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吉（哈尼族）

收头发

来收头发的是元阳县沙拉托乡的彝族妇女。有两个三个结伴而来，穿着艳丽的彝族服装，像过节时走亲戚。她们一年来一次，也会来几次，不是同一批人。人们想，为什么一个村子的妇女都不安分干活，净是收头发。我们错了。沙拉托指的是一个乡，大着哩，我们却混淆成一个村子。我们两县毗邻，但村里谁也没有去过沙拉托，有多远的路，弄不清。问她们，沙拉托在哪里？她们朝东边指指。东边是一座大山接一座大山，鬼才知道是哪座大山。

“头发有吗？收头发啰！收头发啰！”初次到来时，大家一听说是收头发的，都蒙了。这世上干什么的都有，却想不到还有收头发的。头发又不可以吃，收来整哪样？肯定是有用处的，不然，不会老远八远地来了。她们会讲哈尼话。“可有头发？”男人的头发本来不长，理理就扫丢了。女人的头发，长是长了，可谁吃错药似的把头发搁起来。村里人通彝语，跟她们开玩笑：“头发有嘛。”“在哪里？”“在头上，要不要？”“现在就要。”她们笑嘻嘻地拿出剪子，装出要剪的样子。

收头发的肯定把心思用在收头发上。村人的心思用在卖头发上的，只是少数妇女。这几个彝族妇女，的确给大家带来的是节日的欢乐。男人们故意找出人群中的某个，问人家可不可以嫁给这个汉子。这个汉子是有老婆的，他也配合演戏，“看得上我，现在就去我家，杀鸡杀猪，我们两个热热闹闹办事。”“阿弟，你还没有我的娃娃大呢。”真正打光棍的，看这几个妇女个把好，有姿色，难免白日做梦，心痒痒的，眼睛不会动了，口水拉得老长。大家把他推出去，跟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碰手，他吓得跑进草棵里。那妇女便喊：“老倌，老倌，你不跟我回家吗！”跟当时很少出过远门的村人相比，她们是些江湖老手了。什么样的人、事不曾见过呢？一点男女间的玩笑，反而消去了她们旅途上的劳顿。

她们的背箩里，头发是收了些，不多，轻飘飘的，会值多少钱？好在，一个社会闭塞的年代，穷人们并不以钱认人，只要她们走进家里，就会给她们吃饭、住宿，不收一分钱。

她们在我们村，也收得了些头发。有些妇女，梳下来的头发，剪下来的辫子，不跟垃圾倒出去，藏在旮旯里，说是头发倒出去会伤身。见其他地方也有卖头发的，要是卖出去会伤身，就不会有人卖了。想想藏在家里也脏，它们已死去，不属于自己的身体了，不如翻出来卖掉，换钱给娃娃买糖吃。她们来的次数多了，妇女们会主动把头发积攒起来，一分钱也是钱。

在当地，沙拉托彝族女人，成了收头发的专用名称。尽管有的可能是其他地方的女人。有的人家娃娃哭了，一句“沙拉托收头发的女人来了。”会叫娃娃马上闭嘴。这句话不含什么吓唬的内容，娃娃可能是对她们有别于本地的服装、背箩、口音心生恐惧。她们的服装非常漂亮，她们一路带着春天行走。不知有多少男人的美梦跟着她们。

这应该是遗留在记忆边缘的陈年旧事了。我有时回家，殊不知会碰上收头发的，依然是沙拉托的彝族妇女，依然是精致的背箩，依然是艳丽的服装。似乎在表明，这世界依然精彩。

卖 药

卖药的是文山州的苗族妇女。文山的意思，村民更是糊涂了。听说很远，是红河州之外的另一个州。但大家虽是红河州人，本州有多大，同样摸不着头脑。用自己村子来比，只能说文山有天大了。我第一次听说文山，第一次看见苗族，第一次认识三七，全托她们的福。

她们也是用背箩背药，大包小包，根根草草，花花叶叶，还有细面，有的药，在我们当地也有。她们自己说嘀里嘟噜的苗话，跟我们说一种叽里呱啦的汉语，近似我们熟悉的河坝傣族的声音。细听，虽不是全听得懂，村里会说汉语的人还是交流得上的。她们的服装镶满花边，个子小小的，像站立的冬瓜。人员通常是两个，可能是师傅和徒弟。听说，文山那边的苗医医术厉害，人们对她们自然多了几分敬意。她们不是明码标价，买什么卖什么。她们是看病配药。村里免不了老老少少的病人，在那棵遮天蔽日的万年青树下，像前来开会，陆续有人集中。人家医生在那里铺开大红布准备摆摊，村里擅长吹牛的喇叭，开始广播：有病的快点出来，这些医生是从天上下来的，你们见过她们吗？吃了她们的药，病就会从身上摘果子一样摘掉。这宣传狗屁不通，但效果是明显的。病人病歪歪的来，不是病人的装成病人来。

草药摆开后，整个村子都是一股浓烈的清香。仅仅闻着，对人的身体可能都有好处。

主要看病的医生是那位年纪大些的妇女。坐在跟小个子般配的凳子上，镇静下来后，让患者伸出手，号脉搏。这位奶奶或者大妈，眼睛半闭着，进入梦幻状态。看她的神态，一定是患者的血管有几股，心脏有多大，都摸清楚了。然后叫人伸出舌头，仔仔细细地观察色彩、颗粒、口水等等。但要回一阵神，不急于说病情。这短短的时间，病人紧张得身子发抖，脸上冒汗，没病还好，万一说出什么怪病，可怎么得了。苗医对有的说气虚啦，对有的说湿气重啦，对有的说肝火旺啦，每个人的身上可以说出不同的病因。人们听得云里雾里，面面相觑，不知自己得的究竟是哪样怪病。对每个人开出的药亦不同。吃法不外乎熬炖。管他得的是哪样病，按苗医的吩咐喝进吃进肚子再说。既然信过鬼神没把病治好，信苗医瞧瞧。钱收得少，超过一块都是大钱了。人们掏钱时还是心疼，但总比病疼要好。

有些不会生育的家庭，估计是想苗医有回天之术，想打听一下是否有这方面的药，但又不便在公开场合吐露隐私。男方悄悄把人叫到一边，贴着耳邊嘀咕。或许她们无能为力吧，小声小气地解释。

有的手闲东西痒，问人家是否有不会死的药。苗医说，我不会头朝下走路，我会头朝下走路了，就可以给你吃不会死的药了。

我的大妈，多年的老病号，要死要活的。好的死去了，她却活着。苗医来了，她无一例外是求医的积极分子。她的病，是顽固不化的头晕，白天也可以晕出多少星星。自然是要号出一大串病因，再跟上一大堆药。大妈吃药比吃饭多，她还没有失去“可能会被哪副药吃好”的希望。苗医的药重复吃，不见起色，她感叹，世上为什么没有适合她的药？

有一次，我大病刚好不久，家里跟苗医买几个三七，炖肉吃。苦凉苦凉的味，至今在我的舌头上还能感觉出。

我们这些孩子，把苗医把脉时说的某句话，听成“鸡骨鸡蛋，鸭骨鸭蛋。”有好几天，口口声声都把它挂在嘴边，像念咒语，见着人念，见着树念，见着石念。念到几乎到了中邪的地步。

病好了的，夸苗医医术高明。病不好的，说是钱被骗了。

苗医在我们村没有住过。接近傍晚，她们收摊后，一阵风似的，飘去其他地方。

苗医来过几拨，都是妇女，人不同。由于身材、面目特点明显，其他族的想冒充，也冒充不了。

曾经有段时间，我对医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也许跟自幼见到苗医不无关系。

炸苞谷

炸苞谷的师傅是外乡的成年男子，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都是一个人来，会选在冬天。这时，人们减少了劳作，懒洋洋地放松疲惫的身心。炸机是土制的，工艺粗糙，一头安时间表，其实看不出几分几秒，凭经验掌握吧。一头有手摇柄，像烤一头动物，有节奏地慢悠悠地翻来翻去的摇晃。中间是圆圆的大肚子，用来装苞谷，一次可以装好几斤。初来乍到时，炸苞谷的人在人集中的地方，用哈尼话喊上几声：炸苞谷啰！他不是哈尼族就是彝族。不喊，大家也知道这家伙的目的。要是某家热情的主人，把师傅领到自家，炸苞谷的地点就选在宽敞的院子。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会来干扰的畜禽撵走。这里就成了一个比节日更有魅力的地方。

平常，特别是冷天，比猫馋的我们这些山娃，总爱把干苞谷籽剥下来后，埋在滚烫的灶窝灰里，觉得火候差不多了，用细柴扒开，飘出一股带煳味的香味。多数只是烧熟，个别的会炸开，趁不注意，“啵”一声，爆炸出一团浓灰。管它沾不沾灰，我们直往嘴里塞。卫生不卫生，也不是我们考虑的事。一个人嗑得满屋咯咯响，一群人就更嗑得满村闹鼠害。但越嗑越馋，屙出来的都是消化不了的黑黑的苞谷，那胃就像镶了一层石头。

自然，来玩炸苞谷游戏的都是孩子们。其他没有，家家有的是苞谷，你一小盆，我一小碗，手里捏着跟父母磨破嘴巴得来的几角钱。大家像看打仗的电影，激动得跳的跳，叫的叫，甚至有的男孩以骂脏话、动拳头来表达心中的火焰。师傅受了感染，笑着，娃娃，娃娃，好玩吗？我们齐声喊，好玩！有的把偷来的一句汉语用上，狗日的，好玩。排好队，炸苞谷的战斗便拉开了序幕。苞谷倒进了炸机，师傅按程序开始操作。这个破东西，会叫苞谷开花，神了，神了。我们的眼睛、心里的所有好奇，全都贴在炸机上。这一时刻真长啊，怎么还不响。谁都不说话，静得相互听得清各人咚咚的心跳。突然，师傅喊出“可以了！”接着，他在哪个零件上拉了一下，啵，一声院子抖动的爆炸，苞谷在铺好的席子上炸成了一堆白花。大家扑向苞谷花，能抓一把是一把，直往嘴里塞，堵得喘不过气。大家都有机会炸自己的苞谷，却图的是共同争抢的那份欢乐。这就忙坏了主人，一身扑在席子上，边用上狗屎臭的话，边挥手蹬脚，拼命护苞谷花。直到轮着另一个上场。同样的戏又重演。有些实力弱的，苞谷花几乎被抢光，这人只好哭着回家拿苞谷。但对女孩子，男孩子们是不会乱抢的。都想装成汉子，讨得人家的欢心。

那几天，凡走过大街小巷的娃娃，衣袋里装满苞谷花，牙齿吃白，肚子吃鼓。吃完了，但人家炸苞谷的早已走了。什么时候还会来呢？等着。等了几年，炸苞谷的还是没有来。这批人长大了，慢慢忘记了曾经有过炸苞谷这回事。再后来的娃娃，想吃哪样，去街子上买，很方便。

我到城里工作后，认识一位我们一个县的老乡大哥。当年，他四处奔波，什么能喂饱肚子的活计都干过，包括炸苞谷。我问他，来过我们那边吗？他的家乡离那边远，他的足迹还没能到达。

另一个时代开始了，用不著再炸苞谷。

我已经记不得炸苞谷的师傅的模样了。唯独忘不了的是，那张嘴巴很能讲，除了激发我们多来炸苞谷花的兴趣，他讲的都是外面神乎其神的事。村里最厉害的嘴巴，在他面前，半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从那时，我没有吃过苞谷花了。

照 相

我见过父亲和伯父合照的一张黑白照片。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以土基墙壁为背景，外来的照相师傅照的。兄弟俩都戴帽子，我父亲的上衣袋还插一支水笔。有老人记得，外来照相师傅进入我们村里是50年代中期，刚见相机时，人们还有几分担忧，怕魂被摄走。我记事起，大凡逢年过节，常可见一男或一女，背着相机在当地的村寨轮流转悠，为节日增添一道耀眼的风景。那身上背的东西，很是神秘，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首先是背得起这东西的，不消说，不是一般的人，有钱，这是肯定的。在当时一片穷，以穷为荣的政治气候中，穷鬼们狗屁不通地理解，有钱人不是坏人吗？暗地里却对人家羡慕不已，谁不想过好日子！另外，人家的那副走路、说话的神气，连一向高嗓门的狗都知趣地在一边沉默。见惯了照相后，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不会以为相机把灵魂抓走。不过，初次照相的人，尽管他们是成年人，明白别人照相并不伤害身心，却难免有些紧张，害羞，莫名其妙地担忧。在相机面前，神情要被师傅摆正多少回才恢复个人的本来面目。

有的老人，在排除了照相会不会折寿的顾虑后，穿上一身庄重的黑衣服，满脸的沧桑记录进了这么简单的一张纸上，在后人眼里就留下来一部厚重的苦难历史。最热衷于照相的，是姑娘小伙子们。岁月是不饶人的，他们要把美好的青春永远留下来，在老时看看年轻时神采飞扬的模样，就能够有一声声意味深长的感叹。他们在平时攒点钱，钱比用在青春的记忆上还有更大的价值吗？他们有单独照的，合照的，无一例外，那表情根本用不着师傅指指点点，他们早就在私下排练好了。衣服呢，平时舍不得穿，在关键时刻用来作“本钱”的那套穿上，有的实在穷，没有一套拿得出手的，跟别人借，临时穿一下，却美了一生。人看衣裳马看鞍嘛！所以，姑娘小伙子的照片上，没有一张不是灿烂的。即使一个人并不漂亮，照出来却可爱十倍百倍。情侣间不好意思在村里合影，只能跑到别处去照。娃娃们的任务是凑热闹，谁照相了，团团的围成一圈，傻乎乎地笑，痴迷得拖一长串鼻涕。我们多想照一张啊，可谁家的娃娃，能有这福气，只能在梦里，照上一张又一张。

到了1980年，16岁的我，成了小学教师。那年哈尼族大节十月新年，县城里的照相师傅来了，在我们村里小学校球场，穿上节日盛装的许多人都在照相。这时的生活条件改善多了，我们兄妹四人照了一张合影，最小的弟弟才两岁，没能留下他的光辉形象，长大后他可是我们中最帅的汉子。我一直把这张照片保存得好好的。照片上的我，看得出是经过一番精心打扮的，手表露在衣服袖子外面，手表是父母买给我，作为参加工作的纪念。弟妹们眉清目秀，一副快活的童真。有时翻出这张照片，我的眼睛就会发潮。岁月会过得这么快，我们都是吃过多少苦的中年人了！

当时照相是用胶卷，师傅不可能轻易浪费一张。照相师傅只有按要求，达到了标准，才会按下快门。照片有通过邮政寄的，有托人带的。他们很讲信用。但是，也出现过某人咔嚓咔嚓按了大半天，钱也收了，饭也吃了，人走后，照片却打了水漂。人们无奈，只好骂几句完事。

我印象最深的照相师傅是红河县城来的一位大妈。她的丈夫是县城迤萨东门照相馆有名的师傅。大妈为人随和，总是笑眯眯的。她照得好，照的相没有一张漏掉过。现在可能她已不在人世了吧？

照相技术飞快普及。现在，除了特殊需要的照片，谁也不需要出钱让别人照相。白照人家也不愿意。我回家时带相机，只是照照那些感动着我的风土人情。

烤甘蔗酒

生产队在热区河谷有两大片甘蔗地。甘蔗生长期间，由上年纪、干不了重活的男人看护。甘蔗成熟期，抽出一部分壮劳力住在地里，砍甘蔗，抬甘蔗，榨红糖。甘蔗渣是现成的烤酒原料，在当时缺粮食烤酒，又无处可以买酒的情况下，对于多数成年男子都喜欢整酒的村子，这无疑是一笔不可小看的财富。村里没有技术过硬的烤酒师，便从离三个多小时路程的甲寅乡甲寅村，请来一个叫郭机才的师傅。那是哈尼族最大的一个村子。郭师傅50多岁，烤酒方面声名远扬。他戴一顶灰色咔叽帽，穿一件哈尼族对襟的土布黑衣服，为人厚道，嘴巴一直說个不停，跟他在一起干活不累，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甘蔗渣用铡刀切碎后，拌上酒药，埋在几个大坑里。到发酵期满，可以倒进几个特制的大甑子里，柴火熊熊，开始烤酒。郭师傅对自己的手艺把握十足，他确实没有出过差错，每甑酒都是上品。烤酒的日子，是一个庄严又欢快日子。在别处干活的男人，只能在幻想中过干瘾。在甘蔗地的男人，则是名副其实的神仙了。一点火，开始烤酒，愁眉苦脸的人，如发大财，脸色鲜艳起来。随着酒味一分一秒地从甑子的蒸汽丝丝缕缕飘出，人们的精神像气温渐渐升高。哼的哼，舔嘴巴的舔嘴巴，眼睛放光，用各人的特殊“症状”等待出酒的时刻到来。

酒终于烫呼呼地奔流而出。人们哦嗬哦嗬，把出酒口围得死死的。刚出的酒度数高，只能待冷却后兑冷开水喝。有人馋昏了，等不得冷却，端起土碗吱吱吱灌下去，脖子冒烟。大家可以喝时，炒碗黄豆，抓碗酸菜，酒有的是，想喝多少都行。酒量好的，顶多是脸红脖子粗，说话颠三倒四;酒量弱的，尽管贪，“人不醉酒，酒醉人”，有吐出胆汁的，有跟石头打架的，有号啕大哭的，出尽各种丑相。郭师傅会喝酒，但他很有节制，一小口一小口地品，为自己高明的手艺，不动声色地得意。看着一个个比公牛壮的汉子被搞翻，他在一边冷静地说，酒是水，但比水厉害，长尖牙齿，会咬伤人呢！

后来，甘蔗增加，烤酒量增大，郭师傅从阿扎河乡喊来一个叫李永周的眉清目秀但很结实的小伙子，做他的帮手。有次放暑假，我和另一个小伙伴住在甘蔗地放牛。我记得李永周方正脸，理平头，很能说话，跟人争论不占上方就不让步。他很勤快，除了当烤酒的助手，什么活计都干。有晚点火把去田里拿泥鳅、黄鳝，我们走在田埂上，他在田里，一把割草刀，每砍下去一次，就抓上来一条黄鳝或泥鳅。有时他用手捉，野物别想逃出他的手掌。那晚装满了一脸盆。

郭师傅和徒弟的报酬是，吃住不用钱，好吃好住招待。以酒的数量提成，他们再以酒卖钱。

集体下放后，不种甘蔗了，烤酒的历史自然结束。

我没有见过郭师傅，如果还活着，该有80多岁了。当年，他烤的酒，我只会筷子蘸着舔几滴。村里那些喝过多少甘蔗酒的老的人说，郭师傅烤的酒，现在一想起，嘴里就发馋。

李永周我见过。那时我20岁，在阿扎河乡政府工作。有次意外碰到他，样子变化不大，我一眼就认出，他愣一会儿后，突然叫出我的名字。我喊他叔叔，他邀我去家里玩，他的村子离乡政府不远。但是，不久我调到了远处，再也没有跟他见面的机会。

责任编辑 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