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引言

言语行为理论最初由英国语言学家奥斯汀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认为语言不仅具有描述、报道的功能，还具有施行的功能。他在《如何以言行事》中提出施行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是这种类型的句子或话语：“它们根本不‘描述’或‘报道’或记述任何东西，它们不是‘非真即假的’；并且说出这个句子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者是实施一种行为的一部分，而该行为通常并不被描述为或‘仅仅’被描述为说些什么。”[1]4简言之，施行话语指说话就是做事，人们说些什么就是在完成某种行为，或者经由说些什么做出某种行为。

奥斯汀把整体的言语行为层次划分为三层意义上的行为：“话语行为”(locutionary act)、“话语施事行为”(或译为“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话语施效行为”(或译为“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话语行为是“这种完全通常的意义上‘说些什么’的行为”[1]8，话语施事行为“亦即在说些什么当中完成的行为，与履行说些什么的行为相对照”[1]86，话语施效行为是指“说些什么经常甚至通常都会随后对听者、说者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或行为产生某些影响”[1]87的言语行为。

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师承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言语行为本质上来源于人头脑中的意向性，“意向性是表示心灵能够以各种形式转向、关于、涉及世界上的物体和事态的一般性名称”[2]83。简言之，意向性将人与对象联系起来，反映的是人与外界的关系。而语言就在于对意向性的表达和指涉，意向性需要通过语言来传达，从而创造事实。塞尔把语言与社会和制度性实在联系起来，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描述外部实在，而且还创造社会和制度性实在，“在制度性实在中，语言不仅用来描述事实，而且说来有点奇怪，它还部分地建构事实”[2]112，“述行语常常是创造制度性事实的。当美国财政部宣称它所发行的流通券是法定货币时，它便创造了法定货币，就像一个述行语一样。因为它创造了他所描述的事实”[2]112。

在奥斯汀这里，言语行为理论只是对日常语言中“严肃”话语的研究，他并没有把文学语言包括在内，因为他认为文学语言是虚构的，不能指涉实际的事物，所以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真正的言语行为，因而他把文学语言排斥在言语行为理论之外。塞尔则把文学语言看成是一种模仿和假装的言语行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过雅各·德里达、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乔纳森·卡勒等一些文论家的努力，文学语言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施行性的言语行为。他们用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和研究文学语言，使得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得到发展，开辟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21世纪以来，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在国内也越来越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如张瑜[3]在其《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一书中系统地研究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但系统阐述文学话语作为言语行为对人的塑造功能的研究成果却很少。本文将围绕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相关观点，在阐述文学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文学虚构性话语如何塑造读者和作者。

一、文学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

虽然文学虚构性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但仍可通过文本中具体话语——场景的描述、人物的心理和行为、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交往、环境的描写等等，建构想象中的文学艺术世界。文学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就在于文学话语创造了虚构的意义世界。张瑜在《言语行为理论、可能世界理论与文学虚构问题》中说：“文学学者大多不认可奥斯汀和塞尔的观点，而是承认文学虚构话语具有施为性，其以言行事功能就体现在生产、构建和创造一个虚构作品或世界。”[4]

文学创造和建构的艺术世界是通过具体的类似于现实世界中的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来施行的。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写道：“文学言语也是创造它所指的事态的……它创造角色和他们的行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开头写道:‘仪表堂堂、富态结实的壮鹿马利根从楼梯口走了上来，手里端着一碗肥皂水，碗上十字交叉地架着一面小镜子和一把剃须刀。’它不是指先前的事态，而是创造了眼前这个角色和这个场景。”[5]101“文学作品使思想、观念得以产生。”[5]101

文学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所创造的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可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比如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生活场景的设置可能和现实生活场景无异，人物角色的选取也具有现实的原型。这是因为作家以言行事的创作行为无法脱离一定的社会规约，“社会规约既规范着日常生活中人的行为，组织着人的社会关系，同时又规范着文学叙述活动(话语行为)，构建起文学虚构世界。社会规约是文学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建立内在关联的结构性要素。”[6]文学创作必须参照社会规约，作家可以遵从社会规约，批判和反思社会规约，但无法创作不涉及社会规约的作品。脱离社会规约，作家就无法塑造人物、讲述故事和建构文学艺术世界，读者也是根据生活中的社会规约来感知作品。因而文学对现实的“摹仿”“再现”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创造和建构行为，有时候是对现实世界的必要补充，甚至有时候是超越和反思。希利斯·米勒说：“文学作品并非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以词语来模仿某个预先存在的现实。相反，它是创造或发现一个新的、附属的世界，一个元世界，一个超现实。这个世界对已经存在的世界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补充。”[7]

塞尔把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归因于心灵的意向性：“通常，以言行事的行为必须通过意向性来执行。如果你不是意图作出许诺和声明，那么你就没有许诺或作出声明。”[2]134文学话语同样也产生于作者的意向性，正是创作者意图的意向性推动着他想象世界的建构。文学虚构性话语作为特殊的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建构的“事实”也是源于作者的意向性。只是这种“事实”不仅不承诺适应现实世界，而且通常不与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发生直接的指涉关系，但文学以言行事建构的虚构世界也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这个虚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文学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可以产生文学以言取效的言语行为，即文学话语会对现实世界中的读者和作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和塑造作用。

二、文学以言取效行为——文学塑造人的机制

按照奥斯汀对话语施效行为的定义，文学以言取效行为包括说者的言语行为对听者产生的影响和对说者自身产生的影响，因而文学以言取效行为对人的塑造既是对读者的塑造，也是对作者自身的塑造。言语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流行为，说话人的意向性必然包含着向听话人传达他的话语意义这一层面的意向性。文学话语同样包含着作者向读者传达意义的意向性。作者创造和建构的文学艺术世界，不仅在完成他的创作行为，表达他或显或隐的创作意图，而且潜在地指向读者，呼唤读者与之进行一场基于文本的交流活动，不断丰富这个文学艺术世界。文学以言取效行为对读者的塑造作用，其实是作者以言行事的创作行为获得的一种交流效果。读者作为文本接收者做出的阅读行为，本身就是另一主体的具有意向性的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读者在选择阅读某部文学作品时，就是一种选择意图的意向性。

读者通过阅读，在头脑中重构了作者创作过程中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读者参与阅读，在阅读中体会、感受作品中的文学艺术世界，是另一种创造和建构行为。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不可能完全合乎作者的意向和意图，总是带有自身思想特质、价值取向和人生阅历的烙印，因而读者也参与了对文学艺术世界的创造和建构。一方面，读者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过程中，接受着文学话语的塑造。另一方面，作者在建构文学艺术世界的过程中，也在用自己创造的话语塑造自我。

文学话语能够塑造人，其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作者意图进行创作的意向性创造了一个个虚构的文学艺术世界，在这些世界里通过讲述故事，塑造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表达思想、情感、信念等具体而细微的具有各种意向内容和状态的言语行为，展示作者所认可或向往的理想文化人格、美好追求。读者进行阅读时会在头脑中重构这些理想文化人格。当读者认同时，这些理想文化人格的内涵就会影响读者日常生活的思想、情感、言语和行为，进而塑造其人生。同时，这些理想文化人格也是作者想成为的自己，作者也在以言行事的创作行为中塑造着自身。这种塑造作用的内在机制在于读者和作者作为两种意向主体，通过文本的交流，都产生了“我希望”“我想要”“我相信”等关于这些理想文化人格的心灵意向状态。当这种指涉某些理想文化人格的信念的意向性反复出现并长时间形成一种稳定的心灵状态时，就会产生具有创造和建构社会事实即影响和塑造人生的作用。

其次，当作者和越来越多的读者以文本为交流平台，共同认可和接受了文本中的理想文化人格时，就会形成一种“我们希望”“我们想要”“我们相信”等形式的集体意向性。集体意向性是创造和建构社会和制度性实在的关键所在：“我打算把社会性的事实随意地规定为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集体的意向性的行为者的任何事实。”[2]118塞尔认为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除了它们具有的化学和物理上的特征外，更为重要和本质的因素在于它被社会集体认为是货币：“一种类型的事物仅当它被接受为货币，才能长期地成为货币。适用于货币的看法一般地也适用于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2]109因而，作者和读者关于某种理想文化人格的信念的集体意向性就会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而强有力地制约个体的思想、情感。这种集体意向性会因群体的扩大而可能导致形成某一时期或时代众多群体或民族所共同认可的理想文化人格，更多的人自觉以这种理想文化人格塑造自己，文学话语因而获得对人更为深层、广泛的塑造作用。

三、文学以言取效行为——文学对读者和作者的塑造

(一)对读者的塑造

文学对读者塑造作用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事件以及文本所表现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等具有作者意向性的理想文化人格对读者产生影响。文学对读者的塑造主要体现在对其思维认知和价值观念的建构上，因为人通过做出选择和行动来与外界发生联系，其指涉、涉及和关于外界对象和事态的内容和方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认知框架和价值观念，这些构成了读者日常言语行为意向性产生的意识系统和潜意识系统。

一般而言，经典文学作品因为经受住了漫长时间的沉淀和考验，对读者的积极塑造作用会更大，其中凸显的理想文化人格被历代读者当成自己追求的人生理想。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阅读的娱乐消遣效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读者认识丰富复杂的人性，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激发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思考和反思，确立自己意愿意向的理想文化人格，从而积极地建构自己的人生。德国著名作家黑塞是一个高度关注个体精神的建构和完善的作家，他所有的小说创作——从早期的《在轮下》《彼得·卡门青特》《德米安：彷徨少年时》到后期的《荒原狼》《玻璃球游戏》等作品，都具有这样一个特质，即他的小说创作都是他不同人生阶段的精神自传，表达了他对个体精神如何获得自由和健全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阅读黑塞作品的读者往往会因为黑塞文本中一贯体现出的对个体自由的关注和个体人格完善的探索，因而会产生“我愿意”“我向往”等形式的意向性，不断地进行阅读和思考，将之变成一种对自我人生主动塑造的意义过程。

如《德米安：彷徨少年时》叙述了少年辛克莱追寻自我、坚定地成为自己、探索自我命运的内心成长历程。辛克莱一开始从光明的世界堕入到黑暗的世界，在德米安的引导下逐渐承认和肯定这个黑暗世界的合理存在，最终走向了对人内心的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融合与统一的追求。这意味着人应该认识、面对内心的黑暗面和无意识冲动，并学会独立思考，建立自己的“合理”与“禁忌”，而不是完全服从传统宗教伦理和外在权威。在小说中，黑塞建构的是一种通向内在自我，认识人内心多元的真实自我，在其融合与统一中找到与符合自我本性、具有内在力量的命运之路相一致的理想文化人格。这种对个体人格存在和完善的严肃探索吸引着读者思考、认识内心真实的自我，在人物的艰难成长历程中获得寻找自我、成为自我的勇气和信心，“一个成熟的人没有任何职责，除了这个：寻找自己，坚定地成为自己，无论走向何方，都往前探索自己的路”。[8]读者因此形成了对这种理想文化人格的认同和意愿的意向性。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阅读黑塞的作品，展示的是一种意愿的集体意向性，这种意向性传达的内涵是黑塞的文本建构出了众多读者渴望成为的自己、继而去寻找成为自己的道路。

当然，文学对读者的塑造作用也可能有消极的一面，这可能是由于小说建构的文学艺术世界包含较多消极的和不健康的意向内容，导致读者可能对自我与外界的关联和涉及方式偏向负面，产生消极的心灵意向状态，如怨恨、失望、无助等，这些意向状态会对读者的思想、情感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导致负面行为的发生。18世纪，德国作家歌德的日记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维特因失恋而自杀的情节，就曾在当时引发了一系列年轻人自杀事件。

(二)对作者的塑造

作者创作行为包含三个层次的意向性，一是作者创作意图的意向性，二是建构具体文本话语的意向性，三是作者试图把自己写作的话语意义传达给读者的意向性，这三个层次的意向性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一般而言，作者创作意图的意向性也或隐或显地指向对自身的塑造和建构。作者在下笔之前，通常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意图、探索的问题和表达的主旨、思想。因为作者是在体验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从自身的经历、情感和思想出发来建构文学艺术世界，他必定是对现实有所指向和寄托的。无论是指向社会现实层面，还是指向个人内心世界，都是想通过文学创作实现一定的目的和意图，或为艺术，或为人生，或为社会。作者一方面思考着要表达的问题，一边寻找着合适的文学表达形式，这些思考过程引发着作者的创作欲望，指引着他的创作行为，从而产生后两个层次的意向性。

三个层次意向性的实施存在于作者以言行事的创作行为过程中，最后以文本整体形式呈现出来，三者相互联结、相互融合，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共同存在于作者虚构的文学意义世界之中。在三个层次的意向性中贯穿着作者对某种理想文化人格的向往和意愿的意向性。“人的生存既不断地以接受的话语建构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时也借话语提出自己的建构主张，因此话语与生存的相互建构得以成立，这就是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相互建构的基本依据。”[9]

一般而言，真正严肃的作家对塑造自我的意识会更强，要求也会更高，创造的文学艺术世界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把自己追求和欣赏的人格融进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寄托他的理想文化人格。黑塞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对个体精神的建构的探索，与他一生追求的通向内在的道路、对自我人格趋向完善建构的要求是相互契合的，因而他创造的一个个文学虚构世界既折射着他对个体的精神完善的不断思考，也体现了他在努力完成自我重要建构和塑造的过程。史铁生也主张写作是一种塑造自我的方式和途径，他通过写作为自己的生命开辟了一条从残疾走向完整的道路。写作使他在思考残疾和生命的种种困惑之中走向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他在《病隙碎笔》中说：“所以我这样想：写作者，未必能够塑造出真实的他人(所谓血肉丰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写作者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前人也这样说过……与其说是写作者塑造了张三，莫如说是写作者经由张三而有了新在。”[10]

四、结语

言语行为理论揭示了语言的施行功能，因而引起人们重视语言的创造性和实践性。文学虚构性话语同样具有重要的施行功能，不仅体现在文学可以创造一个虚构的可能世界，而且体现在它的以言取效行为上，即它可以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对人的影响和塑造作用。作者的创作行为和读者的阅读行为都是具有意向性的言语行为。读者可以在以言行事的阅读行为中重构作者创造的理想文化人格，在产生认可和意愿的意向性中，逐渐塑造自己的思想、认知、信仰、情感等。这些理想文化人格体现了作者的意愿意向性，因而作者通过自己的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不断完善精神世界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当作者和越来越多的读者共同认可了文本的理想文化人格时，就会形成一种集体的意愿意向性，从而对人有了更深沉和广泛的塑造作用。文学对人的塑造过程体现了不同主体的心灵意向性的投射和变化，文学话语传达出包含着丰富的作者个人经验、体验的理想文化人格，一方面会对产生认可意向性的读者的心灵产生塑造作用，另一方面也在建构着自己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