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峰

周恩来曾评价龚澎“是一位极优秀的女性，没有谁可以替代她”。

一

龚澎是安徽合肥人，其父龚镇洲（原名龚振鹏），早年加入同盟会，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家、苏皖反清起义第一人，曾出任过陆军第三十五旅（时有“铁血军”之称）旅长，有“铁血大将军”的美誉。母亲徐文也颇通文墨，并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她是洋务运动的先驱者徐雨生的女儿、著名革命党人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

1914年10月10日，龚澎在日本横滨出生。因为出生在旧中国的国庆节，她最初起名“庆生”，后来改为“维航”。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后，龚镇洲被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龚澎在广州度过了安定幸福的童年，后又随父移居上海。1928年，龚澎和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姐姐龚普生同时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就读。1933年夏，龚澎考取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并在北平结识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同学，常与姚克广（姚依林）、王汝梅（黄华）、俞启威（即黄敬）等一起聚会，成为耀眼的学生会领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重要成员。

1935年“一二·九”学生示威游行后，燕京大学学生准备继续举行大游行。为扩大影响，制造舆论，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建议在游行之前，让当时在燕大读书的龚普生、龚澎姐妹于12月12日在临湖轩举行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除埃德加·斯诺以外，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还有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华北明星报》（天津）、《亚细亚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和《大学》杂志的记者。尽管和龚澎后来在中国外交部、日内瓦主持的外国记者招待会相比，这次发布会的规模可谓微不足道。但是，这是龚澎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亦是她数十年新闻发言人不朽生涯的令人难忘的源头。

经过“一二·九”的战斗洗礼，在晚清“太傅”陈宝琛的孙子陈洁（即陈矩孙）的介绍下，龚澎于1936年在燕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夏天，龚澎自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

二

1938年3月，龚澎成为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第一期学员，因英语流利，兼懂日语，深得毛泽东主席赏识，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的英语翻译。1938年9月，龚澎告别了延安，跟着彭德怀将军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本来她应当去沁县后沟村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但是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龚澎就被留下了，分配到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刘文华，并逐渐产生了感情。1940年8月1日，她与刘文华正式结婚，婚后不到一个月，龚澎就奉党中央之命前往重庆，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等职。但是她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对外活动中，龚澎一直都是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名义出面。虽然龚澎在大学期间学的是历史专业，也钟情于历史，但是在新闻发布工作方面却表现出难得的天赋。

当时，欧美记者云集重庆。龚澎发布新闻消息，向这些记者介绍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区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很多记者很清楚龚澎作为共产党人自然是为共产党讲话的，龚澎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是龚澎的话得到了时间的验证，因而受到外国记者的欢迎。对一些受蒙蔽蛊惑的外国记者，龚澎极为冷静，不卑不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耐心说服。龚澎所做的一切，很自然地赢得了记者们的敬重、钦佩。

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国民党的这种破坏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是一位对中共颇为友好的外交官，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凑巧龚澎在场，她立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真相和国民党的阴谋。结果，龚澎无形中成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回答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爱泼斯坦很感慨地说，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回忆说：“龚澎总是挎着她那满装着延安最新广播新闻稿的书包来到国际宣传处的外国记者招待所。整天为国民党新闻检查扯皮不休的西方记者们特别欢迎这种对立面的材料。她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外国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和趋炎附势者的城市里，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以他们的改良理想来揭露执政党的罪恶事实。”

龚澎以她对重庆的西方记者的了如指掌和她的幽默感，不仅仅是吸引了费正清，几乎那个时期的所有驻重庆外国记者都对龚澎怀有好感。他们对她的外表、为人和才能赞叹备至。

诚然，龚澎美貌绝伦，极富女性魅力。但是，龚澎主要是靠勤勉的工作、真诚的为人，靠几近严酷的自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来征服外国记者。许多外国记者赞叹地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

三

就在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中的灾难却接踵而至。

1942年，龚澎先是连续三天高烧不退，送至重庆中央医院治疗，后检查出是因注射器感染而致大面积化脓。开了一刀，挤出一大盆脓血后，高烧倒是退了，可伤口却老是不见愈合，她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在床上，不能动弹。接着，她的父亲龚镇洲又在桂林不幸去世。

随即，与龚澎成婚仅仅29天便匆匆分别的丈夫刘文华，在随军作战途中突发盲肠炎并引起腹膜炎，医疗条件本来就差，加之军务繁忙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一病不起，竟英年早逝！

刘文华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重庆。此时，龚澎刚刚遭受了丧父之痛的沉重打击。周恩来不忍心让她再受刺激，于是将这一噩耗暂时隐瞒了起来。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有一天，龚澎收到了一封来自太行战友、当年的燕大同窗吴青的信。吴青的丈夫何云为华北《新华日報》社社长兼总编辑，也是刚刚牺牲不久。为了互相慰勉，她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十分含蓄地写有一些诸如“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的话。龚澎敏感地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随即便去“周公馆”核实。

周恩来将刘文华不幸病逝的实情告诉了龚澎。病体初愈的龚澎无法承受这一系列的残酷打击，捧读着丈夫刘文华在临终前特意给她留下的遗书：“……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这字字句句，让龚澎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但龚澎毕竟是龚澎。“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留下来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她在给吴青的回信中恳求：待来春冰雪融化之后，请附近的同志和老乡帮忙，在刘文华的墓地种植一些小树。龚澎的这封长信以《纪念文华》为题发表于《新华日报》1942年12月6日副刊。

这年年末，龚澎结识了来重庆的留德哲学博士乔冠华。1943年9月，经过冯亦代夫妇的撮合，这对才子和才女结为伉俪，毛泽东赞誉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夫妇俩成为周恩来外交方面的得力下属。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龚澎担任翻译。次年，龚澎伉俪转移到香港，创办了《群众》周刊香港版，在香港生活数年后才北上。

四

1949年12月26日，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后经周恩来批准改称新闻司）司长，从此，她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是建部初期十几名正司级以上干部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外交部至今为止担任司级职位最长的干部。在1964年升任部长助理后，龚澎仍然主管新闻司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可供中央领导人参考的内部资料只有新华社编辑的《参考资料》。龚澎在新闻司创立之初就倡议创办了《临时通报》和《快报》等重要的内部刊物。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龚澎任内成功组织了外国记者1955年对西藏的采访和考察，还促成拍摄荣获第二届百花奖最佳长纪录片奖的《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等。

龚澎的开拓性功绩远不止这些，事实上，她最早扮演着“新闻发言奠基人”的角色，直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制度1983年正式建立。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她与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举行了多场记者招待会。1960年，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她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

1963—1964年间，周总理率中國友好访问团出访亚非拉十四国，龚澎是访问团的主要发言人。在抵达阿尔及利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某国电视台记者提出采访周恩来的请求，并希望中方付费，龚澎义正辞严地反驳：

“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我们不需要恩赐，在众多国家的电视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之后，贵国的电视台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了！”

龚澎是公众人物，出镜率高，又长期在领导人身边工作，但她严于律己，从不张扬。周恩来称赞她是“静如处子”。而在同事眼里，她就像老大姐。康矛召回忆时说：“她对人谦和，谈吐优雅，说话注意分寸，不随意渲染。”她对下级没有架子，从不说教。她以女性领导特有的温柔和细致关心司里每一位同事。许多年轻人称她为“良师益友”，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都愿意向她倾诉。她非常注意培养年轻人，认为培养新中国外交人才，是她应尽的职责。龚澎很爱才但她更看重德，她很重视一个人的品质，特别是在政治上。她强调：“作为外交干部，最重要的是立场坚定，不迷失方向。”她不止一次地对同事们说：“要了解国家的政策，才能知道如何同记者谈，才能掌握回答的分寸。最忌装聪明，凡不知道的就不谈，但有些问题也不能不谈，要掌握分寸。”

1970年9月20日，龚澎因患脑肿瘤终于走到了生命旅程的尽头。

龚澎去世后，周总理黯然神伤，不止一次絮絮地对龚澎生前结识的外国友人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抛去革命者的身份来说，龚澎更是个中国传统的女子，然而在动荡的时局下，她依然用孱弱的肩膀，承担起革命的重担，并让国际为之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