooper Ramo，Brand China，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2007，pp.131-136.，“双向传播、公关政策、传媒政策、信息整合、公共外交、国家品牌、自我建构、网络形象、设置长期或短期的媒介事件或议题”都应是当下国家形象建构所具备的元素[注]Gilboa，Eytan，Media diplomacy：Conceptual Divergence and Applications，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1998(3)：pp.56.。萨义德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认为：“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浪漫情调、异国风味、美丽风景、难忘记忆和已是往昔”[注]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1979，p.25.，因此，中国形象自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历史原因长期处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他塑”中。

自20世纪年代末期以来，全球传播体系中的政治经济权力的影响力愈发明显，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对各国传播政策和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构，以及它对民主、参与、公平、公正这些社会基本价值造成愈发深刻的影响[注]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页。。200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郑必坚在2003年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并阐述了所蕴含的对外关系理念。这一口号作为抗争性话语，以独立的姿态面对西方霸权主义国家所构建的“中国毁灭论”“中国颠覆论”“中国责任论”等负面话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对了西方社会的批评与质疑。但西方世界所固有的“国强必霸”的思维模式及其自身经历的历史因素便随后塑造了“中国威胁论”等负面国际舆论，中国形象依旧处于世界话语体系的边缘地带。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延续了“和平崛起”的内涵提出中国梦话语，缓和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日益强盛的综合实力所带来的“隐忧”。中国梦话语的提出，既延续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理想，又在话语表述上符合西方世界表述体系的集体性话语呈现。福柯又指出，权力和知识(话语)是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建构或预设权力关系就不会有知识(话语)[注][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73页。。因此，拥有话语权力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含有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生成的意识形态谋略的意图，以获得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和对他国的评判权。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梦成为了国内外话语争夺与权力博弈的较量，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中国在亚非欧地区将获得更多话语权力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并能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和正面国际舆论，占有建立话语优势的有利时机。

(二)纪录片的中国梦叙事话语生成

纪录片是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优势载体，而中国梦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核心施政理念，自2012年提出之后便在各大官方与民间的媒介空间广泛传播，作为国家形象的“晴雨表”，纪录片自然也将中国梦话语融入了视听传达的诸多元素之中，成为中国主流纪录片最重要的政治符号与文化代码，并将其纳入今后一个时期内国家形象建构最重要的影像传播议程。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一带一路”作为传播语境，纪录片作为传播载体，主题的多元化为构建形象立体、多面且丰富的中国形象夯实了纪录片对外传播本体的内在支撑，并为其言说中国梦话语建构了多角度的理论支点。[注]沈悦、尹如歌：《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再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无论是政论阐释还是社会生活，亦或是自然风貌、历史文化等题材，大多都将中国梦作为直接表现的主题或是隐喻呈现，例如，《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一带一路(系列)》《海上丝绸之路》《将改革进行到底》《辉煌中国》《中国梦 中国路》《百年潮 中国梦》《中国梦365个故事》《筑梦路上》等，将高度抽象的政治话语实现影像化的呈现，实现了国家形象话语的符号媒介转化。

自2000年后，中国纪录片在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上不断演进与优化，以《大国崛起》《复兴之路》《再说长江》《故宫》等央视大型纪录片为代表，呈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纪录片作品，加之2010年国家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2011年成立的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对于纪录片建构中国形象形成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媒介逐渐成为中国大众的社会认知来源，它表现为在国人所熟知的社会经验以及社会研究方法论视阈下对国内受众以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引，并将其统一于社会“生活世界”的范畴之中。媒介也不仅是技术逻辑上的话语体现，而且是将中国的社会现实引入自身文本语境的手段[注]Tsan-Kuo Chang，Jian Wang，chih-Hsien Chen，“News as Social Knowledge in China：The Changing Worldview of Chinese National Media”，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4(3)：pp.52-69.。媒介对于中国梦的解读已成为当下阐释民族精神的镜鉴，亦是中国对“自塑”国家身份所彰显的不懈追求。放眼全球视角，中国梦话语设置了新的中国身份集体表征与全球性媒介事件，成为全球各国及其大众媒介管窥中国声音、中国现状以及中国理想的重要文本。中国梦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认识当代中国的一把钥匙。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和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中国国际形象的丰富和提升都将与中国梦密不可分[注]习近平：《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151页。。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纪录片题材对于中国梦的话语言说日益丰富，在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生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推动下，当下的中国纪录片将官方政论、民间话题、历史回眸、社会民俗、个人追求几乎都囊括在其叙事话语之中，从多维度言说中国形象以及打造中国梦的全球想象空间。

二、中国形象及中国梦话语的现状与困境

国际话语体系仍然处于“西强我弱”的格局，而中国作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历史完全迥异于西方国家的“他者”，时常遭遇自身话语言说的曲解与误读，陷入各种话语陷阱，从而造成国家形象的解构、碎片化。视觉性场域是政治性场域的延伸与扩展，国家形象是大众传播媒介利用影像符号所制造的“新闻幻觉”[注]W.Lance Bannett，News：The Politic of Illusion，New York：Longman，2005，pp.34-38.。因此，作为打造“融通中外”话语体系之一的视觉媒介，纪录片是中国梦话语走出国门的影像载体，通过影视语言通俗易懂、不易被西方媒介机制解构甚至重构的优势，成为当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声像指南”。詹姆斯·W.凯瑞认为，纪录片在传播中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与“仪式秩序”(ritual order)[注][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1页。。所谓的“仪式秩序”其实就是一种既定的文化秩序。中国形象的传播面临着西方文化霸权的挑战，特别是西方社会在其现代性思想的推动下建构了“西方的中国形象”，并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自身掌握较为丰富的媒介资源以及国际话语权，从而确立了自身的存在感与优越性。从中国近代开启救亡图存的道路伊始，“西方的中国形象”总是如梦魇般与中国“自塑”的国家形象产生某种权力关系与传播互构的过程，并对中国话语的本土叙事产生了连带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其对中国形象基于自身“意识形态谋略”的想象，始终置于“异域他者”的位置，对“中国话语”的跨文化传播造成了历史动态性以及空间多元性的遮蔽。究其原因，有其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价值观以巩固其国际话语权的图谋，然而更现实的原因需要从中国国家形象话语本体的话语文本叙事逻辑来探析。

(一)中国形象建构的自身社会历史因素

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依靠“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加之西方现代性思想与技术的引入，西方国家作为中国大众认识自身的媒介镜像，激发了其急切的救亡图存之心。中国形象的主动建构其实就是实现国家间“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但中国形象的“自塑”以及他国对于认识中国形象的“编码-解码-再编码”的过程总是遇到重重问题，与中国本身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形成巨大落差。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国在近代长期处于落后、封闭、停滞的状态，为西方国家塑造“意识形态谋略”的负面话语提供了理论依据。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问世，该书表达了对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百姓萎靡的担忧，预示着中国形象在西方国家大众美好想象中的“异域的乌托邦”形象开始逐步消解，同时，西方国家在现代性思潮的引领下拉开了资本积累、精进技术以及全球殖民的序幕。更重要的是，这时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也渐渐确立了其作为权威话语的主体地位，西方文化霸权话语至今影响着中国形象的国际表达和对自身的形象塑造。

其次，中国形象的自身言说与预期传播效果产生较大错位。中国形象“自塑”的意识觉醒伊始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然而，由于受国内政治“刚性话语”的束缚，中国形象与其客观现实始终存在偏差，始终对外展现为权威、亢奋、激进的话语表征，当时的纪录片也为诸多人士诟病，被称为“形象化政论”，而对外传播的方针始终将中国形象与国际政治挂钩，缺乏对中国现实以及民众、社会文化的客观言说。而在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的抵抗性话语时，没有考虑到西方社会对其符号表征的再解读与再编码，使得随之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等一连串西方负面话语绵延至今。

(二)国家形象研究方法论的局限

国家形象作为涉及多领域、多面向的一整套符号表征系统，从最早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对国家形象的摹写到如今较为流行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研究方法纷繁复杂，将诸多学科的特色集于一身。目前，国内较为常用的是后现代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该研究路径以前文提及的《东方学》为代表的“东方主义”思潮对西方文化霸权作出了诸多批判，试图以一种新生力量瓦解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然而，面对发达工业社会成就的总体性，批判理论会失去超越这一社会的理论基础……由于批判理论的范畴是在这样的发达工业时期得到发展与改良的，在这个时期，否定和颠覆应体现在有效的社会力量的实际行动中[注]Herbert Marcuse，One 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London：Rouledge & Kegan Paul Ltd.，1968，pp.6-7.。而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必须借助本土才能发挥效力，它不过是本土不同话语集团争夺符号资本的一个意识形态中心而已，它在这一表述中彰显的往往是本土自身的问题[注]周云龙：《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影响/被影响的关系，单纯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试图解构或者重构西方霸权话语只会加剧以“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为前提的零和博弈的关系，从而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怪圈。

杜赞奇认为，中国虽在近代以来遭遇到西方国家的侵略和掠夺，但自始至终从未在殖民主义思潮下丧失其“主体性”[注][印]杜赞奇：《文化、权力与民族-国家——杜赞奇教授访谈录》，《学海》2000年第6期。。哈贝马斯从“文化”“社会”“个性”三个维度出发，认为人类在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过程中发生互动，交往行动是一个与语言、文化的符号世界互动的过程，语言和文化构成“生活世界”的基本因素[注][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洪佩郁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175页。，并在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阐释了“主体间性”的概念。认知对象国与他国之间的“主体间性”或更确切的说是“文化间性”的批判性视野是目前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所缺乏的思维路径。

(三)“一带一路”复杂的媒介生态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所囊括的国家和地区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涉及多个民族、国家、文化以及传播场域。这就在传播的广度、受众面、有效性上对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的“新概念、新方法、新范畴”给目前中国尚不完善的对外传播体系指明了其发展方向。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在其跨文化传播的奠基之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强调了文化间传播中的高、低语境。“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高、低语境的差别可谓此起彼伏，成为了实现“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的一道屏障。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空间或经济战略合作概念，亦属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的文化影响力的范畴，文化的传播是其战略架构的内在灵魂。中国纪录片逐步深入对“一带一路”题材的挖掘与展现其对于丝路文化与中国形象的影像化表征，给沿线的受众起到了一定良性传播的效果。然而，对于“一带一路”区域的影像传播，国内除了在2017年成立“一带一路”媒体传播联盟以及央视纪录频道，鲜有国内其他媒体机构参与其中。过于依赖官方媒体，这就缺少了吸引公众政治参与的叙事技巧，难以提高丝路沿线受众对于政策的理解度及对于政策的认同感，最终导致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又回到了过去“异域的他者”的位置。

(四)中国梦话语的嵌入问题

中国梦作为目前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表述与文化图景，是考量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重要路径，也是让世人理解与传播中国价值、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作为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话语表征。李普曼认为：“影像始终是最可靠的观念传达途径，其次则是能够唤起影像记忆的修辞话语……为了使远处的情形不至于成为在注意力边缘上摇曳的模糊形象，就应该把它转换为影像来表达，使受众能够看到产生认同感的机会，否则就只能使极少的受众在很短的时间里感兴趣”[注]Walter Lippmann，Public Opinion，New York：Simon & Schuster Inc.，1997，pp.123-125.。纪录片在彰显国家形象之时，其叙事元素之中蕴含中国梦的话语言说是其应有之义。讲好中国故事，要不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阐释好民族精神、以讲好中国梦为核心统揽全局。然而，就目前纪录片的现状来看，中国梦话语还未与纪录片媒介充分有机结合，中国梦叙事尚待改进。

以近年中国梦为主要话语表征的中国纪录片为例，虽然有《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辉煌中国》《航拍中国》等围绕“一带一路”以及中国梦话语所制作的优秀作品，但是，在激发国内受众对于自身形象认可的同时，对于作为镜像的他国，如何让丝路沿线的观众理解其中的叙事内涵，与沿线群众互动的传播较为匮乏；传播内容具有浓郁的官方说辞，而对自身的民情、困难、未来预期较少涉及，导致在对外传播时经常发生“不知如何说”“说了没人听”“听了传不开”的困境，从而陷入“话语贫困”的误区。

(五)新媒体对于中国梦话语本体的影响

微博、微信、抖音、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受众参与中国梦话语建构的“舆论传播场”，在为中国梦言说国家形象提供多元、丰富的话语建构资源的同时，也为中国梦话语主体的错位陈述与解构埋下了隐忧。话语往往在与其他话语的共谋和争斗中得以界定，因此话语会随着社会中其他话语的出现或消亡而发生变化[注][美]詹姆斯·保罗·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杨炳钧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页。。在充满后现代意味的新媒体环境下，话语生产逻辑的变迁与重构将会愈演愈烈。纪录片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导致了中国梦话语展现的多元化、去中心化、反权威性、可拼贴和解构/重构性。例如，在网络平台播出的纪录片《猎奇笔记》《蓝色星球2》《了不起的匠人》《塑料中国》等作品与电视媒体所展映的中国梦叙事产生了一定的话语建构偏差。值得关注的是，培育IP、开发IP市场成为新媒体纪录片的发展趋势，加之与BBC、Netflix、ITV等知名海外媒体合作，形成了对电视上星纪录片的冲击，虽然提升了纪录片的主体地位、收视率，满足了部分国内年轻受众的观片热情与海外猎奇的心理需求，但对于中国梦的话语以及国家形象叙事的传播生态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中国梦影像话语的多维建构

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对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全面考量，以顶层设计的高度从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与美好理想出发而构筑的“世界梦”，在输出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对于展开公共外交、增强国家话语权、修正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偏差起到了积极作用。纪录片作为叙事媒介，将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的权力实践转换为影像叙事话语的形象表达，是“融通中外”话语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中国梦与纪录片叙事的结合亦是国家理论与视听媒介的又一次重要尝试，其通过柔性传播的形式，有望构建不分“自我”与“他者”的文化价值观及美好世界图景。中国梦的影像叙事将中国梦作为“一体多面”的民族想象共同体进行多维呈现，进而构成中国梦叙事话语跨文化传播的影视母体。

(一)宏观“梦”的双重观照

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开始进入观众眼帘，这些纪录片多方位立体化的呈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对民族历史记忆进行深度挖掘，对国家形象的宏观叙事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作为当时独特的“新纪录运动”，对于社会穷苦、边缘的普通人，以及平常事进行客观记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个人化的独立或半独立纪实形式，并与宏大叙事的专题片产生鲜明对比[注]Yingchi Chu，Chinese Documentaries；From Dogma to Polyphony，New York：Routledge，2007，p.33.，是一种对社会底层群众生活状况的客观记录。对于宏观、正面、不容置疑的中国政治形象而言，进行了一定社会客观现实元素的补充。这两种纪录片叙事范式造成了国家宏大叙事与普通大众微观叙事的纪录片叙事价值逻辑的断裂。

自融媒体时代开启，纪录片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与建构亦再度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如今在官方语境下，中国梦被阐释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等抽象化了的代名词，而对于宏观政治政策的表达逐步采用公众政治参与的视角，将政治构筑于各国的文化认同与传统之上，才会积极打通宏观叙事与平民化叙事的阻隔。对于“一带一路”纪录片而言，将中国梦的言说通过视觉语言的传达吸引公众参与政策的讨论并引起共鸣，是纪录片“说梦”的叙事策略之一。例如，《远方的家 一带一路》第84集中，主持人与摄制组一起来到国航员工曼萨的家中，以“去政治化”的影视语言将巴基斯坦的风俗、衣食住行及民族文化加以多面呈现，从饮食、穿着、出行等细节，展示出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民族对于自身“梦”的向往与追求，使中国与巴基斯坦等丝路沿线国家坚定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信念。再如，《穿越海上丝绸之路》以宏大叙事的微观视角阐述了32个典型普通人物的故事，并加入了国内外知名政要的政策解读，从普通大众的视觉具象化解释中国梦，以及对“一带一路”等政策的抽象化、理论化，从而避免了纪录片宏大叙事的空洞感，有助于将官方与民间叙事价值断裂的鸿沟加以改善。

(二)微观“梦”的宏观彰显

中国梦亦具有社会大众话语系统的概念，具有平民化、形象化、故事化、通俗化的特征。“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纪录片将意识形态、抽象化、理论化的国家政策进行文化符号转化与再编码，进行平民化的微观叙事。简而言之，就是将抽象的政治性“议题”转变为广大群众所熟知的社会性“话题”。本研究认为，“微观叙事”应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类为纪录片外部形态的微观叙事，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喜欢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的年轻受众的观片习惯。例如，从2005年拍摄的《故宫》到《故宫100》再到高热度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及其电影版，从形式上将威严的故宫宏大叙事转变为每集介绍故宫多个空间的纪录微短片，第二类是构成纪录片元素的微观呈现。例如，现象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第一集《自然的馈赠》通过交叉叙事的形式将不同的食材及相应的菜肴对应，涉及云南香格里拉、广西、浙江、吉林、湖北、海南三亚等地的风土人情。而多个故事内在并无直接关联，影片通过“拼贴”形式，将不同元素组合在同一集中。又如，纪录片《辉煌中国》中以武陵山区的花田乡为背景，以主人公冉红兵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将费孝通笔下乡土社会中所倡导的“传统就是经验的累积，能累积就是经得起自然选择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7页。经验，转变为对于花田贡米种植技术的运用，并对全乡经济收入的提升进行了立体呈现，展示了科技进步与制度完善对于提升中国人的获得感、满足感与幸福感的有效性。通过微小人物立体多面的生活化讲述，形成普适性话题的集体记忆表征，进而激发中国人记忆深处的文化聚合、实现国族认同、维系国族想象。从中预示着中国梦不单单是国家宏观话语的言说，也是中国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需要追求的共同梦想。

(三)说“梦”话语的跨媒介涵化呈现

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影像内容在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等媒介交替传播。这样的跨屏传播不仅有利于拓宽视听内容的传播渠道，而且打破了电视媒介的统治地位，新的纪录片传播秩序悄然生成。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及其与视听媒介的结合和延伸是近年纪录片发展的新趋势。“互联网+纪录片”“泛纪录化”“泛文化化”的模式理念使得纪实短视频、微纪录片等新纪录片形态在2016年“直播元年”以来迅速勃兴。2017年短视频APP行业用户突破4.1亿，同比去年增长率达到116.5%，短视频用户同比增长率更是达到令人咂舌的311.3%，短视频已成为当下最让人瞩目的黑马[注]张同道、胡智锋：《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8)》，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8年，第15页。。如图1所示，截至2018年6月，网络视频用户达到6.09亿，占网民总体的76%；手机网络视频用户达5.78亿，占手机网民的73.4%，未来也将保持较高速的增长态势。[注]资料来源：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3/t20180305_70249.htm.

图1数据来源：CNNIC第41、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从中可以看出，网络视频移动化、精品化、生态化将逐步深层递进，纪录片将形成其独特的网媒生态。对于纪录片受众而言，电视受众向新媒体平台转移、分化并逐步扩大，其影响力已涉及到更加多元化、碎片化的群体。受众注意力从电视被分散到不同的屏端，视频内容尤其是电视节目的跨屏传播为实现内容的价值增量提供了新的途径[注]刘燕南、张雪静：《跨屏受众收视行为测量：现状、问题及探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8期。。从较早的《河西走廊》再到《辉煌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在新媒体平台的播映，为纪录片网络议题的设置及青年受众所关注的中国梦话语诉求提供优势平台。例如，纪录片《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在制作过程中不仅有48分钟标准版，还针对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粉丝用户等用户群特别独家制作了4分钟速览版，这对中国梦及国家形象话语的“涵化”传播效果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了不起的匠人》《寻找手艺》两部起初在新媒体平台推广的纪录片作品，从匠人的文化传承与审美表达以及寻找传统工艺者的经历来展现中国文化，分别从优酷网、哔哩哔哩两个新媒体平台播出，却实现了从网络传播到主流电视媒体传播的“反哺”过程。纪录片借助新媒体推进市场化作品，进而进入主流媒介进行推广的趋势，今后在媒介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也将愈发频繁。

在电视媒介试图拓展网络空间的同时，纪录片也在网络媒介中寻找构架中国梦话语集体表征的契机。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China：Time of Xi)《对望：丝路新旅程》《超级工程(系列)》《创新中国》《神奇的中国》《华彩中国》等蕴含中国梦话语的作品和栏目，不仅改变了纪录片“意识形态化”的软肋，从“宣传”转变为“传播”，在国内通过广泛传播获得国内受众认可，而且证明了内容表述策略以及创作手段的精进是纪录片实现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例如《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5年》就采用了更为亲民化、更易为西方国家受众接受的叙事方式，并且摒弃了中国对外政论片解说词“先入为主”的主观言说，借助更为生活化的表达，将中国五年来的长足进步展示给全球观众，打造了纪录片“文化外交”传播新视野。该片对于中国梦文化内核的表现及其更具国际视野的叙事语态的深入挖掘，做到了“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为今后纪录片跨文化传播起到引领作用。

(四)筑“梦”话语的本真凸显

在部分西方媒体的眼中，中国对国家形象的建构是具有政治布景的刻意宣传，是国家“幻象”而非真实形象。齐美尔提出的“陌生人理论”就将文化差异和文化陌生感视作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因，“陌生”成为了跨文化传播的中心词。[注][德]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0-48页。。国家形象及中国梦的跨文化传播应从更符合他国受众视角的角度出发，方可实现交流的互动。

在筑“梦”话语中，最具真实感的中国形象便是对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的记录，《零零后》《镜子》《中国人的活法》《人间世》《生门》《拉林河畔》《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梦365个故事》等关注普通百姓生活百态以及中国发展进程中现实困难的纪录片，便展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风貌，以及国人当下的心境与情感。《零零后》通过连续10年的追踪拍摄，重新审视了当下家庭的教育问题、二胎政策以及亲子关系；《生门》通过40多个家庭和产妇的真实故事向观众诠释了中国真实的医疗状况，以及，生命诞生过程中的残酷与温馨；《中国人的活法》秉承大主题、小切入、近现实、暖人心的创作理念，通过关注平凡人追逐梦想的奋斗历程，诠释了中国梦的话语内涵[注]张同道、胡智锋：《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8)》，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8年，第96页。；《中国梦365个故事》通过塑造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青年形象，为中国梦的传承和传播添砖加瓦。这些作品从本真的层面向外国观众剖析了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并且客观地呈现了中国筑“梦”路上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四、中国梦的跨文化传播与全球想象优化路径

上文已提及，中国形象长期在“西强东弱”的媒介格局下处于“他塑”的处境。因此，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是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一项长期且艰难的课题，须将其摆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国梦蕴含丰富，影响广泛，是当前党和国家倡导的国家话语的核心，是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精神内核，承担着重塑中国形象的重大使命，更是全球语境下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及他国对于中国身份想象的全新认识。就当下而言，当务之急是找到中国梦叙事话语与国际话语的契合点，优化和创新跨文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一)以“一带一路”为依托重塑国际话语权

“一带一路”不但是经济、政治合作共赢的宏大倡议，更是中国走出国门与世人共享中国发展成果的康庄大道。“一带一路”的前身“丝绸之路”秉持“和平、友善、互惠、共生共荣”的理念，得到沿途各国的广泛认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与中国梦话语所倡导的“共同复兴”异曲同工。面对丝路沿线复杂的媒介生态，首先，纪录片应科学地设置中国梦话语议题，并从中透露出中国和平发展、能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利益的主张。这必然能够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及国际社会舆论的支持，为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梦的话语权夯实认同基础。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正面元素，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并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议题，通过纪录片叙事传播为世界各国“共同复兴”的议题。纪录片《远方的家 一带一路》第5集《金融互联》中，纪录片通过更为形象的可视化数据及图形阐述，通过一系列直观数据和模型表现了中国对丝路沿线国家在金融、贸易上的帮助，以及对参与双边贸易的积极态度。以此彰显了“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追求睦邻友好、合作共赢，并竭力造福沿线各国百姓的重要决策，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之策，而非纸上谈兵。

(二)中国梦与国家理论的深度融合

著名影视研究学者陈犀禾指出在当代中国电影中最重要的理论话语是国家理论[注]陈犀禾、翟莉滢：《国家理论：电影理论中的中国学派和中国话语》，《电影艺术》2018年第2期。。中国梦作为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对当下中国电影，尤其是纪录片对国家理论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如今电影学界强烈呼吁“重写电影史”及建立“中国电影学派”的浪潮中，中国梦话语应是其中重要的理论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的讲话中强调，文艺要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与当代影视理论的结合，不仅强调了中国纪录片应当具备的体现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利益的纪录片内涵的本体论思考，也强调了其应当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避免中国纪录片的“自我东方化”倾向。换言之，其既强调了中华民族的立场和主体性，又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向心力的一环。

(三)求同存异挖掘叙事“刺点”

中国作为集体主义的“高语境”国家，对纪录片话语的言说应在中国特色中寻求中外观众都能接受的“平衡点”。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影像画面所具有的“知面”(STUDIUM)和“刺点”(PUNCTUM)[注][法]罗兰·巴特：《明室：摄影札记》，赵克非译，上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49-55页。观点可以看出，纪录片可通过这两点扩大其受众面和影响力。所谓“知面”就是影像的表层，或者说就是从影像中可以习得的所有具备普遍性的社会文化内容；“刺点”则是与人的个体相关，在影像范畴中，是囊括个体情感、认知、内心活动的刺激点，这个刺激点通过画面直击人的内心并发人深思。对外传播应注意“内外有别”以及“外外有别”。中国纪录片应在叙事元素中挖掘“刺点”所在，并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通过符合认知对象国所能接受的话语模式进行跨文化对话。例如，五洲传播中心先后与美国Discovery探索亚太电视网、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开办《神奇的中国》《华彩中国》栏目，并将符合美国受众认知的《寰行中国：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魅力中国：伟大的中国桥梁》《本草中国》等纪录片引入拉美市场，这些纪录片不仅能够让外国受众看得懂，更能让其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与历史文化，并通过画面中对中国文化的“刺点”叙事，深化中国梦话语的深层内涵以及美好愿景，形成了言说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国际叙事语态以及海外立体传播。

(四)提升“一带一路”话语平台聚合效应

在中国梦话语以及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中，中国通过他国对自身的认知与想象能能更全面的认清自己的形象。作为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现实路径，以当前备受瞩目的“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积极吸引海外知名媒体与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及中国梦的话语建构，是实现国家形象传播的极佳契机。20世纪70年代末，《丝绸之路》《话说长江》等影片开启了中日合作的大门，时至今日，以央视纪录频道为代表的中国媒体积极开创并组建国际顾问团队，例如，以雅克·贝汉、伊夫·让诺登等国际知名纪录片导演组成的顾问团队，从国际视野提升中国纪录片制作质量。而国内知名的媒体机构，如腾讯、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与BBC、NGC、ITV、Netflix、ARTE、NHK等世界著名媒体制作公司合作推出了如《蓝色星球1、2》这样受网民热捧的作品。2017年“一带一路”媒体传播联盟在北京建立、“一带一路”影视传播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以及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从设置“丝绸之路”展映单元到设计全新的“一带一路”电影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下发《关于实施“记录新时代”纪录片创作传播工程》的通知等，这些都将为中国梦话语在丝路沿线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广阔平台，为建构中国梦的全球想象空间提供不竭动力。

结 语

柏拉图曾道出人类认识世界的困境之处，他认为人类是一群“洞穴”里的囚徒，从未真正认识外部的世界，却将“洞穴”里外部世界的“光的倒影”当成是真实的世界[注][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节选本)，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0-165页。。进入媒介发达的现代社会后，人们依旧将媒体“镜像”当作是外部世界的真实反映，越来越影响大众的认知判断，并将其作为自身行动的依据。西方主流媒体对目标受众以及“议程设置”的媒介框架设置，不仅对社会舆论产生重大影响，还影响着世界的知识界、政经界、新闻界的中国国家形象“报道框架”。其中，英、美等西方主流媒体在传播技术、传媒人才、媒介经营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凭借此优势，他们可以顺利占据国际媒体传播的主要市场，从而“规训”和制约其他国家对中国形象及中国梦的异域想象。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引发全球想象的开拓之举，人民通过纪录片使得中国形象与中国梦主动走入西方视野。通过纪录片中国梦话语的跨文化传播，是在当前部分西方媒体遮蔽中国形象、塑造“中国威胁论”等负面话语逆境下的“柔性突围”，是通过“镜像”呈现出共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出中国梦的全球号召，共同构建世界人民美好梦想与福祉的有效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