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婷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林纾的小说翻译成就斐然，对当时社会民众及文化心理影响甚巨。他的翻译作品之所以深受喜爱，与其深厚的古文创作根底相关。姚永概《畏庐续集·序》曰：“畏庐名重当世，文集已印行者，售至六千部之多。”[1]605高梦旦《畏庐三集·序》有言：“畏庐之文，每一集出，行销以万计。”[1]642可见，纾为世所重。钱基博所言“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2]161，并非溢美夸张之辞。本文以《畏庐文集》《畏庐续集》及《畏庐三集》为本展开论述。因畏庐不仕，故笺牒诏令诸门不作，且平生不喜考据，“夙著经说十余篇，自鄙其陈腐，斥去不藏”[1]562，虽阙官中文字与经说篇章，但总体而言，集中各文类实已粲然大备，凡论说、序跋、赠序、碑志、铭箴、辞赋、哀祭等，数量丰沛，内容充盈。现将其作品划分为三类，择取数例，加以分析。虽不能涵括其古文所有篇章，求得内容之全面，但以此为牖，亦可彰显林纾古文创作之成就。

一、嗣续先儒，阐彰圣道

焦循《与王钦莱论文书》云：“天下之物，各适于用。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当时者，有用之百世者。”[3]1138然处飘摇坠落之时代，文之功用渐趋废弛，遑而济天下、传百世，就连嗜文如命的林纾也不免慨然：“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1]612是以纾之古文，乃在纲纪不明、儒道见弃的背景下所作，故其将迫切的昌明道统之心，多发之为文。

林琴南将古文视作传道的工具，且以接续孟子、韩愈所提倡的道统为己命，故而其作品旨在重振儒家道德，恢复纲常伦理。此类文章，运以多种表现形式彰显：或开篇点题，直言道德的重要性；或将所说之理层层展开，阐明道理；或详征博引，或设以譬喻论之，看似平淡，实寓作者心血。如《原习》一文，通过中西方习性的比对，指出国人以忍辱为让，故受异族凌辱践踏，而西人尚武崇耻，乃积习所致，以此表明培育国民爱国之情与增进国家实力间的关系，文章开篇曰：

贤人复性，恒人沿习。欲导恒人，务端其习。端习贵有倡者，倡得其人，则下亦风靡矣。王豹、绵驹、华周、杞梁之妻，一歌苦之长，而感格若是其神。苟倡之以爱国，则前僵后踵，蒙万死而无挫，人将以不死国为愧矣。然非矢公推诚亦不为功。果三数巨人持之于上，人将谓不诚不公无以为民上；民亦将谓不诚不公无以为国民。积久而习成，习成则勇生而国立矣。[1]608

这一番议论，是在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之时所发。林纾针对国家危机，沿袭孟子“性善”之论，将人分为“贤人”与“恒人”两类，指出贤人在社会中的导向作用，期以民众克制情欲而恢复善良的本性，以此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在爱国之风的倡导下，世人竞相趋之，屏却私念，为国献力，久之则国强。林纾所云可谓切中时弊，言之有据，由个人修养扩展到社会风气，进一步论至国家实力。文章结尾进一步总结道：“设人人存其宁死不辱之心，彼此相虞，其中衡之以公理，又人人自励以诚节，长养其勇概，中国庶几其成尚武之习乎？”[1]609言简意赅，表达其美好之愿景。

又如《黜骄》，开宗明义即言：“盛生骄，骄生暗，暗生决。骄暗之人，而护之以决，授之柄者，必无幸矣。”[1]565林纾《春觉斋论文·用笔八则》有言：“领脉不宜过远，远则入题时煞费周章。”就此篇而言，首句便阐述论之核心，点明盛、骄、暗、决四者间的关系。进而曰：

安石明古而不明势，未成而败；商鞅明势而不明祸，既成亦败。安石学邃；商鞅术胜。然肥秦而秦甘其诛，富宋而宋幸其去。骄其学术，显违于人情也。以王、商而违人情，犹莫全其身，矧非王、商而欲愚聋天下而悉就吾暗，得乎？[1]565

以王安石、商鞅二人为例，论证虽学问政术深邃，以改革而造福于国，却因骄其学术，违背人情，皆不能善终。秦人快意于商鞅受车裂之刑而亡，宋人庆幸王安石罢黜宰相一职。至于那些学问功绩不能与王、商二人相比的人，想让天下之人愚昧聋聩，以就其骄暗，这怎么可能呢？此语循文章领脉展开，运以历史事实借鉴，点明有骄暗之心不会有好结果。第三段云：

明者之行决，事后或有所冀；暗者之行决，莫冀矣。富贵者，无勋业可也，求勋业以固吾富贵，喜事之小人至矣。匿欲者言义必工，浅谋者论事易动，以其术贡之骄暗，犹试火于枯菅、沃盥于湿壤也。国无政而令骄暗者得行其志，吾属虏矣！[1]565

“明者”与“暗者”行事方法不同，当骄暗之人与“匿欲者”“浅谋者”沆瀣一气时，则国危矣。全文字数不多，却论说透彻，中以王安石与商鞅为例，增添了文章厚度与深度。三段环环相扣，因骄暗之害，寄希望于无骄暗之人。正如谢榛所言：“长篇之法，如波澜初作，一层紧于一层。”[4]12

除此，《原谤》引韩愈《原毁》语，论修养的重要性，指出：“君子所争，当在吾道之是非，弗计乎人言之是非。”[1]608有制断辨别之力，内省其身，外制其行，不溺于名利，立信于众，则谤者无以为谤。《惜名》一文言得名虽易，但维护声誉却并非易事，“不惟大不踰闲，即小德之出入，亦足为累”[1]609，名与实符，注重细节，念师友亲人之恩，勿有声名扫地之扰。以上所举乃论说之文，林纾《春觉斋论文》言：“非所见之确，所蕴之深，吐辞不能括众义而归醇，析理不能抑群言而立干，不如不作为之愈。”[5]6 531细察此类文章，写作虽不出法度，结构谨严，文字简约，却蕴蓄深厚，余味悠长。据理以言，虽无沛然江河的气势，却是其“抑遏掩蔽”的体现，若发露无遗，则意境识度全无。

再如《读〈儒行〉》一文，《儒行》为《礼记》篇名，写此篇文章目的，林纾自言：“余悲夫近代之儒者，雌雄而鄙碎，一举一动均为新学少年所诟病，至不能自理于世。”[1]610近儒怯懦，饱受指摘，不能申辩，是困于《儒行》中“爱其死以有待”一语。若以为儒者重死，遇事当“有待”，实乃悖谬昏聩。琴南阐释言：

《儒行》一书，固未尝示人以爱死，所云“有待”，特不苟死于非义。文文山之累败而逃，迨见获于元，囚之数年，终不为屈，斯真能待尔。盖儒者之勇，审于义而不务为轻侠；笃于道而无取于枭张。君王之力足以摄之而不为慁；卿大夫之笼络以恩礼而不为累；有司操法以劫持之而不为病，此正所谓“不更其所”“不更其守”“不可辱”“不可夺”者也。故丈夫之成仁取义，所争者，仅在毫发。凡托言“有待”，皆自恕之辞也。[1]611

以文天祥坚持抗元斗争为例，说明何为“有待”，即心中饱含期待，极尽个人之力以达之。所待者，待自身清白，待世间清平也，故不可为功名利禄所困，不受君王侮辱，不受卿大夫束缚，不受官吏胁迫，此当为真君子。凡声言“有待”之人，只是畏缩懦弱，为自己找借口。

林纾对传统的珍视不仅体现在人的道德修养，还渗透于为官所应有的品行上。他不为官，却有很多为官之友。在看清官场黑暗腐败、宦情扫地后，即使被友人郭曾炘举荐为官，他也不愿，“盖有见于横流之亟，不愿苟禄冒荣，宁以布衣终身”。[6]卷一28眼见官员蠹害朝纲，清政府岌岌可危，他立足儒家道德，对为官所应有的品性提出个人看法。如《析廉》：

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尽官也，六计尚廉。汉法，吏坐脏者，皆不得为吏。鄙意此特用以匡常人，若君子律身，固已廉矣。一日当官，忧君国之忧，不忧其身家之忧。宁静淡泊，斯名真廉。[1]565

林纾认为，廉洁为官员的基本品性。若为官，当心怀君国，淡泊名利，莫问前程，一心只为朝纲社稷。

在以论说文论述为官之道后，林纾文集中还有多篇作品，通过官员的政绩来彰显其官民一体、以民为本的思想。如《送高梧州南归序》开篇便从侧面反映高氏受民众爱戴的事实：“同年高梧州，守梧未期年，其州之父兄子弟，礼公咸如家之长老，若不知公之官其土者也。他州之父兄子弟，又争欲迁梧州之官来官其土也。”[1]574《林明府政略》记载林旭上任之后，着手重建学校、询问民间疾苦，任职期间悉将冤狱平反，吏治清明。此外，林纾的儿子林珪任顺天府大城县知县时，他特写《示儿书》，冀其深入体察民情，宽厚待民，其中有言：“吾意绅不如士，士不如耆。绅更事多，贤、不肖半之士，得官府询问，亦有尽言者。然讼师亦多出于士流中，无足深恃。惟耆民之纯厚者，终身不见官府。尔下乡时，择其谨愿者，加以礼意，与之作家常语，或能倾吐俗之良楛，人之正邪。且乡老有涉讼应质之事，尔可令之坐语，不俾长跽，足使村氓悉敬长之道。”[1]616通过分析绅、士、耆三者的特点，以求近人情、洞民情。其于文末曰“汝能心心爱国，心心爱民，即属行孝于我”[1]616，忠与孝合，此乃文人家国一体观念之体现。

事实上，林纾虽没有仕途经历，但他却是君臣纲纪之道的维护者与践行者。他晚年频繁拜谒光绪陵墓、追思君主，被冠以“前清遗老”的称号。《清史稿》言其“忠恳之诚发于至性”，“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胜哀痛。十谒崇陵，匍伏流涕”[7]13 446。数年间，风雪勿阻，其文集中亦有数篇谒陵之作，尝言：“臣纾不肖，未与仕版，然恋恩之心，至死不泯。”[1]638

此外，他的一些墓志铭、人物传记之作，亦通过赞颂主人德行，表现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守护。“余身处中原芜梗之时，骾治蠹化者，方倡为夷蔑伦纪之说，和者麻起，虽悉力与博，莫之胜也。计唯有叙述吾乡有至行而躬孝友之君子，使狂僭骞义者，闻而发媿焉。”[1]671-672如《高莘农先生传》中的主人公，其待母“不得老母一日之欢悦，心弗怡也”[1]629，对母亲饮食、着装事无巨细，甚至会精心检查房屋地面是否有塌陷，以免不利母行；其待弟“胡忍使爱弟独困也”[1]629，宁代其受牢狱之灾；其待子“未尝有疾言剧色，彬雅如师友”[1]630，教之以读儒先之书，匡之以正道。林纾的长女林雪，也是事亲极孝之人。据《郑氏女墓志铭》所载，祖母卧病在床时，她“凡五十馀夜弗敢就枕”[1]588，于近旁侍疾，后来母亲生病时，甚至用迷信的方法“焚香告天，以刀劙臂，和药进”[1]588。这些事亲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已不可取，但其恋亲之诚，甚至愿以身代之的浓郁情感却是令人震撼的。值得关注的是，林纾文集中有一“合葬铭”，题为《清学生刘君腾业暨未婚守节妻陈贞女合葬铭》，节录如下：

刘腾业，字诗源，吾友刘孝廉鸿寿长子也。曾祖齐衔，以名宦称于咸同之朝。君年十六，从余读书于苍霞精舍之中学堂，君莅学即分月日为程，晨受英文及算学，日中温经，逾午始治《通鉴》，迨夜然烛复治算学，曹试皆第一。君白皙玉立。为史论，论历代兴亡，咸得其关鐍。庚子，余客杭州，明年辛丑，君以疫卒，年十八。母陈夫人为部郎陈公宝璐妹，陈公才君，能以第三女鉴贞妻之垂婚矣，而君被疫死。君初避疫于舅氏家，患作，以舟归，陈公饬家众勿骇女。女预闻变，积三夜勿睡，挟铅粉自随，将潜吞以殉君，事泄得不死。五月二十四日凶问至陈公，复戒家人勿声女。探诸婢媪，得实而恸，矢言归刘氏。陈公悲，出昆山归氏《贞女论》、盱胎王氏《贞女议》止之，女弗顾，谓情正即所以为义。[1]628-629

此篇墓志以叙述人物事迹为主，省去传统以大量篇幅追踪先祖的方法，描写贞女一往无前又颇具唐传奇的笔法。在儒家传统体制的限制下，林纾浸渍于古却不拘于古，刘君与贞女未完婚，合葬于理不和，若为此而做合葬铭有可能遭人诟病。然而，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夫妇伦常见弃，贞女虽未嫁但其情正，故林纾有感于贞女的真情，大胆创作此合葬铭，在末尾有言“此合葬之铭，实自余启之，古人无是也”[1]629，实则是立足纲常，张扬真性情。

“在这种划时代之变化中，追求个人权利、男女平等思想显然与传统人伦关系是两条鸿沟，因此，是否从固有的圈子中跳出，以求新求变与时代同行，成为深受儒学熏陶的一代士人一种沉重的选择。”[8]106在“新青年”推崇的时代潮流面前，林纾所言，与之大相抵牾。这一类文章，捍卫纲纪，保存圣道，俯拾皆是，虽打上了浓重的传道说教烙印，但实则与其《春觉斋论文》强调的笃尚程朱理学、传圣人之教化的主张契合。

二、哀叹世态，张扬人情

姚永概《畏庐续集·序》云：“余知畏庐深，其性情，真古人也。”[1]605此中真性情，与他以“血性”为文章不无关系。他落笔为文，饱含深情，感家国之兴衰隆替、亲友之荣辱悲欢，希青年存家国之思想，共延古文之一线。

社会久遭兵燹，满目疮痍，然清廷却腐朽不堪，不思变革。林纾于文中或借古鉴今，或直陈社会痼疾，或以冷峻的故事旁敲侧击，旨在引起人们的关注，总以救世为目的。如《书宋张淏〈艮岳记〉后》，开篇言：

土木者，天下不祥之物。人君而好土木，天下之尤不祥者也。艮岳之筑，其始因京城东北隅用形家言，培其冈阜以广皇嗣，乃不数年间忽幻为穹谷湛岩，广岭修栈，寻丈之石高表群山之颠，下浚景龙之江，不穷天下之力，功且莫就。况灵璧太湖之石，尤必越海跨江，凿城堕郭而至，帝宁不知其扰？[1]568

此文笔墨酣畅，情感充沛，却又含而不露，是言艮岳，实则言慈禧太后穷天下之力修建颐和园一事。宋徽宗不仅纵情山水、不以民事为急，还听信堪舆家之言，培厚土山以使皇帝后嗣繁衍，为此不惜骚动天下，“害不止于凿城堕郭也”[1]568。林纾通篇未言今之事，实则借古而喻今，望人君以此为鉴。然而清廷终究还是走上了亡国之路。民国时，林纾曾与友人一同游颐和园，并记之为文。文中有言：“光绪中叶，罄全国海军之资，悉资此园”，“昔读张淏《艮岳记》，感慨怆喟，知穷治土木者，匪有不亡，因係之以文，乃不图。未及三十年，若亲履艮岳之地。”[1]637于感时伤乱之悲戚中，渗透着无可奈何之感。

在林纾与友人的论述中，亦可了解到时局之破碎与官场之黑暗。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指出，书之为体，在陈时政、论世局时，“或叙离悰，或抒积悃，所贵情挚而语训，能驾驭控勒，不致奔逝，奋其逸足，则法程自在，会心者自能深造之也”[5]6 359。一方面强调真情致的抒发，文从而字顺，另一方面要求文章有脉络，有主线。如《与魏季渚太守书》一文，林纾期与魏瀚相遇却未能遂愿，夜深人静之时书友人，曰：“方今小人之多，任事之难，在古实无可比例。盖上有积疑之心，下多分功之思。有积疑之心，则肤寸之失，足累乎全局；有分功之思，则觖望之事，弥甚于仇雠。”[1]569魏瀚负责制造船舰，朝中阻力颇多，纾以郑袖短楚美人事喻人言之可畏与魏瀚所处的局面境地，故有所计，纾云：“不当南归，当于北地择一善地处之，勿见才勿任气。”[1]569全文以担忧魏瀚遭人构陷的心情贯穿，通过记叙缘起，分析社会弊病，后为魏瀚出谋划策结构全篇。其友梁节庵、胡瘦堂、侍御史江公等，皆因直陈时事、弹劾亲贵遭排斥，林纾对此痛心疾首，与友人离别时为之一一作序，其文脉络清晰，语语真挚，直言时弊之语更是发人深省。“呜呼，天下之大势汲汲矣！今又屏斥其忠谠敢言者，使之汩没于诗流，栖隐于幽邃，资后世史家之叹惋，宁为国家之福？”[1]619怀才之士无立锥之地，只能落寞于山水间空自嗟叹。“今日中国如沉瘵之夫，深讳其疾。阳欢诡笑以自镇，用介福繁祉之言，进则悦。若日抑抑于座隅疾者，决以为不详而斥之。”[1]618

如果说林纾对社会黑暗的直接抨击让人有清醒的认知，那么其以冷峻诙谐之调针砭时弊，则是以旁观者的立场发声，在风趣之外彰显弦外之音、声外之韵，发人深省。《书郑翁》中主人公为驱臭虫而借蚁之力，其困勿减反增，甚至因此而丧命。林纾在文末总结：“天下托卫于非人，而适亡其人之手，宁非郑翁欤？”[1]598林纾认为一味依靠洋人而求本国富强乃愚蠢之行径。《书葫芦丐》则借下层乞丐的古怪言行道破社会痼疾之深。文中此人乃一奇人也，日常所得恒多于其他乞丐，能文且信守承诺，每执笔书，必念皇帝之恩，其言曰：“吾无功，日令百户之人供我醉饱，有司不以为罪，此皇帝宽典也。夫今之作邑者，取醉饱于一邑；作郡者，取醉饱于一郡，其无功与我埒耳。吾惟无功而耻食于百户之人，乃愈不忘吾皇帝也。”[1]598丐尚以一粥一饭念皇恩，那些饱食终日的官吏，不仅“无功而耻食”，还不图思进，与丐相比，又不如也。

林纾屡言要存一种家国思想，上念邦国，下恋家人。他对家人的真挚之情，落之为文，往往由物及人，见物怀人，或以景物的渲染，衬托一种哀情，在回忆中重现过去生活的温馨。如《先母陈太宜人玉环铭》以一玉环引出祖母、妻子及弟秉耀三人，可谓精心。玉环由弟秉耀在台湾购得，后弟卒亡，祖母在整理旧物时得此环，故随身佩戴，宝之如恋秉耀，后在生病之时赠予林纾之妻。琴南不着力描写自己因玉环而睹物思亲，反言“纾自尔不更目环也”[1]598，内心之苦痛显见。《周养庵篝灯纺织图记》记周养庵之母转而念及其母，曰：“忆先君见背，纾年十九，其差胜于养庵者仅之，然吾母之劬良未后于太夫人也。横山老屋，树台鸱啼，星火荧然，纾挟卷就母姊刺绣之灯读，必终卷始寝。”[1]634当时家中还要靠母亲及长姐针线所得度日，在惨淡的生活境况之下，幸赖母亲“知书明大义”供其读书，如今景物历历在目，在静谧的氛围中体现出林纾含蓄蕴藉的风格之美。“余既欲状其凄暗之情，宁非自状？”[1]634人非草木，当客观之物与内心中的思亲之情相合，焉能不悲？又《谒外大母郑太孺人墓记》，开篇便以描写墓周围之景展开：“墓下荒冢累累，左右丑石怪列，稚松长未及人，已见斧于樵，墓之颠野树丛杂。”[1]591此景在积淀一种哀情的同时，更是文章一处伏笔所在：虽纾每年寒食与重九皆至而祭，何以外祖母之墓竟如此荒芜？林纾对此不直言，反以母亲每次在林纾祭祀归来之时询问“陈氏有人来祭与否”[1]591，此一问后转而叹息外家之衰，泣涕涟涟。可见外祖母墓杂草丛生，乃除林纾之外祭者寥寥所致。但琴南言尽止此，并未对此做过多伤感之表达，实则为顿笔，以防文章一气至下，全无内蕴，故林纾以外祖母生前事略论之，其中言及自己受益之处，外祖母“尝言童子不能以慧钝决所成，但观立志，观志即其所羡者。若见衣食而慕，其成就终当为恒人矣”[1]591。既如此，在结尾处又教导子孙，希望能常去省视外祖母之墓，虽是期望，却又回到文章主旨，即不愿见太孺人之墓无人祭奠。由母亲到自己，进而再教导子孙，是为继承，主旨明晰，内中蕴含琴南之心血，其中真情绝不是矫揉造作而发。

综上所论，此类念亲之作，以景物勾连人物，所发之情，是人生悲戚之感的沉淀，不是呐喊式的，而是曲笔写情，间以倒叙、顿笔、插笔等技法。

朋友乃五伦之一，无论是写国家、亲人亦或朋友，林纾之文，一方面反映其对伦纪纲常的重视，另一方面，情感汪洋恣肆，足见其对真情的推崇。琴南集中，涉及朋友的文章多为送序与书等形式。“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9]257林纾以昌黎之文为范例，学习其送序笔法。在《春觉斋论文》中，他指出送序“不可用古人的诗句起笔”[5]6 413，且每篇起笔都当不同，文集中数篇送序恰好可印证此旨。如《送姚叔节归桐城序》，姚氏乃惜抱先生从孙，桐城派绍述者，起叙与姚氏的相识与交谊，按时间的脉络，“前二十余年”“又十五年”“又五年”，层层讲述；《送林作舟作令阳山序》起笔则以刘梦得、韩愈为官经历引出阳山之利，“夫阳山号天下穷处，而有魁儒为之令。风俗当朴古而易治”[1]570，为友人树立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送王肖泉先生之天津序》点明王氏赴天津之背景，当时外兵进犯、神州破碎，国中却乏精通西语者与之调和。就文章开头来看，各篇并不相类，“匠心独运，自有不同之同”[5]6 413。

林纾作为老师，先后在多所学校授课，门下弟子为数不少，故其深情，还体现于对弟子的谆谆教导上，其《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全篇洋溢着对青年的期待与厚望。文中指出当前古文不见于用、受到抨击，不是因西方文学传入后传统文学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是根本在于本国后生青年以古文为腐朽，争欲弃之废之。故他奔走呼号，希望学生能与自己一道，捍卫古文，文中言：

今同学诸君子，皆彬彬能文者，乱馀复得聚首，然人人皆悉心以古自励。意所谓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暗然而熸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方兹，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1]617

林纾认为世道终有清白之时，乱离之后，若古文不存，实为士子之痛。对于浸润传统经典之学而成长起来的林纾而言，古文存留，实乃国之幸。又恐自己之后，无人绍述，故将保留古文命脉之责委之学生。在希望学生为古文留得一席之地的同时，琴南亦表现了以中学为本的思想。如《送林仲易之日本序》云：“生当无忘中国之所有，取东人之爱国者，用以自爱吾国，并以自存吾学，斯幸矣。若夫窃东人之绪余，故为奇创夺常之论，以文之侈，其得诸东者，贻笑东人，于生又何取焉？”[1]650学生林仲易要去日本学习法律，林纾教其学习日本国民之爱国精神，用之以爱本国，不可因外人之学而轻视本国传统。又《送正治学校诸生毕业归里序》有言：“今诸生毕四年之力，颇闻古圣人之道，且略窥西人治艺之樊矣，或有挟资以西游者，吾又甚愿其勿右西人之艺而左吾道也。”[1]650西人之学为“艺”，本国之学为“道”，不可本末倒置，将艺学凌驾于道之上。临别之际，林纾对学生的恳切之语，感人至深。

三、 恣意山水，独抒性灵

古之文人，游览山水，至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时往往有记，柳宗元可称大家。纾谓：“子厚记山水，色古响亮，为千古独步。”[1]596林纾对柳文的推崇集中表现在对山水之景的描摹上，观其文集中数篇游记，其笔法文法获益于子厚甚夥。

《记花坞》开篇便言简意赅地点明花坞的地理位置、名称由来、周围景物等，构成一幅清新秀丽的画卷。其状藕香桥之貌，突出“幽丽”二字，“幽”乃“深绿间出红叶，人声阒然”[1]596，单听得画眉鸟之声回响；“丽”则景致疏朗，各不相袭，“或砌小石级，状若修蚯入云，莫穷其端；或疏篱当竹，梵唱琅然”[1]596。文章通过水中的游鱼而衬托潭水之清冽，显然是得了柳宗元的启发。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境，至林纾，则为“谭中生石菖蒲，小鱼出没菖蒲，涵虚若空游，或联队行，或否”[1]596，将鱼儿生动活跃的形态与个人的心境相联，仿佛来此的游客亦是如此，或独自一人观赏，或与友人相约至此。琴南于《柳文研究法》中评子厚此文，言：“水石合一，一种幽僻冷艳之状，颇似浙西花坞之藕香桥。”[5]6 515观琴南此文，何尝无窈然之境？实则此景此境，乃心与物合所致。“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琴南学子厚，得其神与物合，方生至文。

林纾认为柳宗元山水游记：“每下一字必有根据，体物既工，造语尤古，独之令人如在郁林、阳朔间。”[5]6 363而其文中，对山水景物的描摹，往往以多种表现手法呈现，以求得体物之工。有以比拟手法增添景物的生动形象，如“山势下趣，望山上小树，皆斜俯如迎人状”“林深石黑，突怒梗道，如怪兽，如魈”[1]635(《记翠微山》)；有对声音的精细构想，如“泉平齿始外达，按齿递泻，幽细如锵风琴”[1]597(《记水乐洞》)；“幽窈莫竟，投以小石，琅然作声，如坠深穴”[1]595(《游棲霞紫云洞记》)；亦有对色彩的重视，如“溪次有微径两三道，咸阴沉上沮白日，细草翠润，香气蓊勃。稍南多杉，霜皮半作深紫之色，杂立竹中，紫翠荡漾，如垂湘帘”[1]596(《记花坞》)。其《记九溪十八涧》一文，则将比拟与空间的疏离结合。“春箨始解，攒动岩顶，如老人晞发。怪石折迭，隐起山腹，若橱、若几、若函书状。”[1]595春笋脱壳，飘摇于山岩间，高洁脱俗，生机盎然。山间石头的形状，更给人极强的空间层次感，甚至能让作者联想出有线装古书之貌。此乃远眺山岩所见。林纾进而写道“即林表望之，滃然带云气。杜鹃作花，点缀山路”[1]595，由山岩，到丛林，进而到脚下之路，由远及近，逐层展开，可谓一步一景。试看其《记超山梅花》中摹写梅花：

至超山之北，沿岸已见梅花。里许，遵陆至香海楼，观宋梅。梅身半枯，侧立水次，古干诘屈，苔蟠其身，齿齿作鳞甲，年久苔色幻为铜青。旁列十余树，容伯言皆明产也。景物凄暗无可记。余索然将返，容伯导余过唐玉潜祠下，花乃大盛。纵横交纠，玉雪一色；步武高下，沿梅得径；远馥林麓，近偃陂陁；丛芬积缟，弥满山谷。[1] 596

林纾笔下的梅花，着眼于枝干、颜色、气味等，其状梅身与花朵颜色，却是通过不同地方展开的，香海楼处之梅，仅摹梅身苔色，至唐玉潜祠中，则突出花朵缟素之色。两处结合，方得梅花全态，中间加以心情的转折，以为梅花之境，至香海楼，仅此而再无景致，转而在友人的导引下豁然，在叙述中更以沁人心脾、香满山谷的梅花香味烘托梅花之多，实为可圈可点。

这些山水之态，一方面助益其绘画意境，林纾览后，往往“闭目凝想其胜，将图而藏之”，或以笔及时记之，作为其绘画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就古文而言，这种体物之工，落实到文章中，不仅仅是对事物色彩、形态的关注，更在于追求情感的细腻化。

当然，林纾笔下描摹的山姿水态，非一味于黯然的社会中寻求自然的生机，亦有眼见山水名胜心生黍离之悲的作品。其《湖心泛月记》，在如泣如诉、凄冷哀怨的箫声的伴随下，言“余读东坡《夜泛西湖五绝句》，景物凄暗，忆南宋以前，湖面尚萧寥，恨赤壁之箫弗集于此；然则今夜之游，余固未袭东坡耳。夫以湖山遭幽人踪迹，往往而类，安知百余年后，不有袭我者，宁能责之袭东坡也？”[1]597时局败落，悲从中来，与东坡诗中所绘月夜西湖之景形成比对，生出寂寥茫然之感，是以神州破碎无人济，文人怀才不堪用，则琴南以文济世之心，可赞可悲！而他的《游西海子记》《游颐和园记》《谒孔林记》等篇，则将社会境况与山水名胜紧密结合，在物是人非的现实中，笼罩着浓郁的悲慨。《游玉泉山记》，作者的情感随景物的变化愈发哽咽，首见郁树丛生之景，渐则转为“殿额久毁，沿道多破庙”[1]638，历叙远眺之排云殿与近处之趵突泉后，不禁慨然曰：“自戊戌讫辛亥，宇内无宁日。今登兹峰而望昆明楼，殿存而时代非，能无动今昔之悲耶。”[1]638昔日森严殿宇，今则游人随意进出。《游西海子记》一文亦有此心此情：“树阴池影，苍翠万状，今昔皆历历成为陈迹矣。呜呼！离宫别苑，易代而生，人之咨叹者，特资为诗料，摅其古怀而已。余则目击盛衰，今复亲谒涵元之殿，一一怀想当时，悲从中来有不能自己者。游后经月，而太液池光尚隐隐于梦中照余枕席也。”[1]638昔日康乾盛况，人潮攒动，今日阒然无声，凄寂无人。尾句乃一点睛之笔，纾不直言对故国之怀恋，却以梦境中出现的太液池之光，表现其作为清朝遗民的亡国之悲，此为司空图所谓“味外之旨”也，读者当于言外求之。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9]299林纾的古文作品是理与情的结合，“无鞶帨组绣之华，而有经理性情之实”[10]211。在明道正教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在寝馈浸淫韩、柳、欧、曾等古文大家的基础上，林纾重视古文意境的营造，在缜密谨严的法度之中，能“肖自己”，不乏创作个性，深得文心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