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91)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设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变革成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紧迫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与四个现代化相比，层级更高，内涵更丰富的现代化进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解决道路与方向问题，这是关系全局、举旗定向的根本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往什么方向走呢？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回答好……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1]20-21所以，我国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因此，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进程，不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与理念变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应然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443

有鉴于此，本文力图透过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现代化路径，追本溯源，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治理思想的有益营养；同时，立足当代国家治理实践现实需要，深入探索适合国情的治理方式和战略举措，扎实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两者相互作用，互为补充。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够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24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中可以总结出三点核心立意：其一，中国国家治理主体中，中国共产党居于核心地位；其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化、系统性的整体，党的核心地位发挥，就是保证各类主体相互协调，形成正向合力；其三，国家治理体系必须不断变革，动态适应环境变化。

2.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核心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赋予了丰富内涵，尤其强调了政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引领作用，只有充分发挥党的作用，在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两个方面同时着力，才能实现国家治理效能提升，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3]

3.国家治理的中心内容是设计制度与运行制度。自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进程明显加快，尤其是顶层设计与政府体系流程优化加速。反腐倡廉促进了政党治理的深层次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提升了政府治理的能效。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4]这一表述，深刻揭示了全球化条件下，制度竞争力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设计一套管用的制度并高效运行，是其应然之意。可见，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内涵就是，制度设计的现代化与制度运行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缘起

1.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契合。首先，两者的目标都是实现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从其缘起就是对现实社会实现变革，构想未来社会发展蓝图的思想体系；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之路，其形式也是某一社会系统通过一系列变革，消除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和环节，其实质也是一种社会革命。当然，两种变革路径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时代，变革途径是暴力革命，以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作为开展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而我国的国家治理变革，是在已经实现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的基础上的、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两者本质都是社会变革的某一阶段。

其次，与时俱进是两者的共同特征。其基本理路，都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逐步现代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丰富的社会变革思想，为社会变革的路径、方向以及依靠力量和组织原则，以及价值指向，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夯实了国家治理理论基础。

第三，两者都是不断开放、发展的体系。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其发展路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国家治理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不断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思想元素。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总体发展也为国家治理实践在新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完善，提供强大的理论指导力。

2.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治理提供基本立场、分析方法和价值观点。囿于社会发展的时代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就国家治理话题撰写专门文章。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5]“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6]但是在众多经典著作里面，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法兰西内战”等几乎都存在着对于未来社会基本组织原则、价值理念以及发展路径精辟论述。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为国家治理实践提供哲学方法论指导，为国家治理实践的目标路径提供内在规定性，同时为国家治理实践主体提供基本组织原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奠定理论基石。当然，另一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理论也为国家治理具体实践的展开提供现实分析框架基础。

(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挑战

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所经历的变革，以及遇到的障碍和困难，是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所没有经历过的。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国家治理体系正在面临深刻转型，国家治理形势的紧迫性，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必要性。以下问题大致反映着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重叠加；国家治理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传统官僚体系治理惯性和滞后性严重，官本位文化氛围依然浓厚；国家治理中全球化制约因素显著增加，深度融入世界，机遇与挑战长期并存；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后，其制度化运行体系，仍有待完善，以提升权力运行效率和效益；亟需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路径模式，以应对世界范围内西方治理路径侵蚀与挑战，从而夯实制度自信。

二、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治理理论根基的现实意蕴

(一)对待西方治理理论，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确立进程中，西方治理理论通过译介手段进入学界。就治理理论部分中技术方法而言，的确为研究国家治理方式、方法和未来进路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借鉴，为国内学界开阔视野、增强对西方治理思想体系的了解起到积极作用。但同时，由于西方治理理论“外包装”的隐秘性以及内容的繁杂性，学界一时难以认知其不足和局限性。大量的译著没有进行充分的扬弃和批判，从而导致西方治理思想泛滥，侵蚀主流意识形态。

西方治理思想其主旨基本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和与政府分权，以适应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这与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具体实践并不一致，中国社会目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中后期，部分领域呈现后工业社会特征，但也有落后区域，尚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前期状态。

西方治理理论藉由文化领域的外在掩护，侵蚀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造成价值观混乱，削弱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阵地，最终影响党和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和引导力，降低社会和谐指数和稳定性。

(二)提升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中的意识形态软实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党和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必须首要保证国家治理的方向和道路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而不能偏离方向，脱离轨道将会导致社会失控的危险发生。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1]15简言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析中国国家治理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和难题，是保证国家治理方向不偏题、不跑题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至今，伴随着经济影响力和国家力量的壮大，中国国家立体开放格局逐步形成，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赖逐渐加深，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碰撞不可避免。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意识形态软实力，成为中西方交流中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但同时又是真正的博弈和较量。走闭关锁国的老路没有出路，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如何在积极开放的进程中，实现意识形态主阵地的夯实，成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中心议题。追本溯源，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守正”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精气神”，增强“抗腐蚀”能力是关键法宝。同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密切融合，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方式、方法。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抵御西方价值观体系的侵袭与渗透，同时，对西方治理理论进行甄别、批判和解构，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应对意识形态的外来挑战。

(三)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中的现实张力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结合，通过不断中国化进程，逐步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体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伟大实践，显示着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的生命力和现实张力。

在治国理政实践当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当代实际，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这一时代重要命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新时代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的根本遵循。

上世纪90年代，因东欧剧变，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过时论”“崩溃论”的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小，更多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巨大成绩，表示钦佩和赞赏，中国国家治理的成绩有目共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悬殊的境况下，不但没有萎缩、削弱，反而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以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助力和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未来继续取得更大的成绩与进步。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国家治理实践的不竭动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之所能够走到今天，其所依靠的就是从理论体系到深刻内核、在密切联系实践基础上的一系列的发展和创新，唯有创新才能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生命力，唯有创新，才能创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符合国别需要的、适应具体实践要求的、回应时代呼唤的、代表人民普遍利益诉求的，能够指导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经济大环境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面临重大机遇期，同时也遭遇来自国外和国内的重大挑战。国内改革任务极其繁重，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外贸出口不畅等一系列外来压力有增无减，所有困难和矛盾都在对中国社会发展形成倒逼机制，必须进行全方位改革，以先进制度竞争，方能赢得发展先机，而这一命题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体系总的框架已经确定，关键在于落实，并在落实过程中进一步理论创新，才能真正破除思想藩篱，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洪流之中，形成制度竞争力条件下的治理优势地位。

(五)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中国作为全球化时代普通主权国家的一员，其国内治理无法回避全球治理的外来影响。世界信息化时代逐步凸显，各国联系紧密和依存度提高，给予各国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方面提出了新的命题，即如何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做到互利共赢，成为正确处理国际国内问题的关键和核心。目前，中国正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其内在实质，就是在全球化挑战背景下，中国必须建构符合自身实际、适应未来世界发展的一系列制度举措。

而政党治理与政府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之核心，关键之关键。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办公会议多次提及，要打造中国市场经济的“升级版”，其内在意蕴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升级版”必须有一个内在的软环境，那就是中国政府行政体系改革的“升级版”。只有硬环境与软环境的有机统一，才能形成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中国政府行政体系的一体化，从而减少行政成本与内耗，提质增效，成功应对国际挑战与国内改革难题。其必经之路，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唯有如此，政党治理与政府治理才能统一于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实践，才能实现扩大中国国家治理话语权的同时，保持国家发展稳定有序。

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未来逻辑进路

(一)稳步推进执政党自身建设，夯实国家治理的政治基础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建设，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7]这个党最重要的是保持先进性，“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8]。

1.党内反腐机制与国家制度顶层设计的有机融合。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战役，成效显著，打虎拍蝇，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的确让腐败分子心惊胆颤，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但从长远来看，党内反腐机制必须与制度顶层设计有机统一，这一点已经在监察委的设立过程中得到体现，并取得良好运行效果和民间口碑；应该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使党内反腐机制与国家制度顶层设计的结合规范化、常态化。例如，纪委办案流程中，经常出现依法依规的提法，但如何依法，什么机构来界定流程的法治边界、进行法治定性，以避免党纪实施过程中，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情形发生，做到严肃党纪的同时，又能实现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取得事半功倍效果，这都有赖于制度顶层设计优化。

2.推动党内法规建设，夯实法治基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共十五大就已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理念，十八大把依法治国上升到国家战略，把法治理念推进到社会生活各领域，深入到普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去。中国共产党是拥有8 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为了正风肃纪，自建党以来出台了众多党内法规，以规范党员行为，凝心聚力，保证执政能力水平，这些法规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阶段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应对新形势、新任务，依法治国要求必须对党内法规进行法治再规范，在法治框架内，针对党员干部队伍特点，创新党内法规建设，形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为依法治国理念深入党心、民心贡献力量。

3.增强党际交流，吸收外来有益经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立体、深层次的与世界融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不是封闭运行的真空领域，必须善于学习，接受外来有益经验，才能实现开放，但不落伍；形成经验借鉴和理论创新的新型政党。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开放学习是一个政党的永葆青春的真谛，固步自封没有出路，无论是朋友还是对手，都应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避免劣势。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外党之间的党际交流明显增多，在为世界政党体系贡献中国智慧的同时，也在大力吸收其他政党的有益经验，以丰富和完善党的自身建设，提高执政本领。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实现“统治”向“法治”的现实转换

“统治”与“法治”一字之差，体现的是执政理念的质的差异。自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发猛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生产力的进步，生产方式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使得国家“统治”职能相对减少，但社会管理职能大为提升；而无论是政治统治，抑或是社会管理职能，最富有成效的管理方式就是实行“法治”，中国正在深化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正是应对世情、党情、社情的具体变化，而做出的伟大举措。

1.转换理念。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皇权专制，“人治”理念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导致落后的管理理念仍将长期存在社会生活当中，而如何能够全方位、立体化推进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就成为法治建设成败的关键。就其实现路径而言，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领域，政党治理和政府治理，必须从自身出发，先行完成“人治”到“法治”的理念转换，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

2.推进法律法规建设。我国的法律法规制订已经取得了诸多的成绩，但由于法律制定的程序和特点，法律建设依然与社会生活实践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法律建设的滞后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规范和健康有序发展。所以，必须提升法律法规程序制定效率，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立体开放的社会模式，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速率和效率正在成几何级数的变化，社会变化的“快”与法律法规建设“慢节奏”，形成了矛盾，只有加速法律法规建设，才能弥补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法律真空。同时，不断清理和重新制定不合时宜的法律文本，实现法律运转的无缝隙驳接，才能充分发挥法律体系规范社会各领域的效能。

3.加强法治课程普及，减少“法盲”代际延续。教育是一个民族法治普及的基本路径，其成本最低，效益最高，在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中，增设具有针对性的法治课程，从娃娃抓起，不断培育法治理念，用法治行为规范其日常生活，从点滴做起，学法、懂法、守法，形成源头效应，杜绝“法盲”的代际延续。我国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教育领域同样面临不平衡发展的难题，发达城市与偏远农村之间，教育质量与课程开发程度，差距悬殊，所以，必须通过法治手段，保证教育资源向落后地区倾斜。同时以教材法治建设和培训法律专业的教师队伍作为基本抓手，才能从下到上，实现法治理念的整体性转换，深化依法治国的发展进程。

(三)政党治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

1.强化政党治理的“掌舵”功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保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国家治理健康有序，稳定可控。夯实党的领导地位，必须把我党建设成为一支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创新的新型政党，才能让党的执政地位坚若磐石。与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所在层级和分工不同，政党治理是引领性的，开拓性的，而非执行功能和辅助功能。政党治理不但承担着重要的统治职能，还承担着制定宏观战略，引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向的重要职责，通过政党的自身建设，打造一支作风优良，能攻坚克难的党员队伍，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实现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

2.优化政府治理职能。政府行政体系运行行政权力，实现政府治理能效的主体，政府治理的中心，是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解决政府治理过程中，政府职能错位、失位、越位的弊病，扬长避短，发挥政府治理的宏观调控优势，改变既要“掌舵”，又要“划桨”的传统管理理念，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功能的同时，注重政府必要的行政干预，以预防“市场失灵”导致社会无序与发展失调。另外，政府治理体系中，政府自身的治理亦是保证政府治理主体正常行使治理职责的先决条件。通过政府行政体系改革，打造“服务型”“学习型”政府，实现政府治理主体行政能力提升，才能有效应对繁重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任务。

3.有效协调三种治理的关系。政党治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优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不可分割，又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之中，必须科学把握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强化各自治理功能，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益。

总之，政党治理是核心引领地位，决定着整个国家治理的方向和成败的定海神针，属于国家治理体系金字塔的最高层；政府治理属于治理体系的中观层级，运行国家治权所赋予的行政权力，依靠各级政府行政体系，实现社会各项事务的常规管理；社会治理是覆盖面最广，与广大普通群众关系最直接的治理方式，治理主体多元，利益群体多元，具有不确定和不可控性的特点，是提高治理能效的难题和阻碍。三类治理方式相互协调、相互辅助，形成整体性、系统性的有机组合，才能真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跃迁。

(四)明晰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深化政府治理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运行流程与规范，与国际化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自2001年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贸易组织(WT0)开始至今，亦逾18年，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的、全国统一的市场运转体系尚未完全成熟；为区域市场经济一体化保驾护航的政府行政一体化体系也还未完全改革到位；以政府间协议所承诺的，加入世贸15年，形成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目标，尚有发展空间。这亦成为我国在沿海诸省建立自由贸易区试点的原因所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存在，其实质不是画地为牢，而是为全国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摸索经验、创新管理、减少经济失控的风险，最终实现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国际化大背景的接轨。

市场作为政府治理领域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具有“市场失灵”的先天不足，政府必须在市场和社会之间，保持相对的边界，不越轨，不逾矩，保持科学的行政干预，同时给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最大的自由空间，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真正形成“放、管、服”的政府治理新格局。

中国社会的多元发展所形成利益群体多元化，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挑战，作为由庞大、多元化利益群体所组成的社会领域，政府治理必须走出传统管制误区，向政府授权、社会主体多元参与转变，从而形成在社会领域的多元共治局面。社会事务的庞杂性，决定着政府行政体系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改变传统万能政府心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构建法治化经济边界和行为边界。

(五)立足国情，强化国家治理中的全球向度

中国领导人在参加法国召开的全球治理论坛中指出，中法两国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应该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民主有序地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惠互融，不可分割，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必须注重全球化背景下、信息化条件下，统筹国内发展与国际大环境之间的关系，充分借鉴、利用世界各国处理本国问题所积累的有益治理经验。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提升国家治理的运行水平和运行质量，才是解决国内外发展问题的应然路径。

首先，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一个封闭运行的体系，而是一个在开放中不断变革、发展的体系。国家有硬性行政边界，但治理是跨国界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中靠一国之力解决治理所有问题。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经济要素的跨界流动，国家治理体制机制愈来愈受全球环境影响和制约。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劣，高度依赖国际化进程中治理要素跨界流动带来的战略机遇。因此，增强国家治理全球向度，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成效必由路径。

其次，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从简单农业生产逐步转变为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农耕文明被工业文明所替代，社会运转形态发生质的飞跃。就这一成就而言，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外贸出口型经济模式功不可没。但同时，对于世界经济大环境的依赖，也导致国内市场运行与发展受世界经济运行质量深度影响。市场经济运行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心领域，直接影响着体系完善与运行质量。因此，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而言，必须吸收、借鉴和创新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治理经验。

综上所述，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结合，始终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置于国际国内两个环境下，立足国情，强化国家治理的全球向度，以推陈布新的勇气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